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在奥匈皇朝帝国的各个边界上像卡普图拉克这类的男人并不少见。他们在这个古老的帝国周围到处转悠晃荡,如同怯懦的黑鸟从遥远的地方飞来注视着一个濒临死亡的生命。它们迫不及待地拍打着乌黑的翅膀期待着它的末日。它们侧着头,用嘴啄食它们捕获的猎物。谁也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也不知它们会飞往何处。它们是神秘死神的长着翅膀的兄弟,是死亡的预言者、送葬者和继承者。
卡普图拉克是个相貌平平的小矮个子,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伴随着他坎坷不平的道路,追随着他难以窥见的踪迹。他住在边境那家小酒馆里,周旋于南美航运公司的代理人之间。这些船运公司的汽船一年又一年地将数千名俄罗斯逃兵送往一个新的严酷的国度。他好赌但不嗜酒。任何一次肮脏的交易都少不了他的参与。传说他常年干着偷渡边界那边的俄罗斯逃兵的勾当。那边还有他的一栋房子,老婆和孩子住在那里。夜半时分他时常被噩梦惊醒,梦见自己被遣送到荒无人烟、寒冷刺骨的西伯利亚。这正是应了那句老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事实上,他的确见过许许多多的官员和军官被抓后流放到那儿去了。
有人问他打算在这儿做什么,卡普图拉克只是笑笑,简单地回答一句:“做生意。”
狙击营的军官所住的这家旅馆是赫尔·布洛德尼茨开的。他出生于西里西亚。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来到这个边防驻地。赌馆就是他开的。一大早,布洛德尼茨就在咖啡厅的窗户上张贴了一张通告。通告上说他在这里准备了各种游戏。他还准备了乐队,每天晚上乐队都会“演奏”到凌晨。他甚至雇来了“著名歌星”为大家助兴。为了庆祝开业,先是一支由经过仔细挑选出来的八名乐师组成的乐队演奏,接着是一个被称为“玛利亚希尔夫夜莺”的歌女——一位来自波胡明的金发女郎——出场演出。她唱的是雷哈尔的华尔兹,配上那挑逗的歌词:“当我在这爱的夜晚游荡到黎明……”此外作为“加演节目”,她还要唱一首:“在我可爱的外衣里面还穿着粉红色的褶皱内衣……”
显然,他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布洛德尼茨不仅放置了许多长短不一的牌桌,还在一个有遮阴的角落摆下了一张小小的轮盘赌台。瓦格纳上尉逢人就饶有兴致地大谈轮盘赌的妙趣,唤起大家的赌性。在这些常年驻守边关的人中有许多人还从来没见过轮盘赌。对于他们而言,一颗小小的弹珠简直就是大千世界的一件魔物。有了它,人们就有机会在顷刻之间赢得漂亮的女孩、昂贵的马匹和金碧辉煌的宫殿。谁不想用这颗小小的弹珠试试自己的运气呢?大家在教会学校里度过了凄惨的孩提时代,在军事学校里度过了艰难的青年时代,而后又来到这边防驻地经历严酷的从军岁月。他们期盼着战争,但没有盼到一场战争,盼来的只是对塞尔维亚的局部动员。他们只好默默无闻地期待着常规性的晋级。演习,值勤,去餐厅,去军官俱乐部,接着还是去军官俱乐部,演习,值勤!他们第一次听到这颗小小的弹珠滚得嘎啦作响,便预感到命运之神正在他们中间转动,今天碰上这个,明天撞上那个。一个个陌生的、脸色苍白的、有钱的和默默不语的先生们傻兮兮地坐在那里,人们从来没见过他们这副模样。
有一天,瓦格纳上尉赢了五百克朗。次日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这个月他终于领到了全额的军饷,一个子儿都没扣,好久都没这么美的事儿。当然,施纳贝尔少尉和格林德勒少尉各输掉了一百克朗。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明天他们也许能赢回一千克朗哩!
那颗白色的弹珠飞快地滚动起来,看上去就像一个奶白色的圆圈,在黑红相间的轮盘上飞速地打转。当那黑红分明的轮盘融合成一个不确定的颜色时,出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圆圈,军官们的心便会抖个不停。脑袋也会不由自主地轰鸣起来,仿佛每一个人的脑袋里都有一个特别的弹珠在滚动。他们的眼里尽是黑色和红色,黑色和红色。他们都坐着,膝盖不停地晃动,不断地往下沉。一双双眼睛绝望而快速地跟着他们无法捕捉的弹珠转动。不久,小弹珠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律摇晃起来,像喝醉了酒似的在跑道上踉踉跄跄地往前滚动,最后精疲力竭地在一个标了号码的槽子里躺倒了下来。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就连输掉的人也解脱了。
第二天早晨,人们相互津津乐道头天晚上的情形,个个都像着了迷似的,兴奋不已。于是,越来越多的军官涌进赌馆。一些素不相识的外乡人也钻进了这家赌馆。他们的到来使这里变得更加热闹。他们往杯子里倒满咖啡,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张大额钞票,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杜卡特m、怀表和金链,从手指上取下戒指。
旅馆的房间住满了客人。停车场里,一辆辆出租马车睡意浓浓,车夫坐在驾驶座上呵欠连连,面前瘦弱的驽马宛如陈列在蜡像馆的兵马俑。不过,这些昏昏欲睡的马车会振作起来的。看吧!那些车轮在滚动。那些瘦马拖着它从车站跑到旅馆,从旅馆跑到边境,而后又返回到这座小城,响起阵阵嘚嘚的马蹄声。怏怏不乐的店主们露出了久违的笑脸。黑暗的店铺似乎见到了光明。空闲的柜台也迎来了琳琅满目的商品。
那只“玛利亚希尔夫夜莺”夜复一夜地歌唱。她的歌声唤醒了其他的一些姐妹。那些以前从未露过面的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也走进了咖啡馆。人们把桌子往边上一挪,就跳起了雷哈尔的华尔兹。世界变了……
是的,世界变了!
