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有了声音。当我们坐在教室里进行期末考试复习,需要集中注意力分析“妈妈买了10个苹果哥哥吃了4个苹果妹妹吃了3个苹果他们一共吃了多少苹果还剩多少苹果”这类绕脖子的应用题时,就会感到这世界不再安静,多了无数嘈嘈切切。过去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只能听到窗外树上知了麻痹知觉的长鸣和偶尔驶过的一辆汽车的喇叭响。市声的唯一策源地是翠微路商场,那个方向到下午会有一大片乱哄哄、不明真相的声浪。现在这声浪来自四面八方,仿佛海水在远处决了堤,一波波涌来,水面上飞着大群蜜蜂,嗡嗡作响,感觉海拔都高了,坐着不动大地也在摇晃,空气颤抖,有一股强大的浮力向上托举你。
那是人们在大声说话,远远近近全城的男人女人都在一齐大声嚷嚷。很多声音通过高音喇叭传出来,很多高音喇叭一齐喊叫,远在郊外坐在一所房子里的孩子开着窗户就听到一片庞大无边的噪声。
接着是一些巨大的字出现在路边,红色的、白色的、黑色的,刷在一堵堵围墙和临街店铺的橱窗之间。隔着马路也很醒目,往任何方向随便看一眼都会有几个火暴的字眼跳入眼帘:坚决拥护……坚决打倒……炮轰……血战到底……什么的。
第一批看到的红卫兵是翠微中学的。我正在上学路上,他们从翠微路北口校门冒出来,男男女女几百号人,黄糊糊一大片,有步行的,有骑自行车的,一人一身黄军装,戴着军帽,扎着皮带,脚下一色白球鞋,左胳膊上套着一拃宽的红袖标,印着新鲜的三个黄字。走在街上的小学生都停住脚看他们,翠微路商场的一些售货员也戴着蓝套袖跑出来看,还有路对过黄楼的一些推着婴儿车的老太太聚在路边指指戳戳。
他们看上去很温和,也很沉默,自顾自地走路眼睛盯着前方,女孩子挺着胸脯帽檐朝天好像知道自己很好看所以有点骄傲。我身边一个歪戴白帽子一看就有点不正经的男售货员突然振臂高呼:向翠微中学的红卫兵战友致敬!我们都觉得此人滑稽,抿着嘴笑吟吟地看那些红卫兵作何反应。他们也像是有点不好意思,憨笑往这边看,有几个女孩也尖着嗓子握拳高喊:向首都革命群众致敬!
两下里都是闻所未闻的称呼,红卫兵也罢了,一身军装也有个意思;这位卖大葱的一贯缺斤短两净看他和革命群众吵架着实不是那么回事儿,高抬了。
“首都革命群众”咧着大嘴呵呵乐,拳打脚踢逼着周围小孩跟他一起喊:向红卫兵学习。我们都跑开了,就看他一个人在那儿热情地狂喊。
走到复兴路口,红卫兵队伍突然加快了,步行的人纷纷跳上自行车前梁或者后架,一个驮一个蹬了起来。只见自行车如密集的流矢在路口嗖嗖掠过,一簇簇人斜倾着身子姿态优美地滑翔,摆正之后个个弯着腰拼命向城里方向蹬去。
一眨眼工夫,自行车队消逝得无影无踪。街上聚起的一小群一小群人也慢慢散去,翠微路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我感到有大事已经发生,但大事发生在城里,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很难想象那究竟是些什么大事。
看那些标语似乎城里打起来了。有人反对毛主席。
标语上提到三个人名字: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是一村的,晚上爱说梦话。还有个日本人:彭罗陆杨。不知是哪庙的和尚。胆儿也太大了。真想成立资产阶级司令部也应该去华盛顿呀。
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只见当过我们辅导班的五年级那班的学生揪着他们班老师张敏吵吵嚷嚷从窗外经过。张老师走在前面,李白玲揪着她后脖领子。张老师边走边努力想回头说什么,脸上的无奈、温顺是我从没在一个老师脸上看见过的。这老师一向也是个精明强干的,说话像打机关枪,又快又脆,很让人敬畏的。现在她成了孙子,刚一张口就遭到七八只手指到脸上,一片斥骂。同学们的样子都很愤怒,脸红脖子粗,只有小偷被当众擒住才会引起周围群众这般情绪。
快看,他们打她了。我发现我在激动地尖叫,嗓子都岔了音。我们班的同学像船体突然倾斜呼啦都跑到靠窗的这边往外张望。
李白玲一个耳切子扇到张敏老师的嘴上,张老师捂着脸想蹲下去,被张明和另一个大个男生合力提起。他们拎的是她的头发,再一拽,她的脸就露出来仰上去,李白玲又是一个耳刮子,打得脆,摔小玻璃片似的声音我们都听见了。校长和体育老师都出现了,奇怪的是他们两个平时最威武的男人此刻也显得怯懦,拉一把正在打老师的学生都不敢,只是劝,来来回回拦阻往上冲的学生。体育老师那样子还有点嬉皮笑脸的。
要文斗不要武斗嘛!校长大吼一声。他也不知被谁一把推搡出人群,踉跄几步好像是直扑我们而来,满脸通红眼中突然流露出恐惧,这在有时爱吹守过上甘岭的一校之长身上是很不寻常的。
我回头看了眼朱老师,她没看窗外,低头在想什么,手拿粉笔在讲台上画来画去。今年夏天,她一变十分土气,穿着一字领的白布汗衫,肥裤腿的蓝布裤子,膝盖上也打了两个补丁,那很配她。外班的同学都跟我们班的同学私下传,她家是印尼华侨,那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像黑人。华侨,就是资产阶级。到处找资产阶级,没想到自己的老师就是,这叫我且惊且喜,老忍不住想问她:你们家生产什么呀?
