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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第1页）

李洪浩说：“行，就这么定了。”

当晚，李洪浩把500壮士全召集到一起开会，在会上把严长琪说过的话向大家转达了，不遮不掩地说：“同志们听没听出市领导这话里的意思？这话里的意思，还是担心咱呀！工期都提前了，全路48支工程队到时都得竣工，一样的队，一样完成任务，人家市领导为啥单要给咱发旗？咱心里没数么？咱得争口气哩，得让这面旗扛回去不脸红！所以，我就想和大家伙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再把工期往前提五到十天？”

月夜下的路面静静的，500壮士都盯着自己的队长看，没人说话。

李洪浩缺了点信心，又讷讷说：“是太紧，是太紧了些。不行，就算我没说吧，咱只要能按市里要求按时完成也就行了，我也就谢谢大家了。”

不曾想，月光下站起个小伙子，大声说：“队长，这么多人，又在旷地里，咋商量？还是举手表决吧！同意就举手。”

李洪浩没想到，小伙子的话刚一落音，一片如林的手臂骤然举了起来。

这一来，不但是李洪浩，500壮士也一起跟着玩上了命。

在最后两个月里，胜利煤矿施工队昼夜赶工，500人几乎日夜泡在工地上。工地的大喇叭里从早到晚反复播放着一支同样的歌———

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起了高楼大厦，建起了铁路煤矿。

……

后来，李洪浩累倒了，两条腿肿得穿不上裤子，两只脚肿得没法穿鞋，就让人用板车拖着，继续指挥施工。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就歪坐在平板车上打手势。谁也不敢提出送他进医院，一提他就急得直流泪。

8月，胜利煤矿施工队以环城路全线单月工程进度第一，当之无愧地拿了市级优胜红旗。9月19日，提前整整12天全面完成施工任务，并通过验收。在全线48支工程队中名列第三，再度拿到了市级优胜红旗。

整个环城路工地震惊了。

54公里外的胜利煤矿也震惊了。

当矿党委书记兼矿长肖跃进带着酒和烟，赶到已竣工的工地向施工队表示祝贺时，却发现，这酒竟没几个人过来喝，烟也没几个人过来抽。再一看，才注意到，平整如镜的路面上横七竖八，四处熟睡着灰头灰脸的工人们。大喇叭里还在一遍遍播放“咱们工人有力量……”

板车上的李洪浩被人拖了过来。

李洪浩拉着肖跃进的手说：“肖矿长，我答应的，我做到了。”说罢，李洪浩憔悴苍老的脸上已是一片如注的泪水。

仿佛激战骤止，又仿佛风暴乍收，六十公里工地上蔽日的尘土消失了。昼夜轰鸣的挖掘机、装载机、搅拌机、压路机的喧嚣声停止了。涌在工地上的人群也在一夜之间不知了去向，只有那震天脚步和劳动号子的杂音似乎还在九月晴朗的天空中缭绕。

工地巳不存在。一条全部由高标号水泥铺就的六十米宽的平坦大道十分真实地出现在平川古老的大地上。站在时代大厦和龙凤山高地看过去，这条大道就像一条绚丽华贵的彩带，宽松飘逸地缠绕着平川古城。四条国道，七条省道，在环城大道交汇。通往城内的九处环岛上，九座大气磅礴的巨型雕塑，把平川人的光荣和梦想，艺术地再现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面前。

环城路全线竣工的前夜，吴明雄和束华如再次来到了工地上。

驱车在广场般宽阔的大道上缓慢行驶着，吴明雄挺感慨地对束华如说：“老束呀，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看起来很难。甚至不可思议，可你真要狠下心，豁上命去干，也并不是干不成的。文革期间，我被弄到平川市矿务局一个大型煤矿劳动改造，参加安装一个井下工作面，是几千吨钢铁呀，是在满是泥水的煤洞子里安装呀，最重的大件可是有几十吨呀。我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可几十号工人同志硬是人拉肩扛，把任务完成了。这给我的印象很深。”

