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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说,他也有好几件衣服没洗了,也应该关心关心他。

“都拿来!都拿来!明天都给你洗。”张清华把他推转身,要他快走 。

在澡堂里,有些东西司机要自己洗,祁二痞却不由分说地全抢回来了。

第二天早上,司机已坐上驾驶室,张清华才把洗后早已折叠好的衣裳送来,衣裳上有种淡淡的清香。司机接过后随手放在副驾驶座上,只简单地说了声:“谢谢了。”张清华注意着仍被放得很整齐的衣裳,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也谢谢你,真的。”

车离开时,张清华笑着和大家一样对司机摇手,眼里却露出了一丝忧伤。

二十多天后,依然崭新的解放牌汽车又来了,它停在驻地外的公路上,试探性地鸣了鸣喇叭,看这些人是否还在这儿。一群战士跑出去欢迎,站上了车门的脚踏板,车便又摇进了坑凹遍地的武斗营房。

几个在伙房门口边择菜边唱歌的姑娘,中断了悠扬的小合唱,稍一商量,笑着齐声大喊:“清华姐,汽车来………了,快………点!”

莫名其妙的张清华从宿舍里跑出来,一见汽车立刻满脸通红,高兴得像见了亲哥哥。

汽车满载着滇北的著名水果“昭通梨”,是给泸州蔬菜水果公司运的,但其中有六筐属司机自己捎带。六筐中,五筐卖给连队,他分钱不赚而且没运费,价格比这儿便宜得多,另一筐,则一半免费给当官的以及张清华的好兄弟好姐妹们大嚼,一半将在汽车返回途中绕道给张清华家中送去,同时送去的好象还有点其它云南土特产。

司机要张清华给他随便“划”张条子,他便凭条子去找张清华的家。

张清华不“划”,想等车从泸州返回后请假同司机一块走,满心欢喜的她要亲自把大梨和英俊的小伙子带回家。出来已好几个月,本来也该回去看看了,她邀吴玉兰作伴。

吴玉兰给密友当“伴娘”当然义不容辞,何况自己也该回家看看爹妈和弟妹了。另外,指导员的事在心中已渐渐平静,家乡还有一个在感情上不知该不该了结的黄成。

几天后,漂亮的汽车开到了张清华家门口,张清华的爹妈喜出望外:不听话非要出去搞武斗的宝贝女儿回来了,还带回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小伙子!最令人满意的是:同女儿以前来往的小子们不一样,那些小子都是“两个肩头抬着一张嘴”的、没工作没手艺的“吃货”,而这小伙子不仅有正式工作,还是个司机!

在广袤的大地上,尤其是山区,该地如果没有轮船火车,开汽车往往就被视为很好的职业,老两口的高兴劲可想而知。他俩立即张罗起了晚宴,眉开眼笑地请小伙子嗑瓜子,吃酥麻糖,没有儿子的两老,觉得矜持的小伙子比自家的两个野丫头更可爱。

晚上,张清华把小伙子安排在自己的闺房,自己则去挤已十六岁了的妹。在替小伙子准备房间时,她去掉了闺房内所有的锁,同时,也将屋内一切与男性有关的东西,如男同学或男朋友们的照片、来信、武斗初期某男同学送的精美藏刀等等,通通仔细地收了个干净。

张清华的爸,是县委招待所里的掌勺大师傅,凭着他的可畏身份,装满百货纸箱的云南车,安稳地在县委大院的车库里整整锁了两天,管车库的老头还不时地在车库前后转转,然后到张清华家里报个平安,抽支小伙子的云南烟。

汽车走后,遵从司机的建议,张清华不再去前线“拿生命开玩笑”了,两位老人对此十分满意。

第八章

八    “金 凤 凰”的 家

吴玉兰与张清华请的都是半个月的假,但才一个星期,吴玉兰就执意要回前线了,不顾张清华的百般劝留。

她不能不走。

她的母亲,一个几乎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不仅没工作不挣钱,而且每天还要吞服三、四包两分五厘钱一包的解热止痛散,少一包就痛得呻吟。专职生病而没劳动力的她,早已有了药瘾。别小看了这一天的一角钱,它约等于全家一天菜钱的二分之一了。据说那病痛是当年生吴玉兰坐月子时害下的,自然便是“功劳病”,必须精心侍候的。父亲在清管所拉粪车,不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每天天刚亮就拉着长粪桶架子车穿街走巷,长声吆喝居民们开门出来倒马桶,但就忙那么五、六个小时,十二点左右就忙完活洗完澡下班了。下午则较轻松,去清管所仅是收拾收拾工具,洗洗衣物,有时开点会,混到下班。他工资很低,但幸亏好歹算个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是铁饭碗,职业虽然不好,可是一家人吃不饱也饿不死。