许多地方挂出了奇怪的广告牌,这种广告牌在这里还从未见过。他们用各种语言鼓动鬃毛厂的工人放下手中的活。鬃毛加工业是这个可怜的地区兴办的唯一的工业产业。在厂里做工的大部分是农村来的穷苦农民。他们冬天靠伐木为生,秋天忙于收割,夏天就来鬃毛厂干活。在厂里干活的还有一小部分是生活在最底层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不会算账,不会做买卖,也没有学过什么手艺。在方圆二十英里以内,这是唯一的一家工厂。从事鬃毛加工制造挺费事,得花大本钱。若按章办事,厂主必须为工人购置防尘、防细菌的面具;建造宽大、明亮的厂房;每天得燃烧两次垃圾;发现有咳嗽的工人得及时换下来,这是因为从事鬃毛清洗工作的人干不了多久就会吐血。这些规定对于吝啬的工厂主而言等于一纸空文。
厂房是一座年久失修的旧房子,窗户很小,石板瓦盖屋顶破败不堪,篱笆是用野生的柳枝胡乱搭成的。四周是荒凉的空地,空地上堆积了不知是从哪个年代留下来的牲畜粪便,死猫、死老鼠腐烂发臭,铁皮碗生了锈,破陶钹和破鞋子胡乱堆在一起。空地的外围是长满金色谷物的田野,蟋蟀唧唧啾啾地叫个不停,深绿色的沼泽地传来蛙声一片。
工人们坐在那堆满灰尘的小窗边,用大铁耙不厌其烦地梳理一捆捆扎得紧紧的鬃毛,每梳一捆就会有大量干燥的灰尘飞出来,钻进工人的口、鼻和眼。成群的夏日苍蝇在窗前飞舞,白蝴蝶和花蝴蝶在翩翩起舞,云雀的欢叫声从屋顶的大天窗飘进来。
几个月前才从自由自在的村庄来到厂里的工人如今透过飞扬的灰尘看见燕子、蝴蝶和蚊子,不禁怀念起他们的家乡来。他们是在干草的芳香、冰雪的严寒、粪堆的臭味、百鸟的欢叫声以及大自然的变幻莫测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
每当云雀婉转鸣叫,心里的不满便越来越深。他们以前并不知道自己的健康是受法律保护的,他们也不知道在这个皇朝帝国里还有一个议会的存在,议会里还坐着本身也是工人的议员。一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跑来张贴传单,举行集会,讲解宪法,指出宪法的缺陷,读报,用各种语言发表演讲。他们的声音比云雀和青蛙还要响亮。
工人们开始罢工了。
罢工在这个地区是史无前例的。政府当局感到惊恐万分。几十年来,他们习惯于不紧不慢地进行人口统计工作;庆祝皇帝的诞辰;参与一年一度的新兵招募工作;向总督府呈送千篇一律的报告;时不时地抓捕一些亲俄的乌克兰分子、东正教的牧师、走私烟草的犹太人和一些间谍。工厂老板一直雇用本地人清洗鬃毛,然后把它运往摩拉维亚、波西米亚和西里西亚的毛刷厂,再从那里运回毛刷成品。多少年以来,工人们积劳成疾,咳嗽,吐血,生病,最后死在医院。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罢工。现在当局得从很远的地方调宪兵来,得向总督递交报告。总督府再和军队司令部联系,司令部便通知边防驻军指挥部。
较为年轻的军官认为这是“人民”,即最底层的老百姓要求与政府官员、贵族和企业家享有平等的权利。无论如何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一定要避免发生革命。他们不希望发生革命。这样一来他们必须开枪,否则就太迟了。楚克劳尔少校发表了一个简单的讲话,把这一切讲得清楚明白:
“当然,如果来一场战争就更痛快了。我们毕竟不是宪兵也不是警察局的官员。但是目前没有战争。命令就是命令。如果有必要,我们就会举起明晃晃的刺刀冲上前去,发出‘开火’的命令。命令就是命令!”
命令还没有下达,人们依然若无其事地每天去布洛德尼茨的赌馆试试自己的赌运。
有一天瓦格纳上尉输了好多钱,一位陌生的先生—此人从前当过重骑兵—名气不小,现在是西里西亚的一位庄园主—连续两个晚上都赢了。他借钱给瓦格纳上尉赌。第三天他收到一份电报,叫他立即回去。瓦格纳上尉得还他的钱,总共是两千克朗。这个数目对于一个骑兵上尉来说是区区小数,但对于一个步兵上尉来说则不然。如果不是已经欠了科伊尼基三百克朗的话,倒是可以找他帮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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