一切都完啦!好吧,他愿意留在柏林。他愿意亲自保卫第三帝国首都。谁愿意走,就可以走。他愿意在这里以身殉国。
别人表示不同意。他们说,如果元首退到南方去,还是有希望的,在南方,斐迪南·舒埃纳尔元帅在捷克的集团军和凯塞林所率领的大量军队仍然完整。已离开柏林到西北去指挥军队的邓尼茨和希姆莱(我们将要看到他正在为自己打算)都打电话来敦促元首离开柏林。甚至里宾特洛甫也打电话来说,他要搞一次拯救全局的“外交妙计”。但是希特勒对他们已经没有信心了,甚至于对他的“俾斯麦第二”也失掉信心了——这是他以前在一时兴到为之的时候曾经称呼他那外交部长的名字。他对大家说,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为了向他们表明他的决定是不能收回的,他叫了一位秘书来当场面授了指示,并命令马上广播出去。这个指示宣称,元首将要留在柏林,保卫它到底。
随后希特勒把戈培尔叫来,他邀请他、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从他们在威廉街花园的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公馆中迁到“元首地下室”来。他知道,至少这位狂热的忠实的追随者和他的家属是愿意同他坚持到最后的。接着,他翻阅文件,把他认为应该毁掉的检出来交给一名叫尤利乌斯·夏勃的副官带到上面花园中去烧掉。
最后到了那天晚上,他把凯特尔和约德尔叫来,命令他们到南方去指挥残余军队。在战争期间一直在希特勒身边的这两位将军和最高统帅最后告别时的情况都留下了很生动的记载。
当凯特尔说他不愿意离开元首他去的时候,希特勒回答说:“你要服从我的命令。”一生中从未违抗过元首命令、甚至叫他去搞罪恶滔天的战争犯罪行为时也唯命是从的凯特尔没有再讲下去,但不那么俯首贴耳的约德尔却憋不住了。虽然他对元首忠心耿耿,替他卖了不少力气,但仍保留了一点军人传统。在他这个军人看来,最高统帅是在放弃他对军队的指挥,在大难临头之时推卸自己对他们的责任。
“你在这里没有办法指挥,”约德尔说,“你身边没有进行领导的参谋部,怎样进行领导?”
“那么,戈林能够在南方把领导责任负起来。”希特勒反驳道。
当有人指出没有一个士兵愿为那位帝国元帅作战时,希特勒打断他的话:“你说的作战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仗好打的!”甚至疯狂的征服者眼睛里的阴翳也终于消失了,或者说至少是上天在他平生最可怕的最后几天中使他清醒了一阵子。
希特勒在4 月22日的大发雷霆以及他留守柏林的最后决定引起了一些反响。在柏林西北的霍亨里亨的希姆莱,从党卫队派驻大本营联络官赫尔曼·菲格莱因打来的电话中获得了第一手消息,他对部下大喊道:“在柏林的人全都疯了!我现在怎么办?”
“你马上到柏林去。”希姆莱的重要部下之一、党卫队办公厅主任戈特洛勃·伯格尔说。伯格尔是那些真诚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头脑简单的德国人之一。他哪里知道他的可敬的首长希姆莱,在党卫队瓦尔特·施伦堡将军的鼓动下,已经与瑞典的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联系,商洽西线德军的投降问题了。“我要到柏林去,”伯格尔对希姆来说,“你也有责任去。”
那天晚上到柏林去的是伯格尔而不是希姆莱。他的柏林之行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因为他第一手描绘了希特勒在重大决定之夜的情况。当伯格尔到来时,俄国炮弹已经在总理府附近爆炸起来。他发现元首“沮丧不堪,完全垮了”,不禁大为震惊。他对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表示敬意,他说:“在人民赤胆忠心地长期作战之后,谁也不能抛弃他们。”可是这句话却引起元首又发了一顿脾气。
[伯格尔后来追述说]元首一直一言不发,这时忽然尖叫起来:“大家都欺骗了我!没有人告诉我真实情况!军队欺骗了我!”……他继续不断地大声喊叫。他的脸色又青又紫。我想他随时会晕倒下来……
伯格尔也是希姆莱战俘管理处的处长。在元首恢复平静以后,他们讨论了有关一批重要的英、美、法战俘,哈尔德和沙赫特等德国犯人以及前任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等人的命运问题。这些人正被运往东南以免落入进犯德国的美军之手。伯格尔那天晚上要飞到巴伐利亚去主持此事。他们两人还谈到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已经有分裂主义者暴动的消息。一想到在他的原籍奥地利和第二故乡巴伐利亚竟会发生叛变,希特勒又痉挛起来了。
[伯格尔写道' 他的手、腿和脑袋都在颤抖;他继续不断地喊:“把他们统统枪毙!把他们统统枪毙!”
