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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810世纪的宗教与武术家700年960年（第1页）

八世纪的佛教、道教及诸宗教

佛教与道教绵延数个世纪的斗争，在武曌的时代后，终于告一段落。作为劳西乌斯的后裔，李氏诸帝再一次恢复了道教的至高地位。不过，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也同样是弥勒佛化身的武曌皇帝的子孙。武曌死后，仍然被作为一位伟大的皇后隆重地和先夫合葬。正如上章所阐述的，中宗对于佛教也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但耐人寻味的是，禅宗的传承系统在玄宗李隆基（713年—756年在位）统治初期被动摇了，慧能的传人，所谓南宗的神会向北宗的神秀传人挑战，并宣称自己才是达摩的真正继承者。李唐帝国明确倒向了神会一边，从而给予了神秀系统致命的一击。慧能的学说成为最流行的佛教哲学，慧能以主张“顿悟成佛”为名，事实上否定了达摩学说中通过长期静坐而集中精神的禅定主义。这一点对于佛学本身或许只是学术性的争论，但对于佛教武学却有毁灭性的影响。至少佛教武术家长期进行内力修习的宗教合法性基础被取消了。

南宗禅学的盛行使得少林寺在佛教中成功地被边缘化，并在之后几百年中一直保持沉寂。有理由认为，这一点和帝国政府的授意不无关系。神会和官方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756年发生的内战中曾经积极筹募军费。在神会于760年死后，他被官方加封为禅宗的第七代祖师。此后南宗取代了北宗的地位，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

另一方面，道教也正在发生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在道教运动初期盛行的粗糙的信仰模式和朴素的修炼方法，正在被日益精密的形而上学理论所改造。这一点无疑受到大乘佛教的影响。成玄英、蔡子晃、黄玄颐等道教理论家，逐渐将反思和冥想的佛教禅定方法应用道教的宗教实践上，他们被称为重玄主义者（meta‐metaphysicians），投身于双重超越（tran‐transcendentalism）的事业中，既是对世间生活的超越，也是对彼岸世界的超越。第一重超越克服了世俗生活的诱惑，而使学者进入到对自我身体和心灵深层结构的把握中，第二重超越克服了对于神道信仰和成为先人的目标的执着，而趋向一个更为纯粹的结构。亦即为超越自我而超越自我。这一点和禅宗的反信仰主义一起，共同导致了一个戏剧性的结果：武学，或者更广义地说，把握人类心灵和身体之学术，从宗教母体上脱落，在破除一切外在膜拜的心灵自省中，和武术修习结合起来。

一部佚名的重要作品《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鲜明地反映出这一时代特征。这部作品只有几百个单词，全文如下：

人能清静，天下贵之。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而不能者，心未澄，欲未遣故也。能遣之者，内观于心，心无其心；外观于形，形无其形；远观于物，物无其物。三者莫得，唯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既无其无，无无亦无。湛然常寂，寂无其寂。无寂寂无，俱了无矣，欲安能生？欲既不生，心自静矣。心既自静，神即无扰。神既无扰，常清静矣。既常清静，及会其道，与真道会，名为得道。虽云得道，实无所得。

人们或许会怀疑，这些晦涩的宗教语言与武术世界是否有任何关系。但是通向艰深的人体科学的唯一路径，就是对人类身体的精确掌控，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首先达到对人类心灵之躁动的驱除。宗教家们发现，人类可以用意志来驱除这些躁动：欲望、情绪、杂念等等。但是这样必须付出让意志掌控一切的代价，正如一个响亮的声音驱散了其他一切噪音，但却使得真正的安宁变得更加不可能。为此，必须进行第二重的超越运动，亦即从意志的控制中超越出来。让心灵和身体抒发自身。而佛教和道教的反意志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关键条件。当修习者投入到“清静”的境界中，即连意志也沉寂的时候，庄周所描述的天籁之音就能够被听到，修习者可以感受到“元气”在人体的十二经脉内永恒不息的循环运动，令人心醉神迷。

除了在哲学和人体科学上突飞猛进的佛教和道教外，公元8世纪中国的宗教舞台上还有一些较为次要，却绝不能忽视的其他成员。譬如基督宗教的聂思脱利派在李世民的时代渗透到了远东，并进入了中国本部和蒙古高原，最后到达朝鲜半岛。一些史学家甚至提出他们可能到达过日本。他们在中国被称为景教，即“光明之宗教”。武曌曾热心地扶植这一宗教，尽管她本人可能从来没分清楚景教和佛教的区别。无论如何，到了8世纪初，已经有大批基督宗教的教堂和修道院矗立在中华帝国的核心地带，并吸引了许多从贵族到平民的信徒。著名的郭子仪将军据说就是一个景教徒。

