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想,一艘军舰要造多少辆自行车?如果科学家都来研究造房子种粮食,大家都来搞民用科研,全世界是啥子样子?你我早就不是今天的这个日子了。
几十万年了,人类还这么穷。世界上好多国家,都在搞粮食和生活用品配给制,因为没东西。
没搞配给制的国家,也不是人人都吃得饱穿得暖的,穷人多的是!”
说到穷人,助教又想起了黄成的妈:
“你妈那么穷,把你带大真不容易。街坊上的人哪个没亲眼见过,你三、四岁前,你妈经常把你背在背上打草鞋,辛苦得很!因为把你一放到床上你就要哭,晚上不点灯也要哭。你小时候也是怪。”
“林场那些人还关着的吗?”黄成想转移话题,他不喜欢这些危言耸听的可怕理论,尤其不愿听自己的妈如何辛苦带自己的封建说教。从助教没完没了的奇谈怪论中,他嗅到了反对阶级斗争、类似苏联修正主义想搞“和平竞赛、和平演变”的气息。
他心里诧异,才比自己大五、六岁的助教,多读了几年书,就变得这么反动和怪异了,但在表面上还看不出来。怪不得要搞“破四旧”,要搞“触及人们灵魂”的*。
助教沉默了一会儿,不情愿地收回了思路,回答说:
“那些知青啊,大概是我走的前几天吧,已把他们转移到城关二小,去办学习班去了。县革委知道了他们没枪,不跟他们计较了。
我看他们其实比在林场还舒服。有时候晚上都请假出来,在酒馆里划拳,右手打着石膏,左手在那儿比画,撑拐杖的,也围着桌子在那儿乱跳,那帮子人!”
面对黄成,一谈到家乡,助教就总要想起黄成那可怜的母亲,想起那卑微坚韧和慈祥忙碌的身影。他忽然觉得:作为儿子,黄成这个人也够可怕的了!
他沉吟着,对儿时的“麾下”说:
“林场那些人都没事了,你可以抓紧时间回去。听你那些同学说,自从上山下乡,你就没回过一次家,信也不写,连春节都没一张条子,有点过分。这不影响你干革命嘛。”
黄成脸上火辣辣的,心中又生起了对母亲的气愤。这些年,母亲在拿自己没办法了时,常将家中的矛盾,向一些她以为能影响黄成的人说,而一切人又全同情她,弄得黄成满腔怒火。出于忤逆的天性,黄成猜测,这次助教回去,肯定又听她说了些什么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悻悻地回答:
“回去也回不了家,群专部等着我的。”
助教的语调坚定起来:“那就看你自己咋个办了。跟你在火车站的事一样,老老实实开诚布公反而没事。这样吧,我给李副主任写封信,你带回去。”他说的李副主任,即是他那位已当上了派革委副主任的老同学,一个正在县里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黄成立即同意了老大哥的安排。
他不是听从了老大哥的说教,而是怕得不着老大哥尽量多的钱和粮票(没有它可不行)。他虽然对人有点慷慨,但更喜欢慷慨地享用亲人朋友的血汗,对他越好,他越狮子大开口,越心安理得,还自尊心强,不能忍受拒绝。这个只会应变不会反省的家伙看出来了,如果坚持要去前线,助教便不会管他。
而且,真的去前线也不是那么轻松:一是有躲避吴玉兰的尴尬,二是自己在县里主持过联派的“立新功”大会,绝对不好解释的。前线都是本县人,知根知底消息灵通,不象林场泸州知青好欺骗。
助教对黄成的意外听话颇感动,仿佛又见到了童年时的那个光屁股小弟弟。怀着旧时的那份温馨,他带着黄成玩了两天省城,使黄成遂了小时候唱的:“胖娃胖嘟嘟,跟着老汉(爸爸)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萝卜炖嘎嘎 (肉)。” 儿歌中的夙愿。黄成儿时常常惆怅:老汉到远处找钱去了,自己啥子时候才能上成都。
