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扬州八怪传
作者:丁家桐 朱福烓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的是扬州八怪的生平事迹极其艺术成就等,对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朋友可能有所帮助。
正文
序 言
象这样的书,有两种朋友可能是不大喜欢的。一种是孔老夫子的信徒,“子不语:怪力乱神”,志怪的东西,当然不会有兴趣。还有一种是冷淡得过分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纵然你这里激情洋溢,他那里还是无动于衷。我们两人写这本书有几个目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两种朋友能够把这本书读下去,对于“怪”的观念有一个改变。更进一步,还可以从这一类人物的出现去研究一处地域、一种文化、一个时代。
扬州八怪是指康乾年间活跃在扬州的一批大艺术家,他们往往书画俱佳甚至是诗书画三绝,不少人还善治印。八怪也不就是指八家,趣味相近而又画风相似的有李鱓、汪士慎、高翔、金农、郑燮、黄慎、李方膺、罗聘、高凤翰、华嵒、闵贞、边寿民、陈撰、杨法、李勉诸人。神有八仙、人有八元、马有八骏,唐宋散文也有八大家,这些“八”,都有“八”的内容。“扬州八怪”之“八”,诸人说法不一,说法比较集中的还是李鱓诸人中的前面那八位,取得共同语言,也无妨凑个“八”数。扬州人讥讽相貌丑陋者为“丑八怪”,现在以“八怪”实指这一批大艺术家,明显地是出于贬抑。“八怪”怪在哪里?说得简单些,一个是做人不合时俗,一个是为艺我从我法。不合时俗倒也罢了,偏偏又要大张挞伐,攻讦时俗;作画另成一格倒也罢了,偏偏社会上又有许多人赞扬备至,声名越来越大。这样,卫道者们烦恼了,画坛的主流派们不高兴了,于是,选了个“八怪”的帽子套上去,念念紧箍咒,横扫一下,以便抵制异端的影响。是始料所未及吧,“八怪”这顶帽子选准了,诸位大家竟以怪名标艺史,声名日益大噪,他们的遗世之作被各地珍藏密室,看作稀世之宝,许多人都想从他们的笔墨中间领略一点罕见的怪味。
关键在于,觉醒的人群日益改变了对于异端的态度。一个特定的时代都有他足以维持统治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不蹈规矩者,重则为逆,轻则为怪。时易岁迁,新旧更迭,规矩大变,回过头来重新看看,往日循规蹈矩的楷模往往成为笑柄,而为十手所指的怪异则入情入理,闪耀着生命的光辉。立身如此,为艺也是如此。八怪被人攻讦的地方,离不开不遵成法,不追古风,笔墨恣肆,啸傲士林,再则便是好出狂言,臧否人物之类。封建专制的权威已成昨日黄花,拟古的山水充其量不过在华夏艺术史册中占并不显眼的一页之地位,这样的怪又何悖之有?变换角度观察,这样的怪,宛如磐石之下曲折昂首的黄山之松,宛如撕破黑幕的耀目之电。说为人,这样的怪,又正显示着智者痛苦之变形;说为艺,这样的怪,也正显示着大胆革新辉煌之实迹。
八怪所处的时代不是康乾盛世吗?尧舜之世,野无遗佚,盛世即便有少数才人埋没,又有多少深刻的意义?应当承认,从康熙到乾隆的100余年间,是太平盛世。它的显著标志是战乱以后的民生凋蔽状况有了改善,经济得到恢复,国力有了增强。国家的疆土统一,朝令达于四边,工商业有了发展。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康乾之治不同于汉唐的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封建专制时代已进入末期,即便康乾都是少有的英主,也无法避免当时所存在的社会矛盾逐渐激化,这是一个封建王朝制度行将解体、一座东方大帝国的巍峨大厦在列强炮口下行将崩塌的时代,简言之,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康乾之治,估计得充分些,也不过是封建专制时代的回光返照。