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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部分（第1页）

会议中间，中国代表顾维钧恳请各国从道义上、物质上、经济上对日本施加压力，对中国实行援助。苏联代表要求对侵略者采取集体措施，实行制裁。

但英、美、法等国都怕得罪日本，拒绝对日本采取行动。英国代表艾登重申，英国决不带头行动；法国代表德尔博斯担心制裁日本，会引起日本入侵印度支那；美国代表戴维斯则认为，即使日本统治中国，美国也不值得与日本开战。

11月24日，历时3周的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只是重申“九国公约”原则，并要求停止战争行动，但对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未敢指出，中国没有得到任何援助，日本也没有受到任何制裁，会议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大失所望。中国代表顾维钧事后写道：

中国“是非常失望的，主要不是因为会议本身不能有任何作为，而是由于在远东有巨大利益的大国不愿采取任何措施来抑制日本，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世界和平事业和利益本应采取的。”＇《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6页。＇

布鲁塞尔会议是一次开比不开更坏的会议，使日本摸到了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的底牌，因而放胆扩大侵略。就在会议前后，日军攻占上海，逼近南京，在长江炸沉、炸伤美英军舰和炮艇各1艘，这是对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的莫大讽刺。

三、德、意法西斯支持日本灭亡中国

日本侵略中国得到德、意法西斯国家的支持。由于德意与中日两国的利害关系不同，其对中国初期抗战的态度也有所区别。

“七·七”事变前，德国虽然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政治联盟，但是它同中国政府的关系仍较密切。“七·七”事变爆发后，德国一方面担心日本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从而失去它作为德国盟友的意义；另一方面担心日本独占中国会使德国失掉在华经济利益，所以，在战争初期希恃勒不赞成日本的行动。7月20日，德国外交部宣布，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

28日，德国外交部次长魏茨泽克指出：“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同时，德国继续执行中德贸易协定，供给中国作战物资，德国军事顾问团继续留在中国服务，日本对德国的这种态度极为不满，一再要求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停止给中国输送军人，甚至扬言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因此，希特勒决定一面继续履行中德贸易协定，攫取中国战略资源；一面命令驻华军事顾问下准参加前线作战，为尽量消弭中日战争而努力，其目的在于既不使中国赤化，又不失去日本。但是随着10月德英秘密谈判的中断和英德矛盾的加剧，希特勒为了对抗英美而作出了改善德日关系、加强两国联盟的决定。他宣布“在远东问题上，原则上赞成与日本合作的主张。”＇威廉·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第243页。＇

11月18日，德国政府根据希特勒的指令，推迟所有德中军人贸易及工业贸易谈判，并部分停止德中原订军火贸易合同的履行，停止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同月，德国拒绝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

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同时在演说中称：“德国为抵抗共产主义，始终认为要尊重日本为一种保障的力量”，“德意两国再和日本联合，便成了阻止苏联布尔什维克势力继续扩展最坚强的力量”。＇国民党执委会宣传部：《中日战争与舆论》，第31～33页。＇

1938年4月，德国宣布对中国禁运军火，5月要求撤回驻华军事顾问，以实际行动支持和纵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

意大利法西斯从“七·六”事变开始，就与日本法西斯沆瀣一气。在舆论上，意大利公然袒护日本，蔑视中国。意大利法西斯党机关报曾公开发表言论，污蔑“中国是一个无组织不进步的国家”，吹捧“日本是代表世界文明人类惩罚文化落后的民族。”＇重庆《新华日报》，1938年9月1日。＇

1937年11月，在19国布鲁塞尔会议期间，意大利在德日拒绝与会的情况下，充当了日本法西斯的忠实代言人。它极力宣传日本的荒谬主张，反对制裁日本，在大会最后通过宣言时，意大利投了唯一的反对票，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演说时，称赞意大利政府“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始终有力地支持日本。”意大利还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1月29日，又承认了伪满洲国。接着，意大利政府又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航空教练官。

1938年2月，意大利政府通过了给予日本“在远东以积极援助”的决议，为日本提供军火，用来屠杀中国人民。

德意法西斯在西方遥相呼应，袒护和支持日本扩大侵略，使其与日本一样，成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公敌。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二章　中国抗战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方针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下进行的，由于国民党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由各党派参加的民族联盟的建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形式，两党只是遇事协商，解决有关问题。因此，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也是依据各自制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实施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反对共同的民族敌人，井在抗日战争的战略范围，保持着一定的协商关系，在反对侵略求得民族解放等目标上，有着共同点。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不同，因而在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全国抗战爆发前对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主张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动员和武装民众，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明了对日本侵略不妥协的抵抗方针，以及通过民族革命战争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决心。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系统地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又称《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这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正义的战争，这是进步的战争，这是保障中国民族生存的战争，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这是为保障我国国家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战争。换言之，这是使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当亡国奴的神圣战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页。＇

为使组织和实行这个正义的民族战争，有一个共同的具体纲领，为使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成为强有力的行动，《纲领》提出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最根本的六项共同行动纲领：

（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

（二）全体人民总动员，立刻成立群众的反日民众义勇军，并组织广大的人民的参战组织。

（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将各种武器发给人民反日义勇军，以便实行训练和对日作战。

（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和卖国贼的财产，国库一切收入，都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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