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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诊纪事（第1页）

教授接到利亚利科夫工厂打来的电报，请他立即过去。这封电报啰啰唆唆不知所云，只能勉强看出：利亚利科娃太太，显然是该工厂的厂主，她的女儿病了。教授自己不去，派了主治医师科罗廖夫前往。

从莫斯科出发得坐两站火车，然后坐马车再走大约四俄里的路。有辆三驾马车在车站等着科罗廖夫。车夫戴着一顶插着孔雀翎的帽子，对科罗廖夫提的问题，一概像个当兵的那样，大声答以：“绝不是！”或“完全对！”时值星期六的傍晚，日薄西山。工人纷纷从工厂向车站而来，见到科罗廖夫坐的马车，连连鞠躬致意。黄昏、庄园、两旁的别墅、白桦树和四周静静的氛围，无不让科罗廖夫心醉神迷。此刻，假日的前夕，田野、森林和太阳都准备与工人一起休息了，也许还要祈祷……

科罗廖夫出生在莫斯科，长在莫斯科，不熟悉乡村，对工厂丝毫不感兴趣，从未进过工厂。但他偶尔读过有关工厂的书籍，在工厂主家做过客，跟他们谈过话。每当他或远或近见到工厂，往往觉得，看厂外那么安静、平和，可里面的工厂主也许个个都是不好说话、无知愚昧的自私自利之辈，工人干的是枯燥而有碍健康的劳动，他们吵架斗嘴、酗酒，与虫蚋为伴。现在看到工人们见了车子开过，战战兢兢、恭恭敬敬退到一边，给车子让路，从他们的脸上、帽子上、步态上，可以看出，他们脏巴巴、醉醺醺的，还带有几分神经质，显得心慌意乱。

车子进了工厂大门。道路两侧是工人的小房子，见到的是女人脸，门廊上晾着的被褥和衣衫。“当心！”车夫并不勒住马匹，嚷道。到了一个院子，地上不长野草，坐落着五座大厂房，彼此相距不远，各有一根烟囱，此外还有货栈和板棚，院子里的东西全都蒙上了一层灰色的粉末，像是尘土。有几个地方散落着小园子，活像沙漠里的绿洲，显得可怜巴巴。还有一些红色或绿色屋顶的房子，那是管理人员的住房。车夫突然勒住了马，车子便停在一座房子前。这房子已重新油漆，漆成了灰色。房前有个小庭院，种着丁香花，上面蒙上了一层灰尘，黄色的门廊油漆味扑鼻。

“请，大夫老爷，”过道和前室传来几个女人的声音，与此同时，听到一阵叹息声和低语声，“请进，我们盼您很久了……真是不幸呀，请这边走。”

利亚利科娃太太是位上了岁数的肥胖女子，身穿黑色的丝绸连衣裙，衣袖挺时髦，但从脸面上看出，她粗俗，没有文化，忧心忡忡地打量大夫，犹犹豫豫，不敢向大夫伸出手。她的身旁站着一个女人，头发剪得短短的，戴着夹鼻眼镜[105]，身穿艳丽的短上衣，瘦瘦的，已不很年轻。下人管她叫赫利斯京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科罗廖夫猜想，她是位家庭教师。她大概是这个家庭最有学问的人了，所以迎接和接待大夫的重任就落到了她的肩上。你看她一见大夫就急不可耐地说起了病因，说得详详细细，讨人厌的细枝末节无一遗漏，只是没说病人是谁，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夫和家庭教师坐在一起说着话，女主人则立在门边，一动不动候着。科罗廖夫从女教师口中得知，患病的是利亚利科娃太太的独生女、继承人，二十岁的丽莎。她害病很有一段时间了，看过各种各样的医生，头天夜里，从傍晚起整夜心动过速，闹得全家人一夜没睡。生怕她因此送了命。

“她这人，可以说，打从吃奶时起，就病不离身，”赫利斯京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嗓音悦耳，时不时拿手揩着嘴唇，说道，“大夫都说，问题出在神经上，可她小时候害过小儿淋巴结结核，大夫把那病逼进她心里没出来，我看，这就是病因。”

大家一起去见病人。病人已完全是个成年人了，身材高大，但不漂亮，像她的母亲，细细的眼睛，脸的下半部分过大。她正躺着，披头散发，被子盖到了下巴。科罗廖夫一眼就觉得，这是个不幸的人，挺可怜的，人家出于怜悯才给她一个安身之地，实难相信，这么个人竟是那五座大厂房的继承人。

“我们来见您，”科罗廖夫说，“是给您治病的。您好。”

他报出了自己的姓名，伸出了手——握住的是一只冷冰冰、并不漂亮的大手。她坐起来，显然，她见过的医生多了，面对医生她满不在乎地展露出双肩和胸脯，任凭人家听诊。

“我的心跳很快，”她说，“整夜狂跳不止……吓死我了！您给开点儿药吧。”

“好的，好的。请放心好了。”

科罗廖夫听了听她的心脏，耸耸肩。

“心脏挺正常，”他说，“没事，丝毫没毛病。也许是神经方面出了点儿问题，可也是些常见的小病，而且已经没事了。您且躺下休息休息就是了。”

