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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剃刀的边缘（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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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朱可夫正在为总攻柏林做着准备之时，东北战线出现了将近两个月的相对平静的局面。海因里希利用这一间隙努力修补着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薄弱防线。从红军俘虏的口中，他得知在总攻发起前的几天，红军将在屈斯特林—法兰克福地区发动规模较小的试探性攻击。当这些攻击按预定方案在4月12日开始时，海因里希着手实施了他从法国人那里借鉴而来的战略：布塞被命令等待三天，随后在黑暗的掩护下把他的第九集团军撤至奥得河对岸的山脊，只留下一支最基本的部队。

在秘密撤退的几个小时之前，一位不速之客，阿尔伯特·施佩尔，来到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设在普伦茨劳附近的指挥所。

“很高兴你能到这里来。”海因里希欢迎他说，“我的工程兵指挥官接到了两个互相矛盾的命令。”

“我正是为此而来。”施佩尔答道。然后，他解释了他为什么故意下达不明确的命令：他想为战地指挥官们提供一个借口，让他们可以不理会希特勒的“焦土政策”。

海因里希说，他不会无谓地摧毁任何德国的财产。“但是，那些省长的态度如何？他们不在我的权限之内。”

不过，施佩尔仍然希望将军可以施加自己的影响，阻止这些党的官员采取行动。海因里希答应尽力而为，但又说，由于军事上的原因，他本人也可能不得不炸毁一些桥梁——特别是柏林附近的那些。他建议两人来到外边的办公室，意外的是，柏林的指挥官赫尔穆特·雷曼上将（相当于美国的中将）正等在那里。是海因里希要他来前线的，这样两人就可以讨论一下防守柏林的一些具体问题。

雷曼告诉他们，他在首都只有九十二个缺乏训练的营，都是人民冲锋队，“我有一支相当强大的高射炮部队，两营卫戍部队，以及几支所谓的警报部队。”后者是由职员和厨师拼凑起来的一些小部队，“这就是我的全部兵力。噢，对了，我还有几辆坦克。”

“俄国人进攻时，你会怎么做？”施佩尔问。

“我必须炸毁柏林的所有桥梁。”

施佩尔皱起了眉头。“将军，”他说，“你有没有意识到，炸毁这些桥梁，就是破坏二百多万人必需的整个公共服务设施？”

“但我还能做些什么？要么炸桥，要么掉脑袋。我已用生命担保要守住柏林。”

施佩尔提醒他，这些桥上有水管、煤气管道和电缆。如果它们被摧毁，那么医生就无法进行手术，生命就会终止，甚至连饮用水都没有了。

“但是我已经宣过誓，我必须执行这一命令。”雷曼苦恼地说。

“我禁止你炸毁任何一座桥，”海因里希明确地说，“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必须和我联系，请求我的许可。”

“这固然很好，将军，但是，如果我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时，该怎么办呢？”

“让我们看看地图，”海因里希建议道。他指向几座没有煤气管道和电缆的桥，“如果形势严峻，你可以炸掉这些桥。除此之外的任何一座桥都要经过我的同意。”

施佩尔很满意。雷曼也放心了。有其他人担起了责任。

地下掩体里正在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希特勒向大家透露了一项拯救柏林的奇特战略：德国军队向首都撤退，建立一个坚固的防御中心，这必然会诱使俄国部队追踪而来。这样的话，德国的其余武装力量便能摆脱压力，并得以从外部进攻布尔什维克。

“俄国人的战线过长，因此，我们定能打赢柏林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他自信地说道，“这将把俄国人排除在即将到来的和平谈判之外。”至于他本人，他将留在城里，以鼓舞守卫者们。几名与会者催他去贝希特斯加登，但希特勒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作为国防军总司令和全国人民的领袖，留在首都是他的义务。

他起草了一份长达八页的公告——这将是他写给战士们的最后一份公告——然后把它交给了戈培尔。宣传部长读着这份草稿，就连他都认为实在太夸张了。他想用一支绿铅笔改动一下，但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将草稿扔进了废纸篓。后来他又把它捡了出来，进行了一些修改。他没费力气去征求元首对最后定稿的意见，径自将这份文件散发到了前线。

东线的战士们！

我们的死敌——犹太—布尔什维克——已发动了大规模的总攻。它妄图粉碎德国，消灭德国人民……

在未来的几天里，几个星期里，如果东线的每个战士都尽到自己的职责，亚洲的总攻就一定会失败……

柏林仍然属于德国，维也纳将重回德国怀抱，欧洲永远不会属于俄国……

此时此刻，全体德国人民都在注视着你们，我东线的斗士们。并且，他们希望，通过你们的顽强，你们的热忱，你们的武器，以及你们的领导阶层，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可以被溺死在血泊之中。在命运之神将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犯（罗斯福）带离这个世界之时，这场战争的转折点便已被决定。