那时他全然没有想到,身边所有老汉在家的小朋友们,也没一个去过成都的。相反,他们反而羡慕自己家里有个好玩的木头机器,常在自己的安排下,围着那机器参观各种草鞋的诞生。
几天后,黄成突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回了县。县革委和群专部大吃一惊,他们觉得,黄成肯定是有恃无恐。
他们一面暗中监视黄成,准备应付他可能来头不小的一击(例如将中央给他的批示抄贴到大街上去),一面惴惴地等待着,看上面是否会传达下来有关黄成的麻烦指示。
不料一等就是一、两个月。不知什么原因,黄成既不回生产队,赖在城里也没什么举动,上头也不下达任何有关他的通知。
县革委最后想好了:就算来个什么通知,也是山高皇帝远,顶多由群专部叫公社给他补贴点工分了事,“赔礼道歉”都不用,因为没谁把他打成反革命。他公开主持了全县联派的“立新功”大会,早就被团结过来当了革命派了,他写下的那两大摞反戈材料,完全可以雄辩地自我证明这一点。
如果他不吃这一套,便将那两摞材料给他抄贴到街上去,让广大革命群众看看,他究竟属于哪一派,是个啥子人!
黄成真的不知是个什么人了:联派如此地提防他,而红派么,则更是十分地疏远了。
在县内度日如年的红派人物们,在街上与黄成相遇了,连招呼也不敢打,一旦看见就转开了目光,更别说同他联络联络、搞点什么活动了。
远在数百里之外的红派流亡队伍,固然有情报来源及时地知道县内的动态,但他们早已把黄成看成了一个叛徒、一条不可打交道的小变色龙、一只不值得同情的丧家犬,丝毫没将他的情况放心上,他们在异乡径自过着自己的自由生活。
第二十八章
二 十 八 一 步 登 天
天下不知哪儿才有真正的自由,在非常自在的红派流亡队伍里,生活中依然充满了磕碰。
去年,汪秀梅接到调令后,人们以为她会不放松陈营长,没想到,这只政治上的惊弓之鸟,当即就收拾东西准备去团部。
*初期,在当局的安排下,她出众地戴上了红卫兵和红小兵们送来的尖尖帽,在小镇上当了近半年的牛鬼蛇神“领袖”,只差没自杀;“二月镇反”后,又成替罪羊被抛出去当了“胖左派”,在全县人人喊打,而且真的挨了打,她已深入骨髓地领教够了丧失政治生命的滋味。
没有了政治生命,就没有了前途、尊严和自由,甚至可能就没有了工作、朋友和亲情、乃至衣食住行和性命,更别说和这个陈某的所谓爱情了。
这种政治上的消灭打击,比法律的判决精巧方便多了。比如仅拿夺取性命来说,就有借刀杀人佯装不知、群众失手法不治众、畏罪自杀、病死狱中等等好招数。这两、三年,汪秀梅全都心有余悸地耳闻目睹过了的。
听说在各县市的头头大会上,专区领导上纲上线地批评了男女关系问题,她顿时感到浑身发凉,又一次有了灭顶之灾的恐惧,而且同床异梦的成天吵闹也实在要人的命,她当机立断:立即离开这条不可靠的烂“沉(陈)船”——这家伙毕竟是有老婆没真正离婚的!
营部准备派人送她,而且要象征性地开个小欢送会,陈营长借口外出回避,由营教导员出面张罗和主持。
流亡“政府”的日子实在有点艰难,多处奔波,好不容易搞来了三斤好块糖,半筲箕炒葵花籽和盐花生,还有十几斤橘子。就营部除陈营长外的几个人;加上两个能抽身来的连长列席,够丰盛的了。
大家拼上两张方桌,刚要用桶泡茶,三个与汪秀梅相好的后勤姑娘,慢条斯理地前来报告说:汪秀梅已经背着一个挎包走了,被盖卷等较大的行李还留在医疗室,托她们请营部派人给她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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