更何况,康乾两代的文治都不是呈水平状态发展的,他们的晚年,特别是乾隆中期与后期为帝国的安宁留下了众多的隐患。这是一个希冀与失望并存,光明与阴暗交迭,处处似乎还有生机但又处处使人窒息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造就不了揭竿而起的大英雄,因为时机尚未成熟,但这样的时代造就一批思想性格中充满矛盾的,被世俗目为怪异的人物,则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批人物的出现,是沉沉黑屋中的智者的觉醒,也是社会即将发生大变动的一种朕兆。八怪生活的年代,如果以郑板桥罢官返扬的时间为准,那么,距离鸦片战争约80年,距离辛亥革命约150年,80年和150年,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都只能算是一组套曲的一段尾声。
八怪的艺术品,今天看来,依然有清新活泼之感,不过,它只能代表一种流派罢了。自然,他们只是一个流派,但是,当日的这个流派的出现,要有何等的勇气,又付出了多少代价,这些,都是需要详细撰写的。绘画首先要画出他对事物的认识,这是西方艺术大师的语言:“师古未若师物,师物未若师心”,这是中国艺术大师的语言。有出息的画家要从物象里画出他自己来。明清之际,画风日颓,由于皇室贵族的宠爱,师古拟古之画被尊为主流,清初四王,多属达官,并兼画人,他们绘画题材狭仄,笔色浓润,摹仿逼肖。他们画出的只是一种未敢越雷池一步的自己。但是,他们的影响遍于各地画坛。他们的画风得以为朝堂所推崇,考其原因,自然是因与清初之文化高压政策相契合,是慑于威势,以驯服求得安宁的士人心态在绘画中的反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画风,把中国的绘画艺术引入了绝境。在艺坛严寒肃杀的季节里,无法避免会有春雷。石涛、八大的艺术是春雷,八怪诸人所形成的声音更是隆隆的春雷。他们在绘画里表达了平民对于生活的见解,为后代艺术的长足发展拓宽了道路。说他们是磐石之下曲折昂首的黄山之松,是并不为过的,他们真正是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终身贫贱而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一群,在中国艺术史上,他们是屹立于历史潮头的人物,是值得人们缅怀追忆的革新的一派,幸勿以派轻视他们。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八怪诸人来自四方,汇为扬州八怪,是什么原因促进了这种历史的偶然?说偶然也是偶然,但偶然源于必然。应当说,康乾之世,号称东南一大都会的扬州有一种磁力,吸引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异端人物聚集在这里,形成一种气候、一种流派。这种磁力的形成,主要是商业的繁荣。清初帝国一统,中枢的供给,大半仰于东南。从中央到达东南的生命线是这条运河。扬州居运河与长江之交汇处,自然地成为漕运、盐运的枢纽,成为吸引万商云集之繁华都市。和南京北京相比,商业的自由多少保护与纵容了思想与艺术的自由,初见端倪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和风,把一批自由的种子吹聚在这里发芽滋长。当日苏杭自然也属商业大埠,金农便是杭州人,杭州人所以要赶到扬州来充八怪之数,考其原因,盖出于扬州画坛传统势力,相对地显得比较薄弱,这里画坛的冻土层易于冲破。先是来了石涛。若干年后,福建的黄慎、安徽的汪士慎、浙江的金农、南通的李方膺也来了。