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7部分（第1页）

我把姥姥的手捧在脸旁，她的手还是那样糙糙的有点扎人。但原来那种厚实有力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皮包骨了。摸在我脸上有些冷冷的，因为这种骨感让我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它已经脆弱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什么时候会变凉。那种无助、无奈、无力，能把亲人的心揉碎。

“好、好，回来就好。”姥姥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好像还想说些什么，却只见她的嘴唇在颤抖，再也吐不出一个字。

晚上，我坚持要在医院陪床，可姥姥说什么都不让。我明白她的心思，这个病房里都是危重病人，夜里常会有人死去，怕我害怕。但我知道如果我守在姥姥身边，她就安心了，不会觉得孤单。

姥姥中风，身体右半边已经瘫痪，摸上去冰凉。我掏出从日本带回的寒热痛（一种能产生热量的袋子），放在她右脚上想让她暖和暖和。然后给她按摩，帮她翻身，希望她会好受些。等我从身体按摩到脚的时候，才发现姥姥的脚上已经被烫起了一个蚕豆大的水疱！

姥姥的脚没有知觉，她感觉不到冷热、疼痛。看着这个大大的水疱，我真恨死了自己，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我叫来医生，他说，对于恢复能力差的老人，这种水疱不易自己吸收，很容易感染。我多想为她承担所有的痛楚，用我所有的能力和资本换取姥姥的康复和快乐。这个亮晶晶的水疱和姥姥在弥留前的模样，一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永远不会消逝。

病榻前，姥姥睡觉的时候，我坐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一直无声地哭。她醒来的时候，我就朝她一直轻轻地笑。姥姥瘦弱的身体在顽强地和病魔斗争着，她清醒的时候经常轻声对我和妈妈说：“我怕，我怕……你们快走吧！快走！”她催促我回日本，让妈妈回北京。

强撑了一段日子，我必须回日本了，不走就更无法维持在国外的生计和学习。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姥姥究竟是什么时候离开我们的。我平时记忆力很好，却一直拒绝记住姥姥去世的日子。姥姥去世了好久，二姐才告诉我实情。她说，姥姥走的那天，我突然高烧，病得很重，还老讲胡话，说厨房里有人在做饭。

我在千万个骨灰盒旁游荡

知道姥姥走了，我又一个人安静地飞了回来。

姥姥还没有入葬，骨灰盒就存放在火葬场。到了上海，我谁也没找，自己在火葬场旁边一家很便宜的小旅馆住下。放下箱子，我第一次走进了火葬场。刚进门，我就听见撕心裂肺的嚎叫，今天又有人生死相隔。我突然想，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他在哭，周围人在笑；　人走的时候，周围的人在哭，他在笑。如果我这一辈子能这样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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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姥姥最恨日本鬼子（2）

进了骨灰存放厅，我知道姥姥正在某个地方听着我的脚步声，等我去看她。可是那么多骨灰盒，怎么找呢？唯一的线索就是姥姥的名字叫浦敏。我问管理人员有没有登记，她已经见怪不怪了，“不知道哪天死的没法查，你自己找。”

我只好凭感觉一个个骨灰盒看过去，一层层，一排排，成千上万，已经找了一个多小时，我在千万个骨灰盒旁游荡。累了、冷了、急了，我开始哭，“姥姥，我回来陪您了，告诉我，您在哪儿呢？”感觉离姥姥越来越近，就是她，真找到了！

我用手轻轻地摸着那个沉重的小盒子，这是在世间我能和姥姥相连沟通的唯一物件。这种感觉总让我想起最后我给姥姥按摩时，她瘦得那一把骨头和冰冷的体温。我抱着骨灰盒，跟姥姥说话，不停地说，把分开的这几年我记得的每件事都说给她听。直到晚上殡仪馆关门的时候才肯离开。每天这里开门我就来，坐在这儿陪她，关门才走，就这样一连坐了好几天。

半年后，姥姥入葬。我又从日本回来，一个人去找她。

我到了上海郊外姥姥入土的墓园。送束鲜花，烧串纸钱，靠着冰冷的墓碑，觉得另一个世界是那么遥远。姥姥孤独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但她生活中有我们这些孩子。孩子们在她的照料下出生，长大，一个接一个地出国了。最小的我走之后，她一个人怎样生活呢？姥姥的耳朵听不清，在北京拍片子的时候我总是很晚回家，她怕听不见我敲门，不论多晚，都会拿着小板凳，坐在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打着瞌睡等我。孩子们都离开了她，她还是等我们回家，可这一等就等到了生命的尽头。

1。五十万人跟我一起说（1）

“那个在午门跳舞的女孩就是你？”

幸运总是在忘了它的时候来临。

从上海回到东京后，姥姥的逝世仍留给我无尽的哀痛，我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动辄流泪，上课发呆，在店里也经常魂不守舍地摔盘子摔碗。大学二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叫修建的朋友打电话给我，“NHK（日本广播协会）的《中国语讲座》正在招人，你要不要试试？”

修建在国内是个演员，到了日本一直在NHK做事。在我们看来，他实在有些高高在上。电视台的大楼很干净，打扫起来应该不费力，时给也会高一些。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打工、生存、念书就是全部的生活内容，于是，我再次穿上那套蜡染衣裤，准备去电视台碰碰运气。

我跟修建约在NHK大楼前见面，大楼的灰玻璃晃得人眼晕。楼旁停着大型的转播车，门前握着稿子、挂着牌子、提着摄像机的工作人员奔来跑去，这种情景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哪儿见过？

“做梦呢吧！”　我近乎粗暴地打断了自己的思维。别给自己太多的希望！日本是个多么现实的地方，在这里的一年时间，我已经把自己训练得刀枪不入了。

“朱迅。”　修建来得很准时，来日本久了的人都很守时。他随便登记了一下，就进了大门，“NHK的门口比中央电视台管得松多了。”　我一边想着，一边穿过曲曲弯弯的过道，修建把我带到一间小屋里，嘱咐了几句，匆匆地走了。他在圈内是名人，时间自然十分宝贵。

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等待着穿工作服的“领导”来面试。迄今为止，这种场面我已经历了五六回，还算老练。加上我现在的日语很流利，刚刚20岁的我一般是攻无不克。不一会儿，门“吱扭”开了，一个戴眼镜的矮个子日本人手中拿着一摞稿子；低头走了进来。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他声音温和，在我对面坐下。“我叫宫本，你的履历可以先给我看看吗？”　他伸出手，我却愣了一下。以前招工的面试从没要过履历。

“对不起，我不知道要带履历。”　心里一凉，“黄了，第一印象就搞糟了。”

“那你说，我记一下。”　宫本还是很温和。问清姓名、性别、年龄之后，他放下笔，向后靠了靠，“你以前做过电视吗？”

心中一沉，回避了好久的话题。

来之前真没有问清这里的职位需求。我的打工经历从清扫大楼到饭店端盘，也算有相当经验了。什么岗位已无所谓，只求付出了时间、体力之后所得的报酬高一些。宫本定睛看着我，我鼓了鼓勇气，“我在中国拍过电影，也主持过青少年的电视节目。”

“噢，什么电影？”　宫本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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