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作法。假使苏泰讲这句话时,有一个管宁在旁边听了,就马上走开,不理他了,不必说六国宰相,即使当万国宰相,他也不会理的。可是苏秦的嫂嫂答道:你现在地位高了,又有钱,当然不比从前了。那么苏秦听了,不免有所感慨:人在这个世界上,势力、地位、金钱、富贵,这些都不能马虎的啊!不过,要知道一个人,在某一时期,财富名位权势,一点也没有有。真看通这点,才知道如何是人。
这是不能效法的,我曾再三说过,这是属于谋略之学,所以中国古代读书人,对这种书的看法是“不足为训”四个字的评语,不能拿来效法的,不过要懂得。如孔子、孟子何尝不懂这些,当然懂得,但是讲道德,则如孔子赞赏颜回的,宁可抱道穷死,绝对不走偏路;再如子贡,像苏秦这一套本领他都有,而且他也做了,游说过列国,也成功,可是子贡走的是正路,在列国上摆布了那么大的局面,而自己什么都不要,只是为了救自己的父母之邦,才不得不如此一用而已。
这里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关于个人的也好,关于国家的大事也好,应该多方面比较,才能有深刻的见识,和正大的抉择。
人才与时代历史
我们现在姑且以人作中心来讲,上次讲了苏泰,这次说到张仪。
为什么要说这两个人?要了解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的演变,尤其是在一个世界变乱的动荡时代,对于权谋之术,不能不有所了解。过去大家都念过这一类的书,也许因为各人生活的经验不同,而体认的程度也有深浅不同。这几十年来,大家都有许多经历,以这许多不同的经历,来看历史上的事迹,再看世界的大势,观点就不同,因此读历史的观点也不同了。
我们都知道苏秦、张仪是战国时期的人。不过以他们个人做中心,而研究整个历史,特别要注意的是:中国文化,由周朝开始行礼乐道德的政治制度,礼乐道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到了春秋以后,非变不可。这并不一定是由于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败坏而演变,而是时势所趋,非变不可。就像我们常说的一句最幽默的,也是最有意义的话:“无可奈何,只好如此。”有些人对于环境和事务是这样,时代的趋势也是这样。任何一个时代潮流,趋势来了的时候,就“无可奈何,只好如此。”由春秋到战国,就是这样一个情形,这是第一点我们要了解的。
其次,周朝礼乐道德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是所谓王道政治。到了春秋时代,就成了霸道政治,所谓“霸道”一辞,并不是现代“不讲理就是霸道”的意思,当时的霸道并不是不讲理,仍旧非常讲理。以现代观念而言,列国之间的领导权,以武国或财力而称尊的,称之为霸或伯。不走礼乐道德政治的路线,走的是利害关系的路线。当然在利害关系当中,仍然还有他的道德标准,这就是霸道政治的时代。到了战国时代,也称霸道,但已经是霸道的末流了。这时的霸道,到达了并吞,也就是侵略的阶段。这个时候,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是强。到了这个阶段,天下所需要的,就不是分封诸侯的封建制度,而需要统一天下为一个国家,过去宗法社会的封建是要改变了。当时各国之间,可能统一天下的,最有优势的是秦国,另外还有南方一个新兴的楚国,但楚国始终无法与秦国抗衡。至于太行山以东,黄河南北的这些国家,太老大了,内政也太衰败了,始终处于听人宰割的状态。
牵涉到商鞅
研究历史,战国时的齐国、楚国,乃至韩、魏,并不是不可为,但又为什么弄到如此,只能听秦国的摆布?归结下来,不外是人才的问题。
好了,到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不但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即使世界的历史文化也是如此:决定仍是在人才。就是现代的历史,我们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秘史》这部纪录片以后,也深深感到人才是决定性的关键。任何思想,任何精良的制度,都要靠人才的创造和人才的推行。当时秦国所以能够在一百年内兴盛起来,就决定在几个人身上。苏秦、张仪以前,秦国在政治基础上,有一次很好的改革,就是用了法家商鞅的决策,提倡法治,即所谓商鞅变法。商鞅这一次在政治上所做的改变,不上是影响了秦国后代的秦始皇,甚至影响了后世三千年来的中国,这又是一个大问题。
商鞅当时改变政治的“法治”主张,第一项是针对周代的公产制度。(有人说周代这个制度,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这种做法,是硬作比方,似是而非的。)商鞅在秦国的变法,首先是经济思想改变,主张财产私有。由商鞅变法,建立了私有财产制度以后,秦国一下子就富强起来了。但商鞅开始变法的时候,遭遇打击很大,关键就在四个字:“民日不便”,这一点大家千万注意,这就讲到群众心理、政治心理与社会心理。大家更要了解,人类的社会非常奇怪,习惯很难改,当商鞅改变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变成私有财产,社会的形态,变成相似于我们现在用的邻里保甲的管理,社会组织非常严密,可是这个划时代的改变,开始的时候,“民日不便”,老百姓统统反对,理由是不习惯。可是商鞅毕竟把泰国富强起来了。他自己失败了,是因为他个人的学问修养、道德确有间题,以致后来被五马分尸。这等到有机会研究到他的时候再说。可是他的变法真正成功了,中国后世的政治路线,一直没有脱离他的范围。