他们和本地的高翔、李鱓、郑燮以及他们的晚辈罗聘或为风雨至交,或为诗画之友,客观上形成了一种风格相近、趣味相似的画派,人杰与地灵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寻遍八怪诗文,很难见到一个“怪”字,他们自己没有想到,他们身后竟以“怪”名。八怪之形成画派,只有默契,没有“文契”。如果要在八怪中推选一位“会长”,笔者以为非板桥莫属。论年龄,郑不及复堂;论书画造诣,郑又不及金农;然而复堂声色荒淫,冬心眼空无物,论在广大士民中的影响,诸人又不如板桥。所以,板桥的故事要多写几章。八怪倘若要推一位“名誉会长”,笔者以为非石涛和尚莫属。南来的奇僧开扬州画派之先河,八怪诸人有诗文为证。所以,故事要从石涛南来说起。
这本书的绪言、序章和一至五章由我撰写,六至十一章及附录和后记由朱福鱓先生撰写,大事年表则共同编成。卷首概括地写了一点关于八怪的理解,算是开锣戏。有开锣必有压轴,最后的话将由福烓先生向读者请君交代。
是为绪言。
丁家桐
一九九一年岁末
序 章 南来一奇僧
——石涛在扬州
一、金枝玉叶的和尚
石涛来到扬州,约在半百之年,那一年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那时候,他已是名满南北的画僧。
关于他的身世,“西来君莫问,托迹住人寰”,和尚守口如瓶,他的密友也劝人不必打听。当时人只知道他叫“苦瓜和尚”。何谓“苦瓜”?懂得一点佛教皮毛的人,都知道茫茫人世,不外苦集之场,佛家认为,人的一张脸,眉毛是草字头,眼鼻合成一个十字,嘴是一张口,人脸合成一个“苦”字。“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人的一生,就是在苦难中煎熬。和尚自称苦瓜,大概是为了潜心修持,以期脱离苦海,到达涅槃之彼岸吧。士民这样理解,官府也这样理解,觉得这和尚也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是,也有少数几位,即知道和尚底细的,在“苦瓜”两个字的背后,看到了和尚内心隐处的深沉的痛苦,知道和尚的命名实在是大有深意。
他的身世,直到晚年,才透露一点消息。他给另一位画僧八大山人写过一首诗。这首诗写的是八大,也是写的他自己:
金枝玉叶老遗民,笔研精良迥出尘。
兴到写花如戏彩,眼空兜率是前身。
为什么说,这首诗双关呢?因为八大和石涛有若干相同之处。都是前朝的遗民,都出身于朱明皇族,都是出家当了和尚,都是当日著名的画僧。还有一点相同的,两人都以苦为号:八大原名朱耷,所以称“八大山人”者,因为“八大”的签名极象一个“苦”字,至于石涛自号苦瓜和尚,就显得更加直截了当了。知道他的出身,就容易明白亡国毁家的和尚当日内心埋藏着的痛苦。
石涛出生在桂林靖江王府。第一代靖江王是朱元璋的重孙,关系很亲。石涛的父亲朱亨嘉属“亨”字辈,是世袭的第十一代桂藩;石涛属“若”字辈,叫朱若极。假设明祚能够延长一个世纪,那么石涛便有可能成为第十二代靖江王的。可是,历史不容假设,和尚生不逢辰,还在幼童时,就国破君亡。①清军入关,号召明藩“识时知命,削号来归”,石涛的父王无重兵在手,却蓦然自称监国,惹来了麻烦。结果,不等清军入桂,实力略强的同宗唐王很轻易地囚杀了他。这样一来,石涛这位“胜国天潢”,在幼稚蒙昧状态,就成了逆臣子嗣,不管按照明律,还是按照清律,都有了应当服诛的大罪。于是,一颗又嫩又小的“甜瓜”,转眼之间成了“苦瓜”。
唐王的军队入宫搜捕逆臣亲族的时候,据说是在深夜。该囚的囚了,该劫的劫了,该杀的杀了,独独不见了小王爷。一个未知世事的娃娃能躲到那里去呢?点着火把的将士四处寻找,最后才发现独秀峰的刘海洞内有孩子说话的声音。将士蜂拥至岩洞前,想夺头功。千钧一发之际,洞内跳出一只蟾蜍,从众人头上越过,窜进了洞外的月牙池。眼尖的发现,蟾蜍背上,正驮着一个孩子。搜捕的将军大怒,命令把月牙池的池水戽干,把蟾蜍和孩子一起缉拿归案。将士们设法戽水,可池水边戽边涨,三日以后,水深如故。左右说,这是神泉。还有的发现,洞内壁上“刘海戏金蟾”的石刻上,那只蟾蜍已不知去向。
