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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这一番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而梁漱溟却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叶浅予自学成才,对学院派言论敏感。他与徐悲鸿初次见面,徐无意中给他留下狂傲自大的印象,徐认为,中国画的造型基础是素描,要改造革新中国画非得从素描写实入手。而当时中国画坛上,能画素描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蒋兆和,一个是他自己,还有半个是梁鼎铭。叶浅予听了很不舒服。

冒孝鲁为人狂傲,逾于老父,每读父诗文,必指摘之,连呼不通不通,老人亦只能默认而已。盖其国学造诣深厚,故敢如此。凡有自命不凡的文人雅士者,以诗文就正时,至多读三行,即言:好好。便掷还了。有一年,冒求太极名家乐幻智为之医病,乐以气功治愈后,两人畅谈虚字语助词。乐云:读通《论语》,虚字也通了。冒孝鲁自此称乐老师不已矣,并对人曰:斯人非徒以拳术鸣也。

1940年浙江大学流徙到遵义,在艰苦的流亡时期,竺可桢邀请费巩担任训导长。费巩接受了职位,同时表示:“吾不要训导长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钱来,要求拿这笔省出的钱用在学生物质生活的改善上面。”他上任后身体力行,亲自动手烧开水为学生杀臭虫。学生宿舍灯光太暗,他花费精力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拿自己的工资购买玻璃、铅皮等材料,制作了800多盏分发到各宿舍。学生们称之为“费巩灯”。

王实味到延安后,做了特别研究员。时延安物资匮乏,特别研究员的待遇相当高。毛泽东每月拿五元津贴,王实味可拿到四元半,比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多半块。当时边区棉布缺乏,大家都穿土布,从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做的衣服,主要是给领导、学者穿,这就是当时的“干部服”,作为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也享受这一待遇。1941年冬季,发棉衣时,因王瘦削,没领到合适的干部服,他就跟着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把自己的一份给了王才平息风波。王只要了帽子,因为范个子大,他的衣服王根本不能穿。

塞克为延安四怪之一。毛泽东曾派李卓然上门邀请塞克到毛住处晤谈,被塞克拒绝,原因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他不去。这事很快传来,后来邓发劝他说:“去吧,不去不好的。”邓发还主动愿意陪塞克一起去,这样塞克就同意去了。在去杨家岭的路上,有相熟的人笑问:“塞克同志你去杨家岭吗?”塞克听了很不好意思。

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也写不出

冼星海拙于言辞,表面看近于木讷,内心热情似火。他到了延安,跟周围环境时时发生冲突。有时,他无处发泄,就将隔壁人家飞来的小鸡打得满屋乱飞,他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也写不出。”

延安整风期间,何其芳和刘白羽由延安到达重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约集了一批比较进步的作家,请他俩做报告。何报告了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何给大家印象不好,其口气让人感到他只是标榜自己是已经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就跑来改造我们!冯雪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日本投降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要分配到各解放区去,毛泽东专门找一些著名人士谈话,高长虹也被邀请。哪知一开始谈话,就不和谐。毛泽东问:“高长虹先生,抗战胜利了,你有什么想法,是留在延安,还是到哪个解放区去?”高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想到美国去考察经济。”毛听了高的话,当时就生气了,请他立即出去。

抗战胜利后不久,胡秋原给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写信,抗议“美国不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领土的主权完整。”赫尔利邀请他面谈,胡到了大使馆把赫尔利驳得体无完肤,赫氏就王顾左右而言他。胡秋原打断他说:“如果大使先生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要告辞了!”赫恭敬送胡出门,说:“胡先生你是我见到的中国人中,罕见的勇者。”胡答:“不对,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多得很,只是大使先生在酒会或宴会上少见而已。”

中共建国后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时,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要去,你就去。”“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

李敖对自己的文字极其自信,他的名言之一便是:中国的白话文,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很多读者看了一本李敖的书,便忍不住到处搜寻李敖的书来看,因为李敖的文字极为真性情,敢说敢做而且幽默迭出。他自称:有话直说,有屁直放,小心求证,当仁不让。

叶公超名士风范,他做所谓“外交部长”时,笑呵呵地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而他被蒋介石训斥后,回到部里必定训斥司长。有人说:“他的脾气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到那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去看时还好好的,下午就被骂出来了。”

像不像苏格拉底

“雷震案”之后,在公开场合下,殷海光常常独自不语,见到一些老友时,脸上也显得一片“冷漠”。傅乐成有一次与之谈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这时他的心情,正像当年在西南联大那个寒夜中长吟李白的那首诗一样:“拔剑四顾心茫然”,颇为绝望。后来殷海光生病,傅乐成与杜维运去医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发一言;继而杜维运也上前搭讪,态度仍是一样,弄得我们十分尴尬。”离开医院,傅乐成无奈地对杜维运说:“你看他像不像苏格拉底?”

“文革”后,萧军复出。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萧重返文坛,有讲话中说:“我是30年代的人物,想不到30年来竟埋在土里……从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里了,现在从土里爬出来,东北老乡叫我‘出土文物’,我是会说话的出土文物……”老年萧军仍爱打抱不平,一次朋友父子都被街上流氓所欺,被打得头破血流,萧知道后,怒不可遏,带了两个小伙子,对着打人的流氓家门连续叫骂,要他滚出来,见个高低,否则,就不是他老子的“种”。打人者缩了头没出来,老朋友竟也再没受到欺负了。萧军说,对于狼和咬人的狗只能用棍棒教训它们,而不能礼让,对于流氓,就应该比流氓更流氓些。他信奉一句俗语:有理讲倒人,无理打倒人。

“文革”后,多人为聂绀弩的冤案奔走,戴浩与聂夫人周颖拿到了有关政策文件,周颖先看文件,一边读,一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聂也看看,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戴浩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

聂绀弩在文怀沙家看见钱钟书送文的诗,其中有“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侠亦温文”一联,第二天就送来了题赠钱钟书诗一首:“诗史诗笺岂易分,奇思妙喻玉缤纷。倒翻陆海潘江水,淹死一穷二白文。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头巾。吾诗未选知何故,晚近千年非宋人。”钱看后颇为欣赏,以为聂有王船山的风味,并为聂诵出王诗:“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1980年,林同济访美前受到胡耀邦的见面邀请,林对见面似乎很满意,他对胡耀邦的印象是“天马行空”,“不拘泥陈腐”。辞别时,林说:“我是个老学者。我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但没有懂多少,但我向你保证,这次出国访问会让我的国家受益的。”

1985年,胡风去世,除了海外,国内一片寂然,唯有聂绀弩诗见诸报端:“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聂还有一诗写胡风:“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便住华居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奇诗仅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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