另一方面，自从穆罕默德的时代以来，伊斯兰的信仰一直以令人惊诧的速度在扩张中。这一信仰首先以阿拉伯帝国的军事活动，其次以阿拉伯商人的商业交通，迅速与中华帝国发生了接触。帕米尔高原成为中国和阿拉伯帝国争夺的前线，与此同时，许多阿拉伯海商通过马六甲海峡，来到属于中国的东京湾，和中国人进行贸易。但是在史料中鲜见伊斯兰教的传教记录。在唐时代，伊斯兰教基本上只限于穆斯林侨民中，而不能进入中国人的信仰市场。这或许是因为伊斯兰教以军事征服为主体的传教方式在鼎盛的中华帝国面前并没有用武之地。

不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另一个姊妹宗教取得了比它们大得多的成就。这就是波斯人摩尼（Mani，216—276）在中东建立的摩尼教，这一信仰宣称光明与黑暗在永恒的斗争中，而灵魂所堕入的世俗世界已经陷入黑暗，必须通过纯洁的信仰才能得到救赎，使灵魂返回光明世界。694年摩尼教进入了中国，并加入到对武曌的造神大合唱中。为此它主动改造了自己的信仰，将拯救世界的明尊和弥勒佛等同起来。在二十年的时间内，摩尼教的传教运动迅速展开了。但这一切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当玄宗在位时，他表现出对于摩尼教的厌恶，断定这一信仰完全是伪装成佛教的异端邪说，并在732年下令禁止。62摩尼教和帝国政府的第一个蜜月期结束了，然而这仅仅是这一奇特的信仰在中国诡谲莫测的命运的开始。

唐代诗人与武术

8世纪，当唐帝国进入鼎盛时期，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游侠文化的全面复兴。商业的发达和科举制度的推广显著地鼓励了青年人走出家乡，到广阔的世界去闯荡。一个不甘心农民命运的青年，可以加入军队，在咸海之滨和从所未见的外族搏杀，用血汗博取军功，也可以登上载着丝绸和香料的商船，到东南亚去和美丽的马来少女调情。当然，最具有吸引力的还是前往帝国的中心长安，通过典雅工整的诗句博得丞相和皇帝的欢心，成为受人尊敬的帝国官员。即使是在考场上失败的考生，只要有足够的钱，也可以浪荡在扬州或广州的酒馆里，结识各色各样朋友：诗人、妓女、道士、和尚以及侠客。在帝国境内和境外，社会交往的网络再次活跃起来。在宗教运动中诞生的武学之火种源源不断地向四面八方传播。

李白（701年—762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他代表着中国的诗歌传统，表现出对于游侠和武术家的高度敬仰。他是帝国皇室的远亲，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在幼年时代迁到四川居住，在那里他不仅学习了传统的儒家经典和文学著作，也接触了占卜、道法及剑术等非主流的知识。在他的少年时代，曾经失踪过一年多，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跟随一位叫作赵蕤的侠客学习。不久，他又和另一位道士一同在山林中隐居。当他成人后，就带着道经和匕首，开始了在帝国境内的大旅行（GrandTour）。他曾经杀过人，并以此自豪。“我愿意将身体托付在银色的刀尖上。”李白曾写道，“在红色的尘埃中夺走人的生命。”63

诗人李白本人或许只有相当有限的武学成就。但他对于道教武学和侠客精神的推崇使他成为武术世界在精英文化中的代言人。他的一首名作“游侠之歌”一直被武学家们视为对自身的最高赞誉，这首诗在武侠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全文翻译如下：

赵国的骑士，匈奴的头盔，

吴国的弯刀，冰雪般明亮，

银色的鞍辔，雪白的骏马，

少年啦飞驰，如同流星。

每走十步就谋杀一个人，

就这样走上一千英里。

当一切结束后，洗去衣服上的血迹

再也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

闲暇，与信陵大人对坐，

脱下宝剑，横在膝前，

用烤肉招待朱亥，

也劝侯赢痛饮美酒。

说出的承诺，在三杯酒后

让五岳的山脉也显得轻浮。

眼睛中有花朵，耳中感到热量。

磅礴元气，化为一道白色的长虹。

挥动黄金之锤，拯救国家，

让整个都城为之震惊。

一千年来，两位雄壮的游侠。

给大梁城以荣耀。

即使死去，游侠的骨骼仍然散发香气。

无愧于世间的英豪。

可是有谁呵，能够在书斋中，

研究玄妙的经典，直到满头白发？

这首诗有若干有趣的矛盾之处，一方面显然是在歌颂游侠的自由奔放，以及对正义的维护。另一方面，似乎作者也意识到，要在武术学上取得过人的成就，成为杰出的游侠，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对道教形而上学加以精深掌握。这是将8世纪的意识投射到千年前的结果，当时的游侠已经被武学所严格地武装起来。正是在武学上永无止境的追求，成为游侠们的最高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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