束华如笑道：“如此说来，文化大革命对你大老板来说，还真有点触及灵魂的意思了？是不是有必要再来一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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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雄摇摇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任何经验对我们的人生都是有益的，包括灾难中的经验。我想说的另一个意思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我们这些领导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低估的。聪明的领导者，就是要尽一切可能，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充分挖掘出米。否则，你再聪明，就算你是一条龙，也下不了几滴雨。”

束华如说：“这倒是。不过，这要有个前提。那就是，你这个领导者的决心和人民群众的意志是统一的，你要做的，必须是人家真心想做的，这样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你说是不是？”

吴明雄点点头说：“这是个重要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文革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多起劲呀？可割掉了没有？没有嘛。三中全会一开，就是长着‘资本主义尾巴’的农民，第一个冲到了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前沿，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乃至改变了我们整个中国的命运。”

束华如问：“那时候，你有没有去割过人家的尾巴？”

吴明雄摇摇头说：“我没资格。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平川地区最后‘解放’的少数几个副县级干部之一，和陈忠阳是一批。”

束华如说：“我倒是去割过尾巴的，天天统计各家各户的鸡屁股。当时规定，每户只准养三只母鸡，多一只就得割尾巴。我去的那个村，有个瘫子，没法下地挣工分，自己多养了几只鸡，硬让公社的人逮住杀光了。结果，瘫子当晚喝农药自杀了，死时留了一句话，‘我想活，可共产党不让我活了’。这事给我的震动很大，使我对当时的整个政治思想体系都产生了动摇。我当时就想：这样搞下去，总有一天老百姓要起来造反的。”

吴明雄说：“所以，七八年来一次，实在是个大的笑话。谁给你来呀？是咱们这些各级干部，还是下面的群众？多愚蠢啊，作为一个政党，执政以后不好好抓经济，不想着把综台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抓上去，天天搞运动，搞阶级斗争，搞到最后，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民族的素质也严重下降。现在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不少还是那个年代遗留下来的。所以，我给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出过一个题目，就是，从计划经济一下子转入市场经济，旧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已经崩溃，新的体系和观念尚未完整建立起来，在这历史性的转轨期里，我们的行为依据是什么？如何才能从理论上陈述清楚。比如说，面前的这条环城路和大漠河的水，我们以这种人民战争的形式上了，有人也说我们是搞运动。有没有些运动的影子？好像是有一点。彩旗飞舞，锣鼓震天，我想想也像。但这里面的本质区别是，我们是在激发一种大建设的精神，是在解决长期困扰我们平川的两个根本性大问题，是需要一千多万人民的全力支持才能完成的。最终还是要为平川经济的全面起飞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奠定基础。”

束华如赞叹说：“吴书记，你考虑问题总是那么深远。不过，我的想法是，这些问题就让搞研究的同志和理论界的同志慢慢去研究。我们不去管它，就这样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胜利者不受指责嘛。现在，对水和路，不是再也没人议论了么？就连谢学东书记也变了，说咱全民办水，全党办路，是一个大胆的创造。这是他前几天说的话，咱们驻省办事处主任居同安把话带回来的。”

吴明雄欣慰地笑了，说：“所以，我一直和你们说，谢书记还是真心关注、支持我们事业的嘛！支持有两种形式，老省长四处大声疾呼，是支持；谢书记从另一个方面提问题，谈看法，也是一种支持，让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嘛！”

束华如笑问：“大老板，你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吴明雄挺严肃地说：“当然是我的真心话嘛，这还用怀疑？”

车到龙凤山前停下了，吴明雄和束华如下了车。

站在半山腰的一块山石上，吴明雄指着被环城路辉煌灯火圈下的大片空白地带说：“下一步，我们就要在这些地方栽大楼了，环城路把咱市区范围一下子从七十八平方公里扩大到了二百一十三平方公里，这大楼可是够我们栽几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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