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18部分（第1页）

飞跃

过去的30年，中国大陆崛起了一座座城市。然而，与这些城市的快速发展相比，农民工的待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农民工不得不在恶劣的工作环境里工作，没有住房保障，没有养老金，他们的子女也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条件。

“缩减贫富差距、给农民工应得的补偿”已经提上政府的工作议程。

2008年1月，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分别从上海、广东、重庆三地选出的三位农民工代表朱雪芹、胡小燕和康厚明成为中外媒体聚焦的“热点人物”，因为他们是历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第一次选出的农民工代表。

来自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说，目前农民工关心的重点是解决农民工最急需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三大问题。

2008年1月1日，新的《劳动法》开始实施。新法首次规定，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和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此外，新法对劳动者在保险和赔偿方面的问题都作出了相关规定。

2007年，建设部宣布依法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在城市中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各类就业群体。

“我当然希望能够留在广州生活”，甄博告诉记者。6个月前，他将在老家的女友带到广州来，这对情侣目前住在公司租给他们的单身宿舍里。因为有了买房的计划，他们对于农民工在享受公积金待遇方面的新闻格外地感兴趣。

农民工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子女教育问题。国家规定，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制定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37岁的戴时华目前在浙江义乌的“新光饰品有限公司”打工。6年前，她只身从湖北农村来到浙江，从1000元的低级工种干起。现在，戴时华已经成为这家工厂的车间主任，月薪3000元。

然而，过去农民工的子女要在打工所在地上学，需要缴纳各种额外的“赞助费”和“借读费”。因此，戴时华不得不将丈夫和女儿留在湖北老家。

2008年，浙江省宣布，自2008年春季入学起，浙江省将免除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借读费”。随着“借读费”的免除，农民工子女将能和浙江本地的孩子一样享受义务教育阶段“全免费”的待遇。

现在，戴女士已经将她的丈夫和女儿带到浙江来，她的丈夫也在新光工作，女儿的读书环境也比在农村时好了很多。一家三口住在一个两居室里面，并准备在这儿安家立业。

张冉文

居者有其屋（1）

直到现在，36岁的沈钧仍然不确定自己本科毕业后选择读研深造是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偶尔，他也会和同事调侃自己考研时多考了三五分。

1999年，沈钧从北京的一所名牌高校硕士毕业，分配到了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任职。他本以为他的生活会像早他几年毕业的师兄师姐那样按部就班地过下去：努力工作，然后等待单位分房。但是，这一切并未如他所愿。

“研究生毕业那年，我突然发现以前从来不用考虑的住房却成了大问题。而早几年毕业的本科同学们却早已有了自己的安乐窝”，沈钧不无懊恼地回忆道。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停止住房收入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刚知道这个消息时，我有点儿发蒙。取消了论资排辈的单位分房体系，我突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对于当时的茫然若失和不知所措，沈钧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

同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倡导贷款买房。

但是在90年代末，能够接受“贷款买房”这个概念的人却并不多，“房奴”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名词。

“中国人一向不喜欢借钱。与现在动辄几十万的贷款相比，当时一笔1万元的借款就不是个小数目了”，沈钧一边说着，一边下意识地扬了扬眉。

对于出生在安徽一个小山村的沈钧来说，靠当时每月1000元左右的月薪要在北京买套自己的房子无疑是天方夜谭。1998年，北京城区的商品房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左右。然而每当和自己相恋了6年的女友相携散步时，沈钧总是特别渴望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1998年10月初，《北京日报》上的一条新闻牢牢地吸引了沈钧的眼球——10月29日，以回龙观、天通苑等为代表的19个首批经济适用房项目在北京房地产交易中心展示。

北京市政府把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定在2600元平方米左右，主要是减免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土地出让金，同时要求他们的利润率不得超过3％。但是，大部分经济适用房的位置都比较偏远，多数位于城乡结合部地区。

虽然刚得知经济适用房这个消息时沈钧颇为兴奋，但实地考察之后他还是忧心忡忡。在当时新建的经济适用房当中，天通苑和回龙观的规模最大，而对于在东北三环上班的沈钧来说，天通苑相对方便些。但沈钧还是没想到，从单位到天通苑的售楼处，他坐公车花了近1个半小时。

“那时北京的五环路都还没修好，私家车也不像现在这么普及，住在这么远的地方对于在城区上班的人来说还是很痛苦的”，沈钧叹了口气。

然而，考虑到经济适用房和普通商品房之间的巨大差价，沈钧最后还是决定买一套天通苑的住房。在那里住了没多久，沈钧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为中低收入人群建造的经济适用房小区里经常停着宝马、奔驰之类的名车。由于北京市政府当时并未对经济适用房购买者的收入提出明确的要求，很多富人也趁机大肆购买经济适用房，倒卖后赚取差价。

针对这一情况，北京市政府于2000年出台规定，要求经济适用房只能出售给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元的人群。

2004年，建设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人民银行共同出台了我国第一部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对经济适用房的房屋质量、售价和购买者的条件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同时也要求大部分经济适用房的户型应该在60至80平方米之间。

2007年年底，以建设部为首的七大部委又进一步规范了经济适用房的管理，规定政府享有优先回购权，经济适用房购买5年后才能上市交易。

同时，政府也积极扩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供给。2008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府将投入68亿元在中西部地区修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这个数字比2007年增长了17亿元，涨幅达到33％。建设部副部长齐骥也表示，中央政府决定在2008年把70％的土地供应用来为中低收入家庭建房。

另一方面，政府对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的大力推动也反映了房价飞涨、居民买房难的问题。

沈钧现在仍然住在天通苑。随着地铁五号线的开通，他再也不用花一个多小时在路上了。但与此同时沈钧也发现，如今要在北京城区买一套住房更是难上加难。

居者有其屋（2）

“北京北四环边上的房子已经从2001年的5000元平方米狂飙到了现在的近2万元平方米！而我的收入远远跟不上房价的涨幅”，沈钧感慨。

2001年7月13日，北京赢得了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权。8月，一个由134人组成的温州炒房团浩浩荡荡地直奔首都，并签下了价值过亿元的买房合同。当年，北京某些区域的房价涨幅超过了1000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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