这时候给他送来了灯。病人对着灯光眯了眯眼睛，突然双手抱头，号啕大哭起来。病人给科罗廖夫留下的那丑陋的印象随之消失，他看到的不再是那双细眼睛，再也不觉得脸孔下半部分过大了；他注意到的是那饱受痛苦而温柔的表情，显得那么聪慧，那么动人。在他心目中她出落得苗条曼美，极富女性风韵，却十分质朴。他很想安慰她，但不想用药物、医生的忠告，而是要用普通的、温和亲切的话语。母亲拥抱了她，把她紧紧抱在胸口。老太太脸上现出何等样的绝望和痛苦的神情啊！作为母亲，她哺育女儿，把她培养成人，不惜一切，用毕生的心血，让她去学法语、舞蹈、音乐，请了数以十计的老师教她，请过最好的医生给她治病，还养着一位家庭教师。可眼下还不明白女儿的眼泪因何而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痛苦。她就是不明白，感到迷茫，显出一种负罪感，显得忧心忡忡、绝望，仿佛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被她忽略了，有什么事她该做而没有做，该请的人没有请来。谁呢——她不知道。

“丽莎，你又……你又……”她紧紧抱着女儿，说，“我的亲人，宝贝，我的孩子，告诉我，你怎么了？可怜可怜我吧，告诉我。”

母女双双抱头痛哭。科罗廖夫坐在床沿上，握着丽莎的手。

“好了，没什么可哭的。”他好声好气地说，“要知道，世上没什么值得流泪的。好了，不哭了，没这个必要……”

他心中暗想：

“她该嫁人了……”

“我们厂里的大夫给她服溴化钾，”家庭教师说，“我发觉，她越服情况越糟糕。要我说，要是治的是心脏，那就得服药水……药水叫什么来着，我忘了……该是铃兰滴剂吧，是不是？”

她又说了种种细节，还时不时插嘴，害得大夫说不了话，而她的脸上挂着奇怪的表情，仿佛在说，她，一位家里最有文化的女人，有义务不断跟大夫交流，商谈医学方面的事。

科罗廖夫已不耐烦了。

“我没法说她有什么特别严重的疾病，”他从卧室里出来，对母亲说，“既然您女儿已由厂医来治，不妨继续治下去。至今他的治疗没有错，我看没有必要改换医生。何必改呢？这是一种很普通的疾病。完全谈不上多严重……”

他戴上手套，说得从容。利亚利科娃太太一动不动站着，泪汪汪地打量他。

“离十点钟的火车还有半小时，”他说，“我希望能赶得上这班车。”

“您这就走了？”她说着，泪水又顺着脸颊滚滚而下，“真不好意思打扰您，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发发善心……”她眼看着门，轻声说，“留下来过一夜吧。她可是我唯一的……独生女……昨晚吓了我一夜，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请您别走，看在上帝的分儿上……”

他想对她说，他在莫斯科有许多事等着处理，家里人还等着他回去呢。他觉得毫无必要在别人家里过整整一个晚上，他受不了。但是一见对方的神情，他叹了口气，默默地摘下手套。

为了他，客厅和会客室里的灯和蜡烛全点上了。他在钢琴前坐下，翻起了乐谱，然后看了看墙上的画和照片。镶着金边的画框里的油画，画的是克里米亚的风光，画面上波涛汹涌中一条小船，一名天主教的教士手里端着酒杯。整个画面干巴巴的，过于雕饰而平庸……照片上的人找不出一张美丽而引人入胜的面容，个个都是高颧骨，眼睛里露出的是惊讶的神情。丽莎的父亲利亚利科夫脑门很低，脸上一副沾沾自喜的表情。他那肥大而粗俗的身上披着布袋似的礼服，胸前挂着一枚奖章和红十字勋章。房间里，奢华有余，文化气息不足，那些摆设也是七拼八凑起来的，显不出精心构思之美，反而像那件礼服，多有臃肿不便之病。地板亮光闪闪，煞是刺眼，枝形吊灯也很不悦目。种种景象让人看了不禁联想到一个居然戴着奖章去洗澡的商人……

前室传来细细絮语，有人在低声打着呼噜。突然响起了断断续续刺耳的金属声，这样的声音科罗廖夫前所未闻，现在听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声音。听来觉得怪怪的，很不舒服。

“看来不该在这儿待下去……”他想罢再次拿起了乐谱。

“大夫，请去用餐！”家庭教师轻声唤他。

他去吃晚饭。餐桌很大，摆着许多菜肴和酒类，但吃饭的只有两个人：他和赫利斯京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她喝红葡萄酒，吃得很快，边吃边说话，还透过夹鼻眼睛不时打量他：

“工人们对我们很满意。我们的厂每年冬天都演戏，都是工人自己来演。还有有幻灯配合的朗诵，很不错的茶会，应有尽有。工人们对我们挺忠心，一听说丽莎病重了，都为她祈祷。别看他们没受过什么教育，可都挺有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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