石刻是第八代靖江王朱邦苎主持制作的。这回是祖宗显灵,演出了一幕神蟾救主的故事。据说,大约半年以后,壁上又有蟾蜍的图象,大概是神蟾已把小王爷转移到安全地带,复归神位了吧。
不管人们是否相信,后来去太平岩看洞壁刘海戏蟾的,终年络绎不绝。人们特别注意的,便是这只金蟾。后来又有人说,当时救出小王爷的,是位内官,不是蛤蟆。不管是谁,反正朱若极被救了。被救出的朱若极,后来又有人说,当时流落在桂林北边湘水一带。后来石涛作画,常常署名清湘老人、清湘陈人、清湘遗人,或者叫湘源济山僧,都是这一段经历的符号。石涛年幼时的遭遇,很容易使人想起杜甫的《哀王孙》。“腰下宝玦走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通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石涛当日的境遇,可能比中唐时破国的王孙还要悲惨。因为明代朝廷的恢复已是无望了,即使他愿意卖身为奴,试想,有哪一家主人敢冒风险,肯收留他呢?于是,命运迫使这位金枝玉叶走向一条狭仄的通道:出家当和尚。
“兵尘不上七条衣”,出家的和尚安全有了保证,但是,这是形式上的保证。对于诛杀朱明皇族孑遗的态度,一批明朝的降将比他们的新主子态度还要凶狠,还要坚决。吴三桂就提出过“勦尽根诛,一劳永逸”八个大字,即使是逃出国界到了缅甸的朱姓子孙,也要诱回来捕杀。这样,石涛的前半生一方面披着袈裟,一方面仍要防刀斧之祸。所以,他们的行踪忽东忽西,长时期又避居深山,所以,石涛讳言身世,害得今人还不能准确地弄清他的来龙去脉;所以,石涛作画用的名字极多,待在南京一枝寺,就叫枝下僧;待在山里,就叫济山僧;可问可不问的事不问,就叫瞎尊者;佛经念多了,又称小乘客;到了胸中的怨愤难平时,则称苦瓜和尚了。
和尚的一股不平之气,集中表现在他的画上。几十年来,别人忙于饮食男女,这个时间他省下来用于领略名山大川了;几十年来,别人争逐于名利之场,这个时间他省下来用于潜心作画了;几十年来,别人用于参禅悟道,这个时间,他应付一点,却运用禅理来揣摩他的画理了。他的画一旦与世人见面,迥然不同流俗,惹得南北震动;他的画理一旦问世,一时万人争传。在50岁左右年纪,他应友人之邀,沿漕河北上京师。路过扬州时,被这座运河之滨日益繁盛起来的淮左名都吸引了,便暂时在天宁寺挂锡。
二、神笔震动了扬州
扬州有八大名刹。八大名刹中,最著名的又是拱宸门外的天宁禅院。传说这座寺院原是晋代谢安守扬州时的住宅,后来舍宅为寺了。寺中伽蓝七堂规模宏大不必说了,就说大雄宝殿两侧的东西耳房也一眼望不到头。游方僧侣、文人墨客到了寺里,大都就在耳房下榻。当家的老和尚知道石涛的画名,便问石涛:“扬州景物,法师以为有何特色?”石涛说:“唐人云: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果然如此。”老和尚说:“扬州尚缺一景,不知法师可曾注意?”石涛说了一个字:“山。”老和尚笑了:“真是慧眼慧心。法师能不能为寒寺留点墨宝,也算是补尝扬州的无山之憾。”石涛颔首。老和尚看看石涛:“不敢多劳。殿侧耳房,一房一幅。”石涛的眉头微微耸动一下,又点点头。待他走到屋外,东边数数,西边再数数:东边36间,西边也是36间。
善于画山的画家,扬州也有。可是要画72座山峰,展现72种面貌,这样的画人别说扬州没有,大江南北也很少见。再说,石涛在宣城、南京经常讥笑当今皇室的山水画家,自称“我用我法”,那么,请你画72座山峰,既要峰峰各异,又要能峰峰都有别于皇室画家,看你有多大能耐。如果72峰中有若干雷同,如果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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