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是年少、稚嫩的年龄时,我父亲便给了我一个忠告,它至今萦绕在我的脑际。
“每当你觉得想要批评什么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切要记着,这个世界上的人并非都具备你禀有的条件。”
他没有再说什么。可是我们父子之间常有一种一点就通的默契,我心里明白父亲的话里有着更多的含义。从此,我总是倾向于对人对事不妄做任何评断,我的这一习惯致使许多秘密的心灵向我敞开,也使我成了不少牢骚满腹的人的牺牲品。当这一品行在一个正常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变态的头脑便会很快地察觉到这一点并且依附于其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学院里我被不公正地指责为政客,因为我暗知许多行为不检、来路不明的人的隐私和悲苦。这些心腹话儿大多都是它们自己找上门来的——当我通过某种准确无误的迹象意识到谁有贴己话要向我倾诉的时候,我总是在装着睡觉,或是心不在焉,或是装出一种冷漠和不屑一顾:
因为青年人诉说其隐秘时,或者至少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开场总是窃用别人的话语,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吞吞吐吐。不妄加评断能给事情留下无限的余地。直到现在,我仍然有点害怕我会失去什么,假使我忘记了我父亲不无骄傲地叮嘱和我不无骄傲地重复的话:
人们的善恶感一生下来就有差异。
在我这般吹嘘了一通我的宽容精神之后,我到头来还得承认这种宽容是有它的限度的。人的品行有的好像建筑在坚硬的岩石上,有的好像建筑在泥沼里,不过超过一定的限度,我就不在乎它建在什么之上了。在我去年秋天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真想让世界上的人都穿上军装,在道德上都永远取立正的姿势;我再也不想毫无顾忌地尽兴地窥探人们的灵魂。只有盖茨比,以其名作为这本书名的男主人公,不包括在我的这一改变了的行为之列——盖茨比,此人体现了一切我分明蔑视的事物。不过,如果说人的品格是由一连串美好的行为举止组成的,那么,在盖茨比身上,倒也不乏有某种光彩,不乏有一种对生活展现出的种种憧憬的高度感应能力,宛如他身上接通了一架能测出万里之外的地震的精密机器。这种感应力与那毫无生气的易感性(它被冠之以“创造的品性”之后变得体面起来)毫无干系——它是一种与希望维系在一起的非凡品质,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敏感性,这一天赋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见到过,而且以后也不大可能见得到了。不——到最后盖茨比证明并没有错!
倒是那一吞噬了盖茨比的力量,那一接踵在其梦想之后扬起的污垢飞尘,使我暂时放弃了我窥视人生的徒劳悲伤和短暂欢乐的兴趣。
我家一连三代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里的有名的富贵人家。我们卡拉威家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家族,据家谱记载我们还是布克里奇公爵的后裔,不过我的这一家系的实际创始人则是我的伯祖父,他五十一岁时来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他雇了一个人去替他打仗,自己却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这门生意我父亲一直从事至今。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这位伯祖父,不过家人以为我长得像他——特别的依据就是一直挂在我父亲办公室里的那幅颜色发了黄的伯祖父的画像。我一九一五年从纽黑文毕业,正好是我父亲从那里毕业二十五年,稍后一些时候我便参加了那一酷似公元一世纪初条顿民族之大迁徙的世界大战。我是那么醉心于那场反击战,以至回到美国以后我倒觉得无所适从。在我看来,中西部现在不再是世界繁荣的中心,倒像是这个世界上的边远的贫瘠之地——因此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做票券生意。我所认识的人都在做票券生意,所以我想这门生意再多养活一个单身汉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所有的姑舅叔婶们都商量了这件事,那慎重的态度就像是为我入学挑选学校一般,最后他们表情严肃又略带迟疑地同意道:
“啊,那就这样定了吧。”父亲答应资助我一年,几经耽搁之后,我终于在我二十二岁的那年春天去了东部,我当时以为这次来后我就永久性地住下去了。
