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奥加辽夫被捕——大火——莫斯科的自由主义者——米·费·奥尔洛夫——墓园
……1834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去找瓦季姆,他不在家,他的兄弟姊妹也不在家。我走到楼上他的小房间中,坐下来写字条。
门慢慢开了,瓦季姆的老母亲走进屋子,脚步轻轻的,几乎没一点声响;她显得疲乏、虚弱,走到安乐椅跟前,一边坐下,一边对我说道:
“您写吧,写吧,我是来看看瓦佳回家没有。孩子们都出外溜达了,下面没一个人,我觉得寂寞,害怕,想在这儿坐一会儿;我不妨碍您,您写您的好了。”
她的脸色若有所思,比平时更清楚地反映出过去所受的苦难,对未来的疑虑畏惧,对生活的不信任,那种漫长而沉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留下的阴影。
我们开始闲聊。她给我讲了西伯利亚的一些情形。
“我吃了很多很多苦,今后也不会太平无事,”她摇摇头又道,“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想起,有一次老太太听见我们高谈阔论,发表鼓动性的意见,脸色变得更白了,她轻轻叹口气,走进另一间屋子,好久不讲一句话。
“您和您那些朋友,”她继续道,“你们走的是一条必然毁灭的道路。你们会毁掉瓦佳,毁掉自己和每一个人。要知道,我把您当作儿子一样爱您。”
眼泪流下了她清癯的面颊。
我没作声。她握住我一只手,勉强笑着,又说道:
“不要生气,我的神经太紧张了;我一切都明白,您走自己的路吧,你们没有别的路,如果有,你们就不会那样了。这我懂得,但不能克制恐惧,我经历过的不幸太多了,再也无力忍受新的。您要注意,别跟瓦佳说什么,他会伤心的,会来劝我……他来啦。”老太太说,慌忙擦干眼泪,又瞧了我一眼,要我别作声。
可怜的母亲!神圣的、伟大的女性!
这抵得上高乃依的“他不如死了的好”1。
她的预言很快应验了;幸而这次风暴没有触动她一家人,但也给这个可怜的女人带来了不少折磨和恐怖。
“怎么,被捉走啦?”我问,从床上跳下来,摸摸脑瓜,想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做梦。
“是警察局长夜里带了警官和哥萨克来捉的,离您走后才两个来小时,搜去了一些信件,带走了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
这是奥加辽夫的听差。我不明白,警察局根据什么这么干,最近一段时间一切都很平静。奥加辽夫一天前才回来……为什么要逮捕他,不逮捕我?
不能袖手不管,我穿上衣服出去了,但没有一定的目的。这是落在我头上的第一个灾难。我心烦意乱,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苦恼。
在街上徘徊了一会儿,我终于想起了一个朋友,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有可能知道事情的原委,也许还能帮助我们。他住得非常远,在沃龙佐夫广场外的一所别墅中。我立刻跳上一辆街车,疾驰而去。这是早晨六点多钟。
一年半前,我认识了B2,在莫斯科他也算得是个名流。他在巴黎读过书,阔绰,聪明,知识渊博,头脑灵敏,思想开通,曾因12月14日事件坐过牢,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后来被释放了;他没有吃到流放的苦,却获得了进步的名声。他在总督3手下办事,很有势力。戈利岑公爵喜欢思想自由开放的人,如果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更能得到他的器重。公爵不擅长俄国话。
B比我们大十来岁,他那种切合实际的言论,对政治事务的了解,流畅的法语,自由主义的热情,都使我们惊叹。他见多识广,谈吐娓娓动人,从容不迫,发表意见总是简明扼要,对一切都能作出答复,提出劝告或解决办法。他什么都读——新的小说,论文,杂志,诗歌,此外还孜孜不倦地研究动物学,为公爵起草计划,编写儿童读物提纲等等。
他的自由主义是最纯粹的法国货,在莫吉恩4和拉马克将军中间属于左翼。
他的书斋里挂满所有革命名人的画像,从汉普登和巴伊到菲埃希5和阿尔曼·卡雷尔。在这革命的圣像壁下,是整整一个禁书书库。一具髑髅,几个塞填料的鸟类标本,几只晒干的两栖动物和一些浸在药水中的内脏,在书房过于热烈的气氛中,投下了认真思考和观察的色彩。
他的熟知人情世故使我们羡慕,他那种微带讽刺的含蓄的反驳方式对我们发生了极大影响。我们把他看作一个精明能干的革命家,一个未来的国务大臣。
我到达时,B不在家。他昨晚进城见公爵去了,他的听差说,过一两个小时一定可以回家。我留下来等他。
B的别墅精致华丽。我坐在书房里,书房高大宽敞,位在底层,一扇大门通向露台和花园。天气闷热,花园中不时送来树木和花草的阵阵清香。孩子们在屋前玩耍,笑声朗朗。富裕,满足,广阔,太阳和阴影,红花和绿叶……可是监狱里却狭窄,沉闷,黑暗。我沉浸在痛苦的思索中,坐了不知多久,蓦地听得听差用诧异而兴奋的声音从露台上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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