阿道夫·希特勒

在离开莫斯科去见杜鲁门的前一天晚上，哈里曼拜会了斯大林。在漫长的会晤结束时，哈里曼提及，德国人宣称红军计划立即再度向柏林进攻。

“我们的确即将发起这样一场攻势，”斯大林承认，但他试图否定这次进攻的重要性，于是以一种并不赞成的语气说道，“我不知道它能取得什么样的胜利，但是，正如我之前所告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我们打击的重点是德累斯顿方向。”

就在斯大林说这番话的同时，朱可夫正在做着全力进攻柏林的最后准备。大量火炮和迫击炮集结到了奥得河以东，准备织成一张这场战争里最大的火炮射击网。东岸还布下了四千辆坦克，其中大部分已准备好渡河进入屈斯特林—法兰克福地区。屈斯特林两侧安放了一千七百五十盏照明距离为三英里的探照灯——以便为沿大路向柏林挺进的主力部队照亮道路，并且扰乱防守者的视线。

在朱可夫的战地指挥部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一次高级军官会议即将召开。弗拉基米尔·尤拉索夫中校是其中军衔最低的，只是碰巧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是建筑工业设备部的一名官员，这个部隶属于负责拆除德国及其卫星国经济设施的专门委员会。他的工作是将攻占的水泥厂完整无损地运往苏联，以便进行战后重建工作。他已从波兰运回了很多水泥厂，每年足可生产一百万吨水泥。

后来的苏联总理尼古拉·布尔加宁将军第一个发言：“战争没有结束！我们打败了希特勒，但没有打败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我们需要第二战线，但资本主义者们拒绝把它给我们！这让我们损失了几百万兄弟！”

朱可夫默默地坐在那里，其他将军则一个接一个地起身鼓励与会者们。“现在，美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其中一人说道，“我们已摧毁了法西斯主义的根基。现在我们必须摧毁资本主义的根基——美国！”

海因里希防线上最为重要的一处可能就是希娄村了，该村以南不远便是奥得河西岸。屈斯特林—柏林公路沿着山坡穿村而过。朱可夫计划在这条公路上发动最猛烈的进攻。只要红军抵达山顶，便可以看见一条几乎畅通无阻的大道直达柏林。

希娄防守部队的质量最为清楚地阐明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糟糕的状况：战士们都是戈林的第九伞兵师的新兵，只受过两个月的步兵训练。连队的军官们都是前任飞行员，虽然斗志昂扬，但对陆军战术却一窍不通。

守卫者的一个典型便是十八岁的格哈德·科德斯，一个中学校长的儿子。他所属的团是匆忙拼凑起来的，刚刚在东面的山脚下布下了阵地。战士们只有手榴弹、冲锋枪、步枪和火箭筒作为武器，还有六门四英寸口径的高射炮和几门反坦克炮做支援。

4月15日晚上，俄国人零星的炮火开始落在他们的阵地上，但上级只是命令他们挖掘更深的战壕。他们丝毫不知，德军主力正在秘密向山脊撤退，而他们只是被留在前线佯装主力。凌晨两点，两万两千门俄国远程大炮和迫击炮突然在宽达七十五英里的战线上开了火。火力最为密集的中心区域就在希娄前方。科德斯万分恐惧，觉得似乎每一寸土地都被掀了起来。

突然，炮火停止了，灯光照亮了屈斯特林—柏林公路两侧。数百辆坦克向山脊隆隆涌来。在黎明前的昏暗之中，德军防线前大约六百码处那块泥泞的平地上，散兵坑里的德军士兵开始纷纷往回跑，与科德斯擦肩而过。他们喊着：“俄国人来啦！”科德斯从他的散兵坑里向外张望，眼前是一幅让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举目望去，遍地都是大型坦克。第一批坦克越来越近，这时，他看见第二批又开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一群群大步慢跑的步兵。

正在此时，突然传来一阵惊人的咆哮。山顶上，数百门德国高射炮压低炮管，向俄国人倾泻着致命的炮弹。坦克接连中弹起火，上面的战士们直接被炸飞。幸存的步兵则仍旧尖叫着往前冲锋。航空兵向他们的队伍开了火，红军士兵开始胆怯起来。几辆T-34坦克突破了防线的侧翼，试图沿着柏林公路爬上山顶，但很快便被炸毁。黎明时分，遭到重创的进攻者撤退了。

年轻的航空兵们损失很小。他们充满信心，甚至有些骄傲了起来。这很不错，科德斯想。不过，当命令从一个散兵坑传到另一个散兵坑，要他们匍匐着撤向山脊时，他和他的战友们还是心怀感激。爬到一半时，他们被领到了丛林中的阵地。他们的正面是视野开阔的山坡，便于射击，身后则是可以藏身的树林。他们感觉很安全，却并没意识到，即使在这次撤退之后，他们仍然是海因里希防线的最前沿——几个小时之后，他们便将再次成为朱可夫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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