来后第一件实际要做的事情,是寻找住房。那时正值温暖和煦的季节,我又是刚刚告别了有着宽阔的草地和葱绿林木的乡村,因此当我办公室里的一位年轻同事建议我们两人到近郊区租间房一起住时,我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他去租到了房子,一间久经风吹雨淋的木板平房,月租金八十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公司派他去了华盛顿,结果我独自一人住到了那里。我有一条狗——至少在它逃走之前与我相伴了一些日子——一辆旧道奇牌轿车和一位芬兰籍的女用人,她为我整理床铺做早饭,有时守着电炉子自言自语她的国家的谚语格言。
这样寂寞地度过了一两日后,一天早晨一个到此地比我还晚的男子在路上叫住了我。
“嗨,到西卵镇怎么走?”他求助似的向我问道。
我告诉了他。当我再往前走的时候我便不再寂寞了。一路上我成了一个向导,一个引路人,一个土着居民。他无意间也给予我一种邻居间的信任感。
这样当阳光日渐和暖,树上顶出嫩嫩的绿叶时——宛若银幕上的植物生长得那么快,在我身上又复生了那一熟悉的信念:随着夏日的到来,生命又将重新开始。
我有大量的书籍需要阅读,而且我要从这清新扑面的空气中汲取勃勃生机。我买了个几本关于银行业、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书,它们红皮烫金,立在我的书架上(像是刚从造币厂印出来的新钞票),好像在预示要把只有迈达斯、摩根和米赛纳斯
才知晓的了不起的秘密展现给我。另外,我也满心打算再读许多其他方面的书籍。在学院时,我就饶有文名——有一年曾为《耶鲁新闻》撰写了一系列格调严肃、文字晓畅的社论——现在我打算在学做金融的同时把这些旧业重操起来,再成为一个“万事通”专家,所有各类专家中智力最有限的一种。这不仅仅是一个格言警句——生活从一个单个的窗口去眺望毕竟显得成功得多。
我竟然会在美国北部的一个风俗奇特的居住区中租下一所房子,这也纯属偶然。这个区位于纽约正东的那一狭长喧闹的小岛上——那儿除了自然风光旖旎瑰丽之外,还有两处很不寻常的地形构造。在离纽约市的二十里开外处,有两个在外轮廓上极相似、中间仅有一条小湾分割开来的蛋卵形地域,它们两个的最前端都延伸进了西半球的最平静的咸水海域,此处被称为长岛桑德湿地。它们并不是那种完美的椭圆状——恰似有关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它们与大海相接的那一端都像是被挤压过了似的显得扁平——不过,它们外形上的相像,却总是使飞过的海鸥辨别不清方位的原因。对于没有翅膀的人来说,更有趣的现象则是,除了形状和大小的相似,它们在其他每一个方面的不同之处。
我住在西卵镇,哦,可以说在华丽和气派上它略逊于东头的镇,尽管用此语来表示它们之间的那种奇特、怪诞的对比几近于肤浅。我的房子位于西卵的顶端,离桑德海湾只有五十码远,而且被夹挤在两幢一个季节的租金便高达一万二到一万五的巨大宅邸中间。在我右边的建筑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可以说是雄宏壮观的——实际上它是诺曼底法市政厅的仿造物,在它的一侧耸立着一座塔楼,由一层稀疏的常春藤盘绕着,显得很有新意,再过去一点儿是一个大理石游泳池,还有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就是盖茨比的住宅。因为我还不认识盖茨比先生其人,或者倒不如说这是一个叫做那一名字的先生的住所较为合适一些。我自己的寓所显得寒酸,不过好在其小,人们也不太注意,我从我住的这儿可以看到大海,可以观赏我邻居的一方草坪,这给我一种与百万富翁毗邻的慰藉感——而这一切只需我每月付出八十块的房钱就可以了。
越过那个小海湾,就可见东卵镇上的那些华丽入时的白色高大建筑,映着海水发着熠熠的光辉,可以说这个夏天的故事,便是从我那天傍晚驱车到了那边,与汤姆·布坎恩夫妇共进晚餐以后才真正开始的。黛西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汤姆是我在上大学时认识的。在我刚刚打完仗回来的时候,我曾在芝加哥和他们呆了两天。
黛西的丈夫擅长各种体育活动,他曾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着名的足球健将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说够得上国家级的球星了,他可以说是这种人中间的一个,即在二十一岁时就取得了几乎达到了其极限的优异成绩,而在这之后,他在每一件事上尝到的都是走下坡路的滋味。汤姆家是非常有钱的富户人家——早在大学里时他就因挥金如土遭到人们的指责——现在,他离开芝加哥来到东部的那种气派更是叫人惊异得目瞪口呆,举个例子来说吧,为了打马球他从福雷斯特湖一并带来了一批赛马。一个和我同时代的年轻人能富足到做这等事,真是叫人难以相信。
他们夫妇两人来到东部的原因我不清楚。在这之前,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由曾在法国呆了一年,然后就飘来荡去,哪里有人在打马球,哪里有富人们聚在一起,他们便去到哪里。黛西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们这一回是最后一次搬家,可是我不相信——虽然我一点儿也看不透黛西的内心,但是我觉得像汤姆这样的人是会永远飘荡下去的,他会急不可待地去追求,哪怕是一场不可多得的足球赛的戏剧性的激奋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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