由商鞅一直到西汉末年,这中间经过四百年左右,到了王莽,他想恢复郡县制度,把私有财产制度恢复到周朝的公有财产。王莽的失败,又是在“民日不便”。王莽下来,再经过七八百年,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尽管我们后世如何捧他,在他当时,并没有成功。王安石本人无可批评,道德、学问样样都好,他的政治思想精神,后世永远流传下来,而当时失败,也是因为“民日不便”。我们读历史,这四个字很容易一下读过去了,所以我们看书碰到这种地方,要把书本摆下来,宁静地多想想,加以研究。这“不便”两个字,往往毁了一个时代。毁了一个国家,也毁了个人。以一件小事来比喻,这是旧的事实,新的名词,所谓“代沟”,就是年轻一代新的思想来了,“老人日不便”。就是不习惯,实在便不了。这往往是牵涉政治、社会型态很大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于这种心理完全懂,于是就产生了“突变”与“渐变”的选择问题。渐变是温和的,突变是急进的。对于一个社会环境,或者团体,用哪一个方式来改变比较方便而容易接受,慢慢改变他的“不便”而为”便”的,就要靠自己的智慧。这也是讲苏秦、张仅这两个人的事迹,所应注意到的。
外才与内用
说到张仪、苏秦两个人,游说的目标,开始都是对秦国。秦国在秦始皇以前,历史政治的基础之所以打好,都借重于外来的人才。商鞅,卫国人,外来的;百里奚,虞国人,外来的;张仪这些外来的人物,还是后期的。为什么这些人,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所用,反而都去替秦国效力呢?这中间的问题也很大,这里暂不分析,大家自己去研究它的原因吧!还有一个观念要很注意的,读古书固然要吸收历史的经验,但是不要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尤其今天求学问,对今天的时事要格外留意,千万要把握住今古无分别的原则。当年的秦国,可以把它比作现在的美国,也可以比作苏联。但是不要忘记,秦国的坏处可比敌人,但秦国的好处也可以比作我们自己,这是没有固定的,我们怎样去运用这个法则,是在于人的智慧。
张仪之所以在秦国一说就通了,原因是秦国在当时所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文化思想。谁有办法使秦国强大,永远的强大,而巨盖世的强大,就请谁。这是在当时的必然趋势,并不是说秦始皇的祖先们,毫无道德礼乐政治的思想,而是时代的趋势,需要如此。
张仪的故事
再看张仪的个人,要看《史记》张仪列传,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张仪、苏秦这些人,是把战国时的资料,将时间、年代、地点,编起来写成传记。而在每个人的传记后面,都有评语,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也等于是历史哲学,等于是一个评论。
研究苏秦时我们说过,张仪是苏秦培养出来的,不过在这以前还有一段:张仪是魏国人,小的时候和苏秦是同学,《史记》上写他们跟鬼谷子“学术”。要注意这“学术”两个字,他们并不是真搞什么学问,学的是如何拿到功名,很讲现实的一套东西,就是权变之术。在读书的时候,苏秦自己认为不及张仪,《史记》上只记了这样一笔,没有说为什么不及张仪。后来看了张仪传,找出一个答案,张仪的出身,比苏秦好一点,所以有点太保脾气,比较豪放,是耍得开的人。苏秦后来得志以后,张仪并没有得志,环境比较好一点的人,进取心就差一点,所以读历史读多了,对于一个人的成功,会感到很奇怪的,有许多人的成功,连他自己本来都没有这样的想法,但却硬是有机会逼得他走上成功的路线。正如隋炀帝吹的牛:“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逼人来。”这就看出一个人如果没有环境的刺激,反而容易堕落。以张仪、苏秦两人比较,张仪就是如此,等苏秦得志了,张仪还在悠哉游哉。在一个当楚国宰相的好朋友家里,作第一等宾客,手面也很大,随便花钱,蛮不在乎,一般人看他吊儿郎当,好像品行不很高。有一天这位宰相家里掉了白璧,宰相家里的人怀疑是张仪拿的,把张仪捆起来打个半死。回到家里。太太就说他,这冤屈都是读书读来的,如果不读书,就没有这种事。张仪当然受伤很重,他看见太太这样难过,就问自己的舌头有没有坏,太太告诉他舌头当然在,张仪就安慰太太不要紧,只要舌头还在,就没有关系,我们曾经看了《张良传》中说的:“以三寸舌为王者师”。这句话也等于说:只有吹牛不犯法。但据我们的经验,只有吹牛的成本最大,其次吹牛的对象更难找,因为能听吹牛的人,比吹牛的人还要高,诸葛亮会吹,刘备会听;张良会吹,汉高祖会听。没有对象,再吹也没有用。“三寸舌为王者师”,所以张仪说只要舌头在就不怕。等到伤好了,听朋友的劝,才去找苏秦。
刺激的教育
