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多少重币,铸多少轻币,大王啊,是市场说了算。
单旗说完这些,又找补一句:大王,您“废轻而作重”,不就是想占老百姓便宜么?结果必使“民失其资”,同时也是给自己“召灾”。
民失其资可能不要紧,因为您的亲属没有一个是民。但是国家税收就要因为民穷而减少,您老人家的费用就会更不足了(王用将有所乏)!
您一不够用,就要加紧搜刮,民不堪负担,只有逃亡一途,那就有大麻烦了。
本来财政不是供您胡吃海塞的,而是有备无患的。“民离而财匮,灾至而备亡”,老百姓一跑,您税征不上来,一点风险预备金都没有,国家就要大崩盘了!
这,就是著名的“子母相权论”。
单旗的这个理论,又叫“金属主义论”,主旨就是铸造货币要足值,不能毛。因为金属货币时期,钱本身还是个物件,有原料和制造成本,工序很麻烦,利润也不是太高,所以“钱”还是值钱的。假如面值超过实际重量,钱的价值就“虚”了。
这个理论,对后代的影响那就大了。
唐代有个政府理财家第五琦,不大相信单旗的,把这个理论演变成了“虚实相权论”,认为完全可以铸造不足值的钱,也就是一定数量的“虚钱”,既可方便流通,又可弥补“国用不足”。
他想得美!结果,政府一当十、一当五十的“虚钱”一出来,单旗说的就应验了——货币贬值,谷价腾贵,民多饿死,第五琦也因此备受责难,下了台。
后来宋代又发明了纸币,钱就完全脱离了实物,变成纯粹“虚”的了,一张纸而已。南宋诗人杨万里(曾经当过地方财政官),便又把金属钱比作“母”,纸币比作“子”,主张纸币发行量要与原有的金属币相平衡,要保证两者能够自由兑换。他认为这种“母子关系”也要相权。
单旗的头脑是一流的,能预见货币未来发展几千年。可惜周景王穷怕了,不听他的,非要铸大钱。
不过,也有当今的学者质疑,说周景王时代的钱,是“空首布”,也就是铲子币,没有所谓大小之分,单旗的这个“子母相权”理论,可能是战国人的伪托。
——就算是战国人假冒单旗,也不简单,起码他们在那时候就懂得:不能滥发货币及其衍生产品,否则“民失其资”,国损税收,大崩盘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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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汉武帝是“国家货币”创始人(1)
谁敢堂堂正正说自己是个商人?
在皇权时代,也就是“封建社会”,我们都知道,商人为四民之末,是“士农工商”的末位,地位很低下。尽管他们房子豪华、服饰光鲜,终究还是矮人一头。
这个排位是怎么来的?
前面不是还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因为生意做的大,与国君都能“分庭抗礼”吗?后来商人是怎么成了贱民的?
变化就发生在两汉时期。
西汉的司马迁在做《史记》时,还是很重视商人的,特地开辟《货殖列传》,谈论西汉前期的经济,并记录了一批大富豪的生平。
他说,他所列举的大富豪,都不是靠着爵邑、俸禄得来的钱发家的,也不是靠“弄法犯奸而富”。他们是靠着种植、渔猎、经商,谋取利润而致富的,“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这词语之间,对商人还是很赞赏的。富豪固然不能势力“倾国”,但势倾一个市县还是没问题的。
到了东汉的史学家班固写《汉书》,也有一篇《货殖传》,但他对富豪的评价就不同了。他说,地方上的“富民”,以财富在乡里取得声望,都有奢侈不轨的恶行,更严重的还盗墓、赌博,靠违法而致富。他们的行为,是“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想来商人在那时候,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都有,就像官员也有贪官和廉吏之分,可是班固不知为何特别仇视商人,一勺都给烩了!
班固老先生还第一次提出了“四大阶级”说,即对“四民”的划分。他的排序,是“士、工、商、农”。应该说,在他的观念里,各阶层只有分工不同,还没有高低之分。
可是到后来,商人不知怎么就滑到最末一位了,变成了“士农工商”,而且这个排序也表示了阶级的高低贵贱。
看来商人地位下降,是从东汉开始的。
班固是大史学家,古代史官的言论至高无上,连皇帝也得让三分。班固对商人的这种厌恶,深刻影响了后世,商人也就成了“为富不仁”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以经济建设为重,但商人心里仍有阴影,没有一个商人敢堂堂正正说“我是一个商人”的。因为这么说,差不多就等于说“我是一个良心让狗吃了的人”。
还没有谁脸皮厚到这个程度。
因此,就有许多代名词出来,比如,“我是一个企业家”、“我是一个业者”、“我们搞实体经济的”、“我们搞流通的”、“我们工商界人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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