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45部分（第1页）

华北的另一个纺织业中心青岛更为日资所统治。从整个华北的纺织业看，日本的扩张是十分惊人的，1932年华北纺织业集中地河北、山东两省，纺织锭数华商有374980锭，占50。63％，日资365580锭，占49。37％，到1936年，华商纺织下降至242456锭，仅占26。02％，而日商纺织猛升至689202锭，占73。98％。＇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的棉业与中国》，第220页。＇

按计划，日本还将新设若干厂房和织机，其规模将赶上中国最大的纺织中心上海。

日本对华北其他物资的掠夺，亦不遗余力。如对渤海湾头白河两岸著名的长芦盐，日本政府决定由其专卖局统制进口。冀东地区丰富的高矾粘土，是炼铝和生产耐火材料的重要原料。兴中公司和日军特务机关与冀东伪政权相勾结，最后将59处矿区攫为己有。此外，还积极掠夺内蒙的羊毛等物资。

（三）控制华北交通命脉

交通运输业的控制也是日本侵略者十分重视的。在铁路方面，1936年日资向华北铁路投资的贷款，本息累计达8733。25万元。＇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版，第494～496页。＇

除上述修筑沧石、彰济铁路外，还打算修筑连结东北、华北和西北的蒙古铁路。在海港方面，日本不但充分利用了原有青岛、秦皇岛等口岸，还计划扩建塘沽等港口。＇《外交评论》第6卷第2期。＇

在航空业方面，1936年6月，日本曾在天津李明庄强行占地13333。4公亩，修建了大机场，用作华北航运中心。10月，日本逼迫宋哲元与日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签订了《中日华北航空协定》，合办“惠通航空公司”，资本为450万元，日方投资250万元。公司总部设在天津，董事会7人，日本占4人，航线5条：北京——锦州、天津——大连、天津——张家口、北京——沈阳、天津——热河。各线均与日满航线联结。＇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第556～559页。＇

从此，日本逐渐掌握了华北地区的陆、海、空交通命脉。

（四）建立经济掠夺机构——兴中公司

日本为实施经济侵略，兴办名目繁多的公司，并渗透到华北所有的工商业。在天津设立的几家大公司有“中日实业公司”、“输入联合会”、“满津贸易公司”、“兴发祥公司”（此公司后并入“兴中公司”）等。还利用旧官僚，组织“东亚经济协会”、“华北经济委员会”、“东亚通惠贸易公司”、“河北经济协会”等等，从事各种搜刮。其中，规模最大、掠夺最多的要数“兴中公司”。

兴中公司筹建子1935年初，8月2日由日本政府批准，于该年12月20日在大连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兴中公司是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直接产物，是日本实施经济侵略大肆掠夺华北资源的重要机关。兴中公司成立时，名义资本为1000万日元，由“满铁”承担70％，其余招中日商股。其总公司设大连，分设子公司于天津、上海、东京。其营业目的，名义上规定为中、日、“满”之间相互贸易及关于中、“满”小企业的投资及斡旋介绍等业务，实际上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入，经济掠夺不择手段。如兴中公司收买了天津市新公司，于1936年8月20日创立“中日合办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海河建成3万千瓦的大型发电站，垄断了天津地区的电力供应。1936年以后兴中公司又合并了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县、唐山、芦台、通县等7家电灯公司，创设了冀东电业股份公司。随后还收买了北平电力公司、北平华商电灯公司的股票。＇依田熹家：《日中战争史资料》（占领地统治·1·），1975年版，第414页。＇

其成立后的10个月，资本额便由1000万日元猛增至1亿日元。＇《银行周报》卷20第40期。＇

该公司一方面是满铁的子公司，它在华北的活动，是满铁势力在华北的扩大。但兴中公司在财务上接受日本大藏省的监督，其章程、董事人权以及对华通商政策需经日本外务省指导。这又充分说明，兴中公司是一个日本的国策公司，它推行日本的经济侵略政策，是日本在华北的经济代行机构。

兴中公司以这种满铁子公司与国家国策公司的一身二任的形式，不但联结了日本的军部与财阀，而且勾通了日本作为宗主国与海外殖民地的联系。通过兴中公司这条巨大的吸血管，吮吸华北的富源，从经济上全面地推行其侵略华北的政策。

三、“自主币制”、走私与特别关税

金融财政领域，也是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另一个重要侧面。

（一）“自主币制”

3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各国竞相寻找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路。英、日等国先后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政策，筑起保护性的货币壁垒，以此向海外倾销商品，并防止外国商品侵入。1934年5月，美国政府通过《白银法案》，抬高银价，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从此向银币国家倾销商品。

中国当时是最大的用银国，由于美国收购白银，中国的银币便象潮水一样涌入美国市场，从而造成国内严重的通货不足，带来经济萎缩。南京政府曾于1934年10月设置银输出税和平衡税等项目，力图阻止白银外流，但没有效果，财政情况日见险恶。

中国政府迫于财政危机而筹划币制改革，并向各国借款。英国在华的投资大大超过美国，英国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便积极帮助南京政府进行市制改革。1935年9月，英国政府派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　Ross）为英国首席顾问来到中国。李滋罗斯考虑到当时英国和日本之间的特殊关系，曾多次征询日方意见，并于1935年6月启程离开伦敦后，取道加拿大先到日本访问，试图争取日方对于援华的协调。

日本对于中国的市制改革的态度，取决于日本总的对华战略。削弱中国是日本的既定方针，因此，对于中国的币制改革，日本蛮横地加以反对。当李滋罗斯来华之际，日本外务省玩弄外交手法，宣称：“日本是稳定东亚的力量，稳定东亚应以日本为中心而加以遂行。”在此前提之下，日本表示“尊重英国的正当权益”。＇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122页。＇　明白地警告英国，不要侵犯日本在东亚的霸主地位。

李滋罗斯访问日木之后，认为已经得到了日本的谅解。于1935年9月21日抵达上海，经过同南京财政要员的协商，英国政府宣布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期限35年，年息5分，以作为财政整顿和实行新币制的准备金。经过一系列准备，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样熙于11月3日正式宣布中国开始币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废止银本位制，采用纸币流通制；以中央、中国、交通（后来加上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各种公私款项只许用法币结算支付；禁止白银流通，白银收归国有；现有流通白银及银币可按规定换领法币，以后又规定与英镑美元等外币的汇价，由指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这次币制改革实现了以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官僚资本对全国金融财政的统制，国民党政府可以通过大量发行纸币，加重财政赤字，从人民手中汲榨财富。但是，市制改革使中国货币得到统一，在客观上加强了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有利于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

币制改革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军部、政府各方面却纷纷发表声明，并采取反对和阻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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