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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涅墨西斯（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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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鲁本斯接受幼儿园入园测试后，他的父母被园长叫了过去。“你们儿子的智商无法测定。”园长告诉他们。当然，这个“无法测定”是正面意义的，所以，在马里兰州经营小规模连锁餐馆的父亲和身为家庭主妇的母亲都高兴坏了。

鲁本斯满十岁时，他的智商虽然在测定范围内，但早已在正态分布曲线的末端了。图表上的数据显示，鲁本斯拥有万里挑一的优秀大脑。将美国全国与他智力水平相当或在他之上的人集合起来，也不可能坐满棒球场的观众席。

不过，同大家的期待相反，鲁本斯很早就知道自己难成大器。十岁出头时，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缺乏独创能力。尽管他可以继承前辈所奠定的学问，但无法提出革新性的见解。人类历史上，构建高度科学文明的，是天才们头脑中的灵光一闪，而鲁本斯在人生的早期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大脑中没有接收这种天启的天线。

所以，十四岁进入乔治敦大学的鲁本斯，主动走下神童的宝座，满足于普通优等生的地位。他对金钱和权力都没有追求，只对知识有超乎常人的渴望。为了满足这一欲望，他所有的课都去上，其中最吸引他的是科学史。从公元前六世纪的自然哲学诞生，到二十世纪理论物理学的发展——鲁本斯可以在科学史课堂上领略人类知识的全貌，享受其他东西难以取代的愉悦。从科学的角度反观人类历史，尤其令人唏嘘不已的，是阻碍了欧洲人知识进步的黑暗时代。如果没有这段历史，人类最晚也可以在十九世纪登陆月球。

大学时代，鲁本斯的学习生活很充实，但其他方面却很糟糕。由于他年轻而聪明，还有一头金发，相貌出众，所以饱受学长嫉妒。经常捉弄鲁本斯的学长，总是流露出难以抹去的敌意。最令鲁本斯气恼的是，他们特别喜欢嘲笑鲁本斯是处男。这群得了红眼病的男生，用开玩笑的口吻贬低他人。在反复目睹他们丑陋的笑容之后，鲁本斯发现了一种倾向：智力水平越是低下的男生，越是渴望在性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如果见到鲁本斯同女生亲近，他们的语言就更加恶毒。这群愚蠢的男生，让鲁本斯联想到为争夺异性而两角相抵的公鹿。

自那之后，鲁本斯就成了一名冷酷的观察者。他装作懵懂无知，让对方得意忘形，暴露出心中的兽性。那些人不知道自己已被鲁本斯看透，将自己的动物本性暴露无遗。

在鲁本斯看来，社会生活中可见的所有竞争的原动力，都可以归结为两种欲望：食欲和性欲。为了比他人吃得更多，或者赚得更多，为了获得更有魅力的异性，人会蔑视、排挤他人。兽性越是强烈的人，就越爱用恫吓和计谋，越汲汲于攀上组织的顶端。资本主义保障的自由竞争，就是一种将原始欲望的暴力性转换为经济活动能量的巧妙制度。如果没有法律，如果不关照全民福祉，那资本主义内在的兽欲就得不到抑制。总之，人类这种动物，总是用智慧来掩饰、隐蔽原始的欲望，冠之以正当之名，并满足于这种自欺欺人。

进入大学六年后，二十岁的鲁本斯凭借数学基础论研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头一次了解到了女性肉体的美丽与温柔。后来他离开了熟悉的乔治敦，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担任博士研究员。为了学习复杂系统这门新科学，鲁本斯又到了圣菲研究所。在那里的咖啡馆里，他偶遇一名心理学家，听对方说了一番非常有趣的话，从此决定了今后的研究方向：美军士兵在战场的开枪率。

“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敌人近距离遭遇后，美军士兵扣动扳机的比例是多少吗？”

对这个闲谈中提到的问题，鲁本斯未作细想便答道：“十次里有七次吧？”

“不对，只有两次。”

见鲁本斯脸上浮现出惊讶与怀疑的表情，心理学家继续道：“剩下的八次，士兵都会以弹药补给等理由回避杀人行为。即便在遭受日军自杀式攻击之后，这个数字也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对最前线的士兵来说，自己被杀的恐惧，其程度远不如杀死敌人的紧张。”

“真没想到，我还以为人类很野蛮。”

心理学家闻言一笑，接着说：“还有呢。对这个调查结果感到惊慌的是军方。士兵讲道德可不是什么好事。于是他们进行了如何提高开枪率的心理学研究，结果越南战争中的开枪率就陡增到百分之九十五。”

“军方是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他们将射击训练的靶标从圆形换成了人形，并且让靶标像人一样自动竖起，然后根据射击成绩奖优罚劣。”

“操作性条件反射啊。”

“没错，就像通过投食器控制小白鼠的行为一样。不过……”心理学家沉下脸说，“这种‘一见敌人就条件反射开枪’的训练方法有一个重大缺陷，士兵只有开枪时心理障碍才会解除，但杀死敌人后仍然会产生精神创伤。结果，越战老兵中出现了大量创伤后应激障碍症患者。”