张敏老师的罪名很快就传遍了全校,中午放学我们都知道了。她说毛主席鼻子和嘴是通着的。太反动了,大家都很气愤。毛主席怎么会和我们一样?
有一天,在我们学校门口那个大厕所里发现了一具死尸。我们闻讯赶到那儿死尸已经给抬到马路边的树荫下,盖着一张凉席。并没有多少人围观,那人孤零零横躺在地上,头垂在马路牙子下,是个后仰的姿势。我们用脚扒拉开盖着的凉席,看到一个脸很小,长着一撮小胡子的中年男人。他戴着蓝工人帽,上身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眉头紧锁,好像临死还在思考问题。不是很可怕,脸色也正常,跟一个睡熟的人没什么两样。只是有蚂蚁,一小队蚂蚁在他的鼻孔中爬进爬出,猛然明白死与生的区别:不再有呼吸了。听旁边的人议论,这人是自杀,在厕所里上吊。没人知道他是哪儿的,为什么想不开。这人他长得不出众,但也远谈不上邪恶,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人了。
期末考试提前了。大家还没复习完就开始考了,学习不好的同学怨声载道。朱老师安慰大家:都会让你们及格的。考卷发下来果然很简单,考题也比上学期少。考试的时候很多同学还是抄,朱老师看见也不管。那学期我们几乎全班都得了双百,最差的也是九十多分。
考完试我们全校上街游了一次行,为何而游忘记了,总之很隆重。游行前一天下午我们各班的旗手还和校鼓乐队一起练了队,胡老师还是那么朝气蓬勃地叼着哨子一边自己踏步走一边给我们吹着步点儿。第二天去学校集合,突然又说不打少先队旗了,红领巾也不让戴了,说少先队“修”了,整个组织被取缔了。我理解这“修”的含义就是跟苏联一样,苏联什么样我可不知道,好像是都吃土豆烧牛肉。为什么吃土豆烧牛肉不好,那我也说不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该挑食。
问题是我们也没尝过这道西餐是什么滋味,也糊里糊涂“修”了,大家都觉得冤,一边从脖子上往下扯红领巾,一边围着胡老师哭丧着问:咱们都修了?那还让不让我们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了?
没你们的事,胡老师说,也没我的事,修的是上边。
上边是谁呀,我们认识吗?
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甭缠我了,以后咱们都听毛主席的话就完了。
胡老师脸黄黄的,十分贫血的样子。摘了红领巾她也一下变老了,皱纹都出来了,原来她那个粉脸也是红布托的。
那天我们那一带的小学都出来了,马路两边走的都是支持毛主席的小孩儿。我看到的校旗有“育英”、“培英”、“六一”、“十一”、“五一”,都是各院的子弟小学,一看校名就知道一个路数,没什么想象力。
他们都是从西边过来的,走了很远的路,到了翠微路已经筋疲力尽,鼓也打不动了,号也吹不响了,喊口号也是稀稀拉拉,很多小孩一瘸一拐,还有低年级女生边走边哭。哪还像来给毛主席撑腰,倒像给社会添乱的。
过了公主坟环岛,看到海军的七一小学。他们非常阔气,每个孩子一身新式的灰军装,连老师也穿着军装,远远看去一片汪洋。海军就是爱臭显,好像谁不是军属似的。我们学校和七一小学并排行进时大家都觉得压抑。我在队列中小声嘀咕:灰老鼠。他们看到我们中穿军装的就骂:黄鼠狼。沿途两校孩子互相用胳膊肘捣来捣去,谁也不示弱。也许是着装整齐,七一小学的女孩显得彼此相像,都白,都好看,像一个妈生的——我感到自己非常嫉妒那些七一小学的男孩。
快到军事博物馆时我们看到一支仍然穿少先队队服的小学生,队旗上写着罗道庄小学。
打倒罗道庄小学!罗道庄小学滚回去!
我们纷纷举起拳头向他们喊口号,大声嘲笑他们:土鳖。
我看到那些队服洗得发黄,上下缀满补丁的农村孩子眼中闪过惶恐瑟缩。没走多远,他们头如刺猬面颊瘦削的老师就带着他们离开大街,匆匆拐向八一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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