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11部分（第1页）

义大行其道不足为奇。对现实主义的批评是情有可原的，但如若因此就否定徐悲鸿的艺术创作以及绘画思想就显得过于浅薄了。

其实，这已经不是吴冠中第一次开炮了，只是前面并未直接指向徐悲鸿。远在1999年，吴冠中就曾经大胆地提出“笔墨等于零”。当初，这一辩题在美术界刮起一阵讨论的旋风，以工艺美术学院张仃为首的众多美术界人士对此提出了异议，其中包括关山月先生，关山月说，否定了笔墨中国画等于零。关于笔墨是不是为零的讨论还未结束，吴冠中又抛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看法，认为：

林风眠是我所走的这条路的开拓者，但由于历史原因，他只能是一个开始、一个起步，容量上不如我。潘天寿当然是很了不起的大家，但面比较窄。黄宾虹我是不重视的，张大千就更反感。李可染变得也有限，石鲁画得也还不错。所以站在美术史上，我认为我的开拓性在于使中国绘画，包括油画和水墨都走向了世界。我去过的地方也不少了，可以说世界绘画都装在我的心中，看过之后我更自信了。在古、今、中、外的范围内，我的画绝对是一个新的品种，是从未曾存在过的，是我创造的，不管现在人们怎么说，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我的开拓性的重要，对这些我非常自信。

这个谈话发表在《中华文化画报》1999年第5期上的一篇题为《下午？客厅？逆光——听吴冠中教授传“道”授“业”解“惑”》的访谈录中，采访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华天雪。吴冠中不仅抛出对中国近现代画家的一番评论，更是披露了解放初期徐悲鸿先生曾批判过他的事，在访谈中吴冠中说：“回来以后没多久就遭到批判，被称作‘形式主义的堡垒’。徐悲鸿就曾讲过，自然主义是懒汉，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这是对我讲的，他们把我恨透了。”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美术界的轩然大波，甚至有媒体将吴冠中的这番话评为2000年中国美术界大事之一。围绕着吴冠中的话进行探讨的艺术工作者很多，讨论热