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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在南院门居住，生活是确实方便的，这里除了没有火葬场，别的设施应有尽有。所谓的南院，是光绪十四年陕西巡抚部院由鼓楼北移驻过来的称号，民国以后又都为陕西省议会、国民党省党部、西安行营占驻，一直为西安的政治中心。一九二六年南院西侧的箭道开辟了小百货市场，面粉巷、五味什字、马坊门、正学街、广济街、竹笆市，集中了全城所有的老字号。竹笆市早在明代就是竹器作坊集中地，至今仍家家编卖竹床竹椅竹帘竹笼之类。涝巷是传统的书画装裱、纸扎、棚坊、剪刀五金等工艺作坊区，三家五家的在门面或摊点上出售传统小吃如杏仁油茶、粉蒸肉、甑糕、枣末糊、炒荞粉。克利西服店是洋服专卖店，那个长脖子、喉结硕大的师傅裁缝手艺属西北第一，给胡宗南做过服装，给从延安来的周恩来也做过服装。老樊家的腊汁肉，老韩家的挂粉汤圆，老何家的“　春发生”葫芦头泡馍，王记粉汤羊血都在涝巷外的正街上，辣面店香油坊卖的是最纯正的陕西线线辣面和关中芝麻香油。马坊门的鸿安祥是专卖名牌的鞋店，正学街有家笔店，印石版，篆刻图章，制作徽章。广场的甬道里有西安最早的新式制革厂，有一摆儿卖香粉、雪花膏、生发油、花露水的“　摩登商店”，有创建于清宣统元年的陕西图书馆，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大东和北新书局分店，有慈禧来西安所接受的但未被返京时带走的贡品陈列所“　亮宝楼”。南广济街有广育堂，制配的痧药和杏核眼药颇具声名，更有达仁堂、藻露堂中药店。藻露堂创立于明天启二年，该店名药“　培坤丸”，以调经和血补气安胎而声播海内外，日均销售额二百银元。每年春节这里都办灯市，可谓是万头攒拥，水泄不通，浮于半空的巨大声浪立于钟楼也能听见。正月十五前后的三天晚上，灯谜大会自发形成，由南院的正街、广场一直延伸到马场门，马场门就有了一家叫“　礼泉黄”的算卦小屋，礼泉黄的谜面、谜底是不离经、史、诗文的，有着几根稀黄胡子的屋主肯定是坐在旁边的藤椅上，在人们的啧啧夸赞声里，呼噜噜呼噜噜一锅接一锅地吸水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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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西安（7）

我第一次来到西安的时候，是十三岁，作为中学生红卫兵串联的，背了粗麻绳捆着的铺盖卷儿，戴着草帽，一看见钟楼就惊骇了，当即草帽掉下来，险些被呼啸而来的汽车碾着。自做了西安市的市民，在城里逛得最多的地方依然是钟楼。我是敬畏声音的，而钟的惊天动地的金属声尤其让我恐惧。钟鼓楼是在许多城市都有的建筑，但中国的任何地方的钟鼓楼皆不如西安的雄伟，晨钟暮鼓已经变成了一句成语，这里还依然是事实，至今许多外地人一早一晚聚于钟鼓楼广场，要看的是一队古装打扮的人神色庄严地去钟楼上鼓楼上鸣钟敲鼓，恍惚到了远古的时代。钟楼在西安的中心，西安人讲龙脉，北门出去的北郊塬上就是龙头，现仍叫龙首村的，钟楼正好建在龙的腰上。古时候钟鼓之声响起来情形如何，四座城门的守卒是否关闭城门，来往行人是否立足凝神，不可得知。一位姓章的朋友说过这样的事，他的爷爷在民国初年是个刽子手，那时报时的方式一度是“　放午炮”，当然午炮也是在钟楼上放的。他常常执行犯人必须在午炮前就临刑场，单等了午炮轰然一响，噙一口酒噗地喷向犯人，刀起头落，然后那没了脑袋的身子从肚脐往上聚一个包，包渐渐涌上，断颈就猛地冲上一股血来。

