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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日出”行动而导致的频繁的电报往来似乎只是进一步恶化了形势。“耶稣受难日”那天,罗斯福又收到了一封电报。斯大林在电报中指控说,因为阿斯科纳会议的召开,致使德国人趁机从意大利抽调了三个师派往东线。(1)他还抱怨驻意大利的盟军没有遵守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从东、西、南三面同时向希特勒发起进攻的协定。
……这一情形激怒了苏联指挥部,也威胁着彼此的信任……在这种形势下,盟国之间不应相互隐瞒任何事情。
恼怒的总统要马歇尔和莱希起草一封回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被斯大林的指控弄得忧心忡忡,害怕同俄国公开决裂会成为“妨碍德国军队迅速崩溃的唯一奇事”。他们起草了一封回电,并且尽力使其既是强有力的又是希求和解的。
……我必须重申,伯尔尼会晤(2)的唯一目的是与有能力的德国军官建立接触,而不是为了开始任何谈判……这整件事是由一名被视为希姆莱亲信的德国军官主动发起的。当然,他唯一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在盟国之间制造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他达成这一目标。我相信,关于目前的形势和我的意图,以上这些直截了当的说明可以减轻您在3月29日的电报中所表达的忧虑。
斯大林担心,如果允许德国人迅速投降,在意大利北部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就会遇到麻烦。这种担心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斯大林显然收到了他在瑞士的间谍发回的许多假情报,因此,4月3日,他又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作为盟友发给盟友的电报,它实在令人惊骇。斯大林在电报中非常公开地谴责西方盟国在玩一场骗人的游戏。
……您断言到目前为止,谈判并没有开始。显然,您的消息不太灵通。据我的军事同僚看来,根据他们掌握的情报,他们确信,谈判不但已经开始,而且已同德国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借此,德国西线指挥官凯塞林元帅将向英美军队敞开西线,使其得以向东面推进;作为交换,英国人和美国人则答应,对德国人放宽停战的条件。
我认为,我的同僚们的看法与事实真相出入并不大。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会把苏联指挥部的代表排除在伯尔尼(阿斯科纳)会谈之外。
我同样无法解释的是英国人的缄默态度。他们让您来与我就这件令人不快的事通信,而自己却默不作声。据我所知,伯尔尼谈判是英国人首先提议的……
艾森豪威尔最近就柏林问题写给斯大林的充满合作精神的信,可能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怀疑。斯大林继续挖苦地指出,在瑞士的“谈判”使得盟军“几乎没遇到任何抵抗”便推进到了德国核心地区,而东线则一直在进行激战。
有一个美国人强烈地感到俄国人不会在这一问题或其他问题上轻易让步,这就是艾夫里尔·哈里曼。斯大林的电报刚到他手里,他便立刻致电国务院,说苏联人完全是从他们自身利益的角度自私地看待所有事情。
……我军解放的地区,如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食品供应非常困难。而相比较之下,红军解放的地区,供应条件据说却令人非常满意。他们公开宣扬这种形势对比,为的是他们自己政治上的好处……因此,我遗憾地得出结论,我们应遵循的政策是,首先照顾西方盟国和我们要负责的其他地区,把剩下的地方交给俄国。
支援反对集权主义的各个民族,并且阻止苏联渗透的唯一方式,他说,就是帮助这些民族迅速实现经济稳定。
……因此我建议,我们要正视现实,并相应地制定我们的对外经济政策……
这些结论被呈交给了总统。无疑,它们对总统4月5日致电斯大林一事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这是总统自开战以来发出的最为咄咄逼人、最为愤怒的电报:
……让人震惊的是,苏联政府似乎相信,我已同敌人达成一个协议,而且没有事先征得阁下的完全同意。
……如果在损失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后,在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刻,竟有这样一种怀疑,这样一种彼此缺乏信任的气氛来损害我们的事业的话,那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之一。
坦白地说,您的情报人员,无论他们是谁,竟如此卑劣地歪曲我和我深为信任的部下的行动,我无法不对他们表示极大的愤慨。
拿到这封电报的复本时,丘吉尔简直乐不可支。他认为,其中最后一句话,“似乎很像罗斯福本人愤怒时的形象”。他立即写信给总统,说他“对斯大林竟给总统发来如此侮辱美国和英国名誉的电报而感到震惊”。同时,他还给斯大林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电报的结尾说道:
……我和我的同僚都认为,总统回电的最后一句话即我们心中所想。
哈里曼在第二天写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报告说,美国持续采取的“宽宏大量和体谅周到的态度”竟被苏联人看成是软弱的标志。他声称,“苏联人对于有关我们利益的事,几乎每一天都会表现出公开侮辱和完全漠视的态度,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他强烈敦促采取报复手段,以使苏联人认识到,他们不能“继续坚持他们当前的态度,而不付出高昂的代价”。
哈里曼坚信,只有采取强硬的政策才能与苏联人共事。斯大林给罗斯福那封有“如此卑劣地歪曲”一语的电报的回电证实了他的这种看法。斯大林显然因总统那种受到伤害却仍咄咄逼人的语气而心烦意乱,试图缓和一下局势。
……我从未怀疑过阁下的正直或是可信赖性。同样,我也从未质疑过丘吉尔先生的正直和可信赖性。
但是他仍然认为,应该邀请俄国人参加在瑞士召开的会议,并且坚持他的这一看法是“唯一正确的看法”。他还争辩道——有几分正确性——德军在西线抵抗的日益乏力并不仅仅是由于“它们事实上已被击败了”。
……德国人在东线有一百四十七个师。他们可以安全地从东线抽调十五到二十个师去增援西线的力量。然而,他们却始终没有这样做,将来更不会这样做。他们为了守住增列尼采而与俄国人殊死战斗。而增列尼采只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无名车站,对于他们来说就像膏药对于死人那样无足轻重。但他们却未加抵抗便放弃了德国心脏地区诸如奥斯纳布吕克、曼海姆和卡塞尔等重要城市。您一定会承认,德国人这种行为非常奇怪,无法理解。
斯大林还给丘吉尔发了一封带有挑衅味道的道歉电报:
……我的电报都是以个人名义发的,并且非常秘密。这可以使我清晰坦率地直抒胸臆。这正是秘密书信往来的优势。但是,如果阁下把我所有坦率的言辞都视为侮辱,那么将极为不利于这种书信往来。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我过去和现在都无意侮辱任何人。
同一天他发给盟国的其他电报,虽然表面上是挑衅性的,但也表明他准备变得更加通情达理。例如,他告诉罗斯福,由于“英国和美国大使背离克里米亚会议的指示”,波兰问题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然而,之后他又表示,他将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别的原因,那么,正是总统“如此卑劣地歪曲”的怒吼,在苏联引起了一种积极的忧虑。
看了这封关于波兰问题的电报后,罗斯福立即致电丘吉尔:
……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斯大林这一态度的含意,以及接下来我们应采取什么策略。如果不跟您商量,我当然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也不会发表任何声明。我知道您也会这样。
两人——终于一致——感到斯大林的态度已经改变了很多,按照丘吉尔的说法,足以提供“取得进展的某种希望”。
在外交家们争吵不休的同时,英—美—法军队粉碎了整条德国西线。这一成功并未平息英国指挥官们对关于柏林问题的决定的反对。当艾森豪威尔的代表,皇家空军元帅A。W。特德爵士于4月3日前来参加英军指挥官会议时,他试图据理解释艾森豪威尔的行动。他指出,艾森豪威尔是出于迫不得已才直接与斯大林通信,这仅仅是因为蒙哥马利发布了一条矛盾百出的关于部队行动的指示。
“我非常震惊,艾克竟认为必须请斯大林来控制蒙哥马利。”布鲁克讥讽地反驳道。
第二天,英军指挥官们在一封长长的电报中要求他们的美国同行,要重新考虑“英美军队尽快攻占柏林的愿望”。但是,丘吉尔希望能了结这场争论。他确信美国人绝不会改变主意。4月5日,他致电罗斯福说:
……我认为这场争论已告结束,为了向阁下证明我的诚意,我要引用我所懂得的有限几句拉丁格言之一,即“情人的争吵乃是爱情的一部分”。
但是,几个小时后,在发给罗斯福的一封表面上是讨论“日出”行动的电报中,他按捺不住地又提起了柏林问题。他说,他们应该“在尽可能靠东的地方同俄国军队会师,并且,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攻进柏林”。
艾森豪威尔同样不能让此事不了了之,他继续给马歇尔发去冗长的解释,但对方已不再需要什么武器来应付英国的反对了。就连蒙哥马利也开始相信继续争论没什么好处。他好心地致电艾森豪威尔:
我很清楚您想要什么。我将彻底粉碎北翼,尽我所能吸引敌军,使其远离布雷德利的主攻。
辛普森将军的第九集团军正迅速向易北河和柏林挺进。他不知道,德国首都已不再是盟军的最终目标了。所以,当布雷德利命令他停下来“喘一口气”时,他丝毫都没有怀疑。几天后,布雷德利又打来电话,告诉他:“前进!”于是辛普森便命他的参谋部“全速向柏林推进”,并决定让艾萨克·怀特将军的第二装甲师和第三十或第八十二步兵师从马格德堡沿高速公路发起最后冲锋。他有充足的物资,有载重十吨的卡车,而且官兵的状态都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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