父亲是共产党员,还当过作业组组长,管理过全城四分之一的公共厕所,但只干了两年。被撤职的原因是,那年城郊的农民结伙进城偷粪,他制止不力,使国家财产大受了损失那粪便是要卖给国营农场或人民公社的。在那次失败的护粪斗争中,他还同几个清管所的工人一道,被偷粪的贫下中农同志们用扁担打了一顿。从那以后,他就被降职下来拉上了大粪桶。

当了只能听人指挥的“大耳朵老百姓”后,觉悟低了,父亲便异想天开地搞副业挑水卖,从河里挑上街倒到居民家的水缸里,两分钱一挑。不料这就成了走资本主义发家致富的典范,险些儿丢了党籍。*开始后,小小的清管所里实在没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可抓,便旧事重提,说他是走资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活罪证,把他揪出来,陪所里的小小当权派游了几次街。那些日子里,他成天精心保护和修补着一块大纸牌,牌上有绳,供吊在脖子上用的,打孔穿绳的地方被他用针线缝得很结实,牌上很精准地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工人阶级的败类吴德贤”十九个字。“吴德贤”三个字是倒着写的,像被判死刑的犯人似的给打上了红叉叉。

最令吴玉兰气愤的是:有人上台义愤填膺地揭发,说父亲往人家水缸里倒水时,桶底下还掉下了蛆!台下顿时大哗,有人跳上台去对父亲又打又踢,把他的头按得低了又低。其情景是弟弟从会场上回来告诉的,弟弟是家里派去观察情况的“侦察员”。父亲每次回来对挨打受骂的事从来不提,见一家人淌眼泪,反而笑家里人是过分担心少见多怪,并做出共产党员的样子,要大家在思想上跟上革命的大好形势。

吴玉兰至今仍大惑不解:明明毫无根据又极不合情理且经不住推敲的谎话,咋敢拿到大会上去胡说?她更不理解居然那么多人都会相信!也许她永远不会明白:只要足够地无耻,欺骗一群人比欺骗一个人容易得多,一个人需要的是事实,而一群人需要的仅是气氛,气氛则只要投其所好推波助澜就成!她更不会明白的是:这是政治运动,政治的原动力往往不是真实与公理,而只是少数人的欲望和情结,当我们身临其境时,可能会更加地意气,因此人们才期盼圣人。

其实,清管所里最讲卫生,不仅粪便不拉到里面去,不可能有粪蛆,而且在那个所谓最没有国营单位优越感的地方,尽管全城的街道居民至今还把自来水看成奢侈品,而承蒙政府的关怀,那儿的工人却早已用它天天烧水洗澡洗衣了;人们年复一年地,每人每月凭票限购着半块肥皂,但所里的肥皂从来就没缺过。按规定,里面的工人个个都勤剪指甲勤理发、勤洗澡勤换衣,上班穿用的衣服鞋袜手套毛巾等,从不往家里带。更何况,两个大水桶,是吴玉兰去买回来,亲手换的铁箍亲手打的桐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可是干这些粗细活的好手。父亲只是待一切都弄好了,才挑着去河边的,两个水桶根本就没到清管所里去过!就算去过,桶要在河里反复打水,脏东西怎么在桶底沾得住?由此事她这辈子第一次领教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也有荒谬和险恶。

但不管她怎样想不通,终究还是白花了一笔买桶的钱,家里从来就是吴玉兰和妹妹挑水,用不上那庞然的大桶。今年才十二岁的弟弟更不会用它们,他只会吃。只要能进口的东西,弟弟都吃,比谁都能吃!国家规定一日三餐每顿只准吃二两三钱三三三……口粮的他,比每月有二十五市斤定量的成年人更能吃。还偷吃!家中万一有点剩菜剩饭,八成会不翼而飞,有时连坛子里的泡咸菜,他也要偷点装在衣兜里跑出去嚼一通。妈总护着他,说他开始窜个子了,经不起饿,好象女儿就该喝西北风似的。

从前,吴玉兰食宿在学校,有点助学金。当红卫兵大串联回来后,一家五口围着个小木甑,连掺红薯块的苞米饭都吃不饱,熬稀饭还要加豆渣。自家一年难得磨一次豆花,故也没豆渣作副食,全靠去菜蔬社豆腐房买。那本是喂猪的东西,但买去作人食的还不少,每次都要排半天队才有可能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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