以放炮而报时，这也只有西安人能这么干了。西安虽是帝王之都，但毕竟地处西北，气候干燥，冬天冻得要死，夏天热得要命，一年四季其实只有两季，刚刚脱下棉袄，没过几天街上就有人穿单衫了。这样的地理环境，产生了秦嬴政的“　虎狼之师”，产生了味道最辣的线线辣子和紫皮独瓣蒜，产生了最暴烈的“　西凤酒”，产生了音韵中少三声多四声最生、冷、硬、倔的语音和这种语音衍义成的秦腔戏曲。在大小的饭馆里，随处可以看到一帮人有凳子不坐而蹴于其上，提裤腿，挽袖子，面前放着“　西凤酒”，下酒的菜是生辣子里撒着盐，而海碗里的一指宽如腰带的长面，辣油汪红，手掌里还捏着一疙瘩紫皮大蒜，他们吃喝得满头大缸冒气，兴起了咧开大嘴就来一段秦腔。西安人的生、冷、硬、倔使他们缺少应付和周旋的能力而常常吃亏，但执著和坚韧却往往完成了外人难以完成的物事。二十年代“　西安围城”之役就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一九二六年的春天，军阀刘镇华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又勾结了阎锡山以及陕南、陇东、陇南的镇守使，率十万兵力攻打西安。守住西安，对于策应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守城的军队仅有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三部近万人。一万对十万，相持了八个月，这是何等的艰难！刘镇华攻不开城，就企图围死城，沿城周挖壕七十华里，壕后筑土墙，架设大炮隔绝内外，又纵火烧毁城外十万亩麦田。城中粮食短缺，斗粟百元，后到有价无市，军民挖野菜、剥树皮、餐油渣、咽糠麸，进而煮皮带、吃药材、屠狗杀马、挖鼠罗雀，甚或食死尸。有两段文字，是亲历围城之役的人写的：

一、城中死尸，到处可见，收埋稍迟，则犬来啮之，甚至有饿至难忍，假寐道旁而群犬亦向之咧牙者。余在端履门见一饿倒老妪，尚未绝气，群犬即围而争食。细观老人，若欲格之而无力格之，然待余飞身赶到从事驱逐，而老人之一臂一足已为群犬咬断，多已去也。

二、十一月十二日，风雪连天，白昼若晦，全城几断人影，是日遂以死两千人传矣。越日，余往各处视之，见屋檐之下，倒毙无数，大道之中，横陈多尸。披乱麻布者有焉，拥旧棉絮者有焉，穿破夹衣者有焉，此服色之不一也。有口含油渣而尚未咽下者，有突然倒地作欲起之势者，有若彼此互抱而取暖者，有蜷曲于乱草之中，状若安睡者，此死相之不一也。其中男子最多，妇人最少，老者最多，幼者最少，劳工最多，他界最少，此人色之不一也。余观至此，几疑此身已入饿鬼地狱中。

即使如此，西安人仍未屈服，八个月后，击败了刘镇华，护城成功。成功后，在北新街空旷地上挖下大坑，葬埋了遗散在城内各处无人收埋的死难者万具尸骨，并在大冢上修起纪念馆，杨虎城以沉痛心情写了一副挽联：

生也千古死也千古；

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著名的西安事变发起人之一仍是那个杨虎城！可以说，全城死去四万人守护八个月的只有在西安发生，而敢以地方军的身份把蒋介石抓起来，也只有陕西人能参与。临潼的骊山我去过多次，在捉拿蒋介石的石崖上总能想见人在危急时的能量，那么至尊的蒋委员长听到枪响后大冬夜里穿件睡衣赤脚能跑上山，又能从石崖的一个窄缝中爬过去！但我更想到的是杨虎城的胆量，以他的地位和兵力，若是别人，见了蒋介石粗气也不敢出，何况他与张学良相比，又算个“　粗人”。张不但喜爱骑射，且有驾机遨游的嗜好，曾驾机飞越秦岭到汉中与孙蔚如军长共进早餐，再驾机去重庆办事，又驾机往洛阳会友，然后飞返西安，何等的倜傥潇洒。杨虎城凭的什么呢，喝烧酒，吃羊肉泡馍，吼秦腔，一副厚重憨朴之相，就凭的是铮铮的民族气节，凭的是陕西人的豪胆，不干就伏低做小，要干就破釜沉舟。据民间传说，在兵变过程中，杨虎城也是怀疑过张学良的坚决性的，他也曾主张过杀掉蒋介石，只是在共产党的力主下，他顾全了大局，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但等得知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后，他捶胸顿足，知道张学良走错了一步棋，也清楚了自己将要面临的命运，数日里沉默不语，关门不出。