到底这个命令是枪毙所有的分裂主义者,还是所有的重要囚犯,还是一起都在内,伯格尔并没有搞清楚,但是这位头脑简单的人显然认为应该包括所有的人在内。
戈林和希姆莱试图取而代之
科勒将军没有参加4 月22日的元首军事会议。他要照顾空军,“除此之外,”他在日记里写道,“一天到晚受侮辱,我也受不了。”
科勒在地下避弹室的联络官埃卡德·克里斯蒂安将军于下午6 点15分慌慌张张地打电话给他说:“这里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对战争最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两小时以后,克里斯蒂安来到柏林郊外维德派克一瓦尔德的空军司令部,亲自向科勒报告:“元首已经垮了!”克里斯蒂安,这位和希特勒的一位女秘书结婚的忠诚纳粹分子急得喘不过气来,除了断断续续告诉科勒,元首决定以身殉国并焚毁文件外,别的甚么也说不出来。于是空军参谋总长不顾英国空军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的轰炸,即刻动身去见约德尔,想弄清楚那天地下避弹室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科勒在柏林与波茨坦之间的克拉姆普尼茨(没有最高统帅的最高统帅部的临时大本营现在设在这里)见到约德尔,约德尔把全部悲剧告诉了他。同时他还对科勒透露了一件还没有人告诉过科勒的事情。这件事在以后几天疯狂的日子中还产生了一个戏剧尾声般的发展。
“至于说到[和平]谈判,”希特勒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戈林比我能搞得更好些。戈林是精于此道的。他很会和对方打交道。”约德尔现在把这些话重复给科勒听。
这位空军将军认为他有责任马上飞到戈林那里去。由于敌人有监听站,用无线电通话说明新发生的情况是既困难又危险的。戈林在几年以前就被希特勒正式任命为他的继承人、现在元首又有意叫他去担任和平谈判的事,这是丝毫不能耽搁的。约德尔同意这种看法。4 月23日早晨3 点30分,科勒坐了一架战斗机飞往慕尼黑。
中午时分他到了上萨尔斯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戈林。这位正在期待(说得好听一点)继承之日到来的帝国元帅竟出乎意料地小心谨慎起来。他说,他不想上他的“死敌”鲍曼的圈套;从事情的发展来看,他的谨慎是有根据的。他已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我现在行动起来,”他对他的顾问们说,“我可能被斥为卖国贼;如果不采取行动,就要被指责为在危急存亡关头没有尽到责任。”
戈林把住在伯希斯特加登的总理府国务秘书汉斯·拉麦斯召来,征求他在法律上的意见;他又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1941年6 月29日希特勒的命令。
这道命令规定得明明白白,如果希特勒死去时,戈林将是他的继承人;如果元首不能视事时,戈林将代表他。大家一致认为既然希特勒留在柏林等死,在最后时刻与各个军事指挥部和政府机构割断了联系,他已不能视事,因而戈林根据这道命令有明确的责任把权力接管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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