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训奇在前不久陪同分部的领导看望了正在广州6总医院住院疗伤的老上司余娴婕主任,他的这个老领导的创伤经过两四个多月的治疗之后在渐渐的好转。文Δ学迷WwW.WenXUEMi.COM高训奇和余娴婕亲密接触后,高训奇和余娴婕进行了内心深处的广深交谈,余娴婕说:“我的干爹正在帮助我搞调动,我调动成功了,也会尽力帮助你的调到上面来的,但前提是你也必须抓紧时间练习写作。你只有把文章写精炼了,我要要帮你的忙才有资格说话,到那当儿事情就容易办一些,毕竟我们曾经友好地相处了一场啊,相互之间的情宜,相信我们两人谁都不会忘记的。”
高训奇说:“你现在尽快把伤养好再说,我会一如继往的听你的话的,人生在世毕竟不易,任何事情都似逆水行舟的,不进就会倒退,这个道理我领会的还是很深刻的。”不久,他们就分别了,高训奇回队后继续在搞好工作之余,仍是十分刻苦的练习写作知识。“
有一天,他在一个工地附近采访了一位年迈的老父亲,他已经快七十岁了,还在拼命打工给他四十多岁儿子治病。这个老人外号名叫”卫爹“,他的这一行动是为了帮助儿子治疗他在几年前患的白血病。于是,高训奇以此为题写了篇《残枝燃尽火正旺》的小说故事:
那年,我突然莫名地病了,病情不断加重,危在旦夕。
治病的钱,在穷人家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以前给奶奶看病借下的债,家里还没有还清,决定住院时,父亲和母亲为我又借了几千。没住几天,钱所剩无几。没办法,父亲只好再出去借钱,父亲是一个老实人,他除了诚实和善良,没有别的长处。他常常是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有时候,他一连几天都借不到一分钱。
我突然现:焦虑和痛苦,使年过半百的父亲突然衰老了十岁。
过了十几天,医生见我们实在没有钱看病,欠了住院费,就让早点出院。透出的话说我的病可能很危险,需要手术。父亲早已暗淡无光深深凹陷的眼睛,顿时一片漆黑。我想安慰他,但还未及开口,他却疯一般地出去了。
事后,我听母亲说:家里的东西凡是能卖的都卖了,亲戚和邻居凡是能借的都借了几遍,也实在无法再凑到一笔钱。况且,给我做手术要好几万,这是一个我们无法想像的天文数字。父亲实在无路可走了,就去哀求医生。他在他们面前跪了几个小时,泪水湿了地面,医生也无动于衷。父亲见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只得离开那几根木头。——难怪我见到他时,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一句话也不说。那时我难受极了,恨不得马上就死。我觉得只有我死,才能减轻父亲的负担,没有机会。怕那样会要了父亲和母亲的命,心里更加矛盾。
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会为没有钱的人治病;医生也不全是天使,他们看到的大多是好处。实在没有办法,我出院了。
由于已经身无分文,我们实在无法坐车,父亲就背着我回家。趴在父亲——以前还很结实——现在却瘦骨嶙峋的背上,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记得小时候,我也经常这样搂着父亲的脖子,蹬着两只小脚大声地喊:“驾!驾!”那时甘心做马的父亲和喜欢骑马的我一样开心无比。现在父亲老了,却要真的当一回“马”!从县城到村里,少说也有三十里路。平时走一趟,也要四五个小时,何况是背着我,他能受得了吗?
时间在父亲的脚下慢慢地向前走着。我担心了一路,哭了一路,把无数伤心的泪滴洒在了那坎坷不平,尘土飞扬的土路上。老实说,我不敢面对这样的现实。因此出了县城后,我就一直闭着眼睛,渴望睡过去永不醒来。直到到了村口,我才被迫睁开双目,看一切都是那样模糊,好像是在别人的世界里。
历尽千辛万苦,我们总算回家了。当我从父亲背上下来,睡在炕上后,只见他将身子一歪,便瘫软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他身上穿的那套旧得不能再旧的中山服,也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自从回到家里后,感觉似乎比医院好了一些。因为,每天都有些人来看我。空气也很好。我的心情也渐渐好了一些。既然命运已经注定了我的悲剧,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真的,我已经想开了!只是非常担心我的父亲,不知我死了以后,他会怎么生活下去。我觉得上天对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太不公平了。我无法表达对造化的不满。为了保持一个较好的状态,我也不愿再多想这些事,甚至努力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可是人们的关切总是无声地提醒我:你很快就要死了!
我可能是要死了!我对生命已经心灰意冷,只等着死神的到来。
但是,到底是什么病要我去死呢?到现在也不太清楚。父亲从不愿对我说,我也不想问,也不敢,反正已经动弹不得了,唯有等死而已。尽管这样,我有时候还是很心痛,但脸上总是要挂着笑容,因为只有这样,他看着才会好一点。
一天早上,我们刚吃过饭,就又有人来看我了。我看见是“晚间新闻”。“晚间新闻”长得胖胖的,衣着讲究,自我回家后她是每天必到的。我非常喜欢她的到来,因为村里无论生什么事,她好像是第一个知道,并且到处传播的。可以说,她是我唯一消遣的“活电台”。
自然从她嘴里,我又知道了一些时事。比如当邮递员的小王就要旅游结婚了,十八岁的李美今天早上跟一个外地的生意人跑了,村学校长赵风晚上赌博完了去和相好的睡觉,让人抓住把狗腿打断了等等。“晚间新闻”在我心目中,永远都像有一张让人羡慕的嘴。
“听说了吗?杀猪匠的儿子,——你们猜,人家给纳了多少命价?”“晚间新闻”滔滔不绝地说了半天之后,话题突然一转,神秘地对父亲说。好像此话另有深意。
杀猪匠姓杨。他的儿子是去杭州打工,从十几层的楼上跌下来摔死的,摔得血肉模糊。事故生没多几天。父亲一听就生气了,说人都死了,钱再多顶啥用!“咋没有用?人活着不就是为了钱吗?没钱能行吗?”“晚间新闻”理直气壮,一针见血地反问道,“你要是有钱,阿资的病不是早就看好了吗?还用得着……”
父亲顿时脸色大变,将头深深地埋在胸前,身子缩成一堆,脸上的肌肉可怕地抽搐着。
这番话可以说是一箭双雕:它不仅击中了父亲的要害,也在我的心里砸了一个大坑。我的心和父亲的脸一样无形中扭曲了。
“晚间新闻”更加得意了,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在滴血;也好像那不幸的老杨家要把那些钱给她分一半。“猜不着了吧!”她似乎有些扫兴,又问了一句。父亲慢慢地抬起头,有点好奇地说:“到底纳了多少钱?是两万还是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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