老西安（8）

一代宗师吴宓论说过陕西人的性格特征：倔、犟、硬、碰。所以陕西人很少能在中央机构里任大官，即使有也为期不长，沦为悲剧。杨虎城在西安围城之役和西安事变中都是给自己做了棺材，向家人和部下作了后事安排的，围城之役中他枪毙了力主投降的大绅士褚小毖，年迈老母在老家生命危急时，他下令凡是有关他母亲的消息，任何人不得向他报告，违者杀无赦。在动员会上他流泪表示：我不是要大家战死而我独生，我已下定决心，城破之日我就自杀于钟楼底下，以谢大家，以谢人民！他生前曾自我评价，一生只做过三件事：一是十八岁时杀了蒲城县的大恶霸李桢，为蒲城人民除了一害；二是守住了西安，把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在陕坚持到底；三是和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达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他阻止部下谈他的“　五马长枪”，“　五马长枪”是西安的土话，指出五关斩六将之类的光辉业绩，但西安人至今民间流传最多的仍是他的五马长枪。

西安的东门里城根一带，历来是有个露水市，也称鬼市的，即天微明开市，太阳出来散市，集市上买卖破旧杂物，专为下层人开的。鬼市现在还依然，八十年代初我去那里买过一个自行车旧轮胎。这些年听说鬼市成了小偷们的赃物出售地，常发生黑吃黑现象，更有公安人员在那里卧底缉拿罪犯，我胆小，就不敢去了。一日被朋友怂恿，说是可以看到社会底层各色人等，便黎明六点赶到那里，天麻麻胡胡，城墙根下已有了些许人，或蹲或立，窃窃私语，其状若鬼，忽有人疾步奔跑，遂有十多人极快地将面前物件装入麻袋扛了也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故，吓得我们再不敢近去，拐进一个巷子走掉了。西安还有两个好的去处，我倒是那里的常客，一处是八仙庵，一处是朱雀南路的旧货市场。八仙庵是座道观，香火是极其盛的，每月初一和十五，城里上些年纪的老户妇人就抱了孙子要去庵里烧香磕头，万人簇拥，当然就兴旺了香火纸裱鞭炮生意，热闹了小吃摊点，集中了课命卜卦之流，不可思议的竟有一条街红火着古董买卖。书院门街上是固定的文物古董市场，不知是那里门面已无法再扩增还是出售书画赝品太多坏了声名，反正是朱雀南路口就开辟了新的旧货市场。我在八仙庵买到了一沓旧时照片，在朱雀南路口旧货市场买到了十多张未署名的写生画，意外的收获使我兴奋了许久。旧照片是关于西安在民国十八年饥馑中一些赈灾内容的，尤其是那些饿死街头的灾民相片，令人惨不忍睹；而写生画则是一位谁也无法知道姓名的画家在街头的风情速写，正是这些偶尔得来的资料使我触摸到这个世纪之初西安的模样而唏嘘不已。

民国十八年，陕西遭了大旱，其严重程度在国内以及世界的历史上都是罕见，据呈报南京政府的文件显示：全省二百万人饿死，二百万人流离失所，八百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南京政府成立了“　全国赈灾委员会”，派视察团到陕，其视察团某成员日记记载：第一天前往西安的西北二乡，东菜园、含元殿、二府庄、大白杨、西十里铺，车子行驶不到五分钟，便见路旁饿死的有十余具尸体，苍蝇营聚，白蛆咕涌。再往前行，更有奇臭刺鼻，停车见三千米外有一大坑，坑中塞满尸体，且不远处正有人用木板车和绳索拉扯往这里运死人。坑是天然的大涝池，已无水，尸体几乎填高至坑沿，有人踏着尸体过去拣扒衣服。午后再去了孙家湾、坑底寨，所有田地荒芜，蓬蒿没胫，不时发现破烂衣服与零乱骸骨。入其村，屋多泥门堵窗，无人居住。饿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村人埋不胜埋，只泥堵其窗户，希图苟安于一时。那时赈灾，西安设立了妇孺收容所，又设了施粥厂，由赈务会发给受赈者食粥票，填明街巷及姓名，并照票据上的姓名造册留给粥厂存查。粥多为霉米，稀可见影又石子硌牙，但施粥时，检票员站在粥厂入口，验明饥者所持的食粥票，并核对与本厂底册无异，再发给一个竹签，然后排队入厂内，每人一满勺。翻阅这些照片和有关资料，我实在不忍于提起这段往事。西安人至今有两大忌讳：一是不说“　出玉祥门”，玉祥门是西安围城之役冯玉祥领兵解围时所新开的一道城门，而此城门外在四十年代为国民党西安当局枪决犯人的刑场，二就是不愿提说民国十八年。