“可是，”鲁本斯不解地问，“如果人类如此憎恶杀人行为，为什么还会有战争？就凭百分之二十的开枪率，美国又是如何在二战中取胜的呢？”

“首先，在男性士兵中，有百分之二是‘天生杀人魔’，可以毫无顾虑地杀人，即精神变态者。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返回社会后会过着普通的市民生活，只有在战争中，他们才会变成对杀人行为毫无悔意和自责的‘理想的士兵’。”

“可是，光靠这百分之二的士兵，怎么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实际上，将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八的士兵培养成杀人恶魔是很简单的。首先，通过对权威的服从和归属集团的同一化，消除个人的主体性。然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士兵与杀戮目标保持距离。”

“距离？”

“嗯。这个词由两个概念构成：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

比如，如果敌人属于其他人种，或者语言、宗教、意识形态不同，那就会有心理距离，杀起来会容易得多。平时就与其他民族有心理距离的人，即相信自己所属民族优秀、其他民族劣等的人，在战争中很容易变为杀人者。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人很常见。只要再将敌人劣等、与畜生无异的观念灌输进他们的意识，打着正义旗帜的杀戮就可以开始了。这种洗脑教育，在所有的战争中，乃至平时，都屡见不鲜。给敌人取诸如“日本佬”“越南猪”之类的蔑称，就是这种教育的第一步。

“为了保持物理距离，”心理学家继续道，“就必须使用武器技术。”

在战斗最前线迟疑开枪和不愿开枪的士兵，只要与敌人拉开一段距离，就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攻击手段——发射迫击炮或舰载炮、飞机空投炸弹等。在眼前射杀敌人的士兵会背负终身难以愈合的创伤，而参加空袭、夺走上百人性命的投弹手则感受不到丝毫内疚。

“有学者说，想象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可是，在使用武器时，人连最低限度的想象力都被麻痹了。他们根本想不到轰炸机下乱窜的人们会如何惨死。这种反常的心理不仅出现在军人身上，一般市民中也普遍存在。明白吗？”

鲁本斯点点头。人们往往会鄙视用刺刀杀死敌人的士兵，却将击落十架敌机的飞行员视为英雄。

“杀人武器的开发，强调尽量远离敌人，尽量用简单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人类逐渐放弃了徒手搏斗，发明了刀、枪、炮弹、轰炸机等武器，以至于洲际核导弹。而且，在美国，武器工业成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所以战争永远不会消失。”

接触到这类研究的鲁本斯，察觉到现代战争的一个共通点。战争当事者中最为残忍、决定发动战争的最高权力者，往往与敌人的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最远。出席白宫晚餐会的总统，既不会溅上敌人的鲜血，也听不见战友肉体被撕裂时发出的临终惨叫。总统几乎不用承受杀人所带来的任何精神负担，所以他与生俱来的残忍才会被彻底释放。随着军队组织的进化和武器的改良，现代战争中的杀戮必然愈演愈烈。战争的决定者下达大规模空袭命令时，不会感到半点良心上的责备。

那么，明知数十万人的性命将毁于一旦，却仍下令开战的一国领袖，其残暴性与普通人一样吗？还是说，他们本就是异常的人类，在社交性的微笑背后隐藏着非比常人的攻击性？

鲁本斯推测答案是后者。被权势欲所俘虏、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的人，应该具有超常的好战资质。可是，在民主国家，这样的人反而会被选为领袖。民主选举遵从民意，被人民选中的人体现的正是集体的意志。换言之，战争心理学研究的其实是当权者的心理学。为了了解人发动战争的原因，就必须破解发动战争的人的精神病理。

在圣菲研究所，鲁本斯一边加深对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认识，一边利用闲暇时间从事此类研究。返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之后，他对以掌权者为唯一研究对象的战争心理学的兴趣也没有减弱一分。他在短时间内学习了精神病理学和临床心理学，运用病理学，尝试分析了下届总统候选人的人格，得出的结论是：假如格雷戈里·万斯当选总统，更可能发生战争。半年后，万斯在总统选举中获胜，鲁本斯判断人类历史将朝坏的方向发展，他非常渴望一窥万斯政府的内幕。当时他已经快三十岁，也萌生了结束学究生活的念头。是时候走出象牙塔，投身到人类这种生物构成的汪洋大海中了。

他首先通过洛斯阿拉莫斯研究所的同事，寻找能接近白宫的就职机会。国家机构都非常欣赏鲁本斯非凡的智力。陆军情报部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都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不知作何选择。就在这时，他得知了一个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智库：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施耐德研究所”。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诸多智库之一。其他研究机构设有经济、外交、军事战略等研究类别，而施耐德研究所专攻情报战略。表面上是私营的公共关系公司，但实际上最大的客户是中情局和国防部。之所以它的知名度远不如兰德公司，是因为研究所谨小慎微地活动，尽量避免引起公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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