这时苏秦已经了不起,可是苏秦自己心里有数,知道所玩的一套不是真的道德,也不是真的政治,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而把齐、秦等国玩弄成这个样子。这个我们要注意,今日的基辛格内心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动机,值得研究。不过有两种看法,基辛格以前的确有著作,曾经有一个留美的同学,回来跟我说,基辛格这一套当然会失败,可是他著作中的理论可能不会失败。另外也有人说,基辛格大概准备把美国搞垮,因为他是犹太人。这都是推测的话,不去管它。话说回来,苏秦知道自己的西洋镜要拆穿的,如果被拆穿就不得了,必须要制造出一个敌人来,他当时的敌人是秦国,不需要另外创造,可是又有谁能去秦国说动,来和自己的计划对抗?他心里想到只有张仪,而刚好这时张仪来了,于是我们上次讲过的,苏泰就想办法刺激他。由此我们看到,一个环境好的青年,有本事,可是懒,不肯动,非要刺激他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才去干。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再说张仪到了秦国以后,所说的一套,就是《战国策》里这篇张仪说秦王。
我们看这一篇文章,除了了解这些历史经验以外,其中记录的许多观点、思想,对于我们现在的时代、国家、世界,乃至于个人,有很多值得参考的地方,须要注意。其次张仪去看的秦王,也就是苏秦所去看的秦惠王。苏秦去看他,两个人谈不拢,再读书以后,就不再去看他,想个办法,使太行山以东的国家,联合起来抗秦,把泰国孤立起来,没有办法左右当时的列国局势。现在张仪来看秦惠玉,列国的情势变了,和苏秦来的时候不同,这时惠王正需要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刚好张仪到了。
张仪说秦王曰:“臣闻之:弗知而言为不智;知而不言为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不审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大王裁其罪!”
这一段,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即使不研究法家的韩非子,至少要看《史记》上韩非子的传记。韩非子再三提到一个重点——“说难”,人与人之间说话最难,尤其借言语沟通政治上的思想,就更为困难。这一段里,也就反映了这一个重点,在文字的表面上没有什么了不起,实际上是一个重点。第二点从这一段里,我们看到要学习说话的艺术,像张仪这开头的三句话。首先提出实际上不知道而乱讲的,这是不聪明。第二是知道了不讲的,就是不忠,对你不忠的人应当死。第三是知道了,又讲了,但讲得不详细、不清楚,也该死。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我要详详细细说给你听,你不要不耐烦,一会儿看表,一会儿又说要开会,但是他不便也不能这样直说,所以说反面话,如讲得不详细不清楚当死。最后还加上一句,我虽然据我所知道的,利害得失全部说给你听,但是如果错了,甘愿领罪。他这么一说,如真说错了,秦王也不好意思责怪他了。他短短几句话,什么都讲到了。这就是说话的艺术。而后言归正传。
“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团齐,收余韩成从,将西南以与秦为难,臣窃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屯仓空虚,悉其士民,张军数千百万,白刃在前,斧质在后,而皆去走,不能死。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杀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
首先把列国局势分析下来,所谓“天下阴燕阳魏”到“将西南以与秦为难”。这一段的列国局势,都是苏秦的玩意儿,可是他绝不攻击苏秦,因为这时他已经知道是苏泰培养了他,这个时代,就在苏秦、张仪这两个同学的手里玩。
张仪说,他们这种合纵的形势,“臣窃笑之”,我觉得好笑,你秦王放心,没有什么可怕。“世有三亡”,世界上有三个大原则,谁违反了这三原则之一的,就非亡不可,在个人非失败不可。“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现在他们这个联合国的组织——合纵的国家,已经犯了这三样必定败亡的原则。“臣问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就是这三个条件。“以乱攻治者亡”是内在的,内政第一要清明。“以乱攻治者亡”是同样的道理,内部先求修明,张仪当时是指燕、魏、荆、齐、韩、赵这一边,每个国家的内政当时都在乱,真正修明的政治还是在秦国,所以后来秦始皇能统一天下,并不是偶然的。有上代替他打好了政治基础,由商鞅变法以后,内政一路建设起来的。
“以邪攻正,以逆攻顺”的道理都是一样。
他再分析天下的局势,从“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到“其上不能杀也。”这一节,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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