经过了民国十五年的围城战争，又经过了民国十八年的饥馑，西安是元气大伤，越发不敢谈繁华之地，十多年后艰艰难难缓过劲来，愣神一望，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是了何等派头，而自己只是更多着农村的气息。这，也就是我在那一堆写生画里看到的情景。我的两个朋友，都是旧时西安城中的豪门后代。一个朋友讲，他那时还小，出门却是坐车坐轿，前后随着四个卫兵的，他推过牌九，吸过鸦片，到翠红楼上去窥视过妓女，在饭馆里聚众砸椅桌，是有名的“　十大恶少”之一。“　但我后来革命了。”他说，街上有了游行队伍，反饥饿，反内战，他每日一听到街上有动静就往出跑，而父亲在家他是不敢动的，父亲午休起来照例得喝茶，茶毕则和新娶的姨娘在后花园习剑健身，一等门口汽车的喇叭响，父亲戴了礼帽出去了，他就将藏在屋角的三角小旗子拿上往街上去。另一个朋友是位女士，年龄更小，她讲她的母亲是上海人，是父亲在上海做生意娶来的，父亲是传统的治家方法，从小要求她的大姐笑不露齿，行不动裙，竟在大姐的裙边缀上小铃铛，若大姐走路疯张，响了铃铛，就呵斥不已。而母亲却受的洋式教育，能诗能画尤喜弹琴，每日必要上街看电影，夫妇少不得吵架，最后离婚。“　你看，你看这把琴！”她搬出一把古琴，上面刻着秀丽的三个字：张一白。这是她母亲用过的，母亲离家时她一岁半，但母亲决然地走了，据说她嫁给了一个金融家，后来定居在香港了。各个家庭有各个家庭难念的一本经，大户人家的故事在西安毕竟知之甚少，大多的市民还只是为生计忙忙。一圈的城墙外，护城河里日夜流着臭水，一早一晚风把热腾腾的酸臭味吹遍各街各巷，尤其夏季，刺鼻的蒜薹味经久不散，香囊是稍有讲究的夫人和小姐出门必备之物。进了南城门子，没有一幢高出城墙的建筑，楼垛上栖落了成群的乌鸦，将粪便白花花拉淋在墙砖上和箭楼梁柱上，天一擦黑就呱呱呱地聒叫不已。更有些猫头鹰，大白天里泥疙瘩一般蹲在城墙垛头、钟鼓楼屋脊或城河边的榆树丫上，谁也不敢打的，打了据说遭殃，看见只能仰天呸呸吐几口唾沫，这如同街上张贴的处决犯人的布告，碰见了就撕下那朱笔勾就的红钩，带回家可以避邪。猫头鹰在夜里一叫，听到的莫不心跳肉颤，很肯定，第二天必是某一街巷的什么人家死了人。死了人的奠祭就在门首挂纸把，芦席搭了灵堂在院里，请乐班吹吹打打，整夜里孝歌。孝歌里有这样一句“　人活在世上有什么好，说死了他就真死了”，唱得一条街巷的人都心里发酸。大人们死了，两天三天后就用木板车拉着白木棺材在孝子贤孙的哭嚎中去城外的郊野埋葬了，而那些出生未满周岁的小儿夭折了，则是用破布或乱草包裹装于竹筐，放在门外，掏钱让那些“　闲人”带出城去处理。西安至今有一个很著名的词：闲人，指那些浪荡于街头上的无所事事的人，但“　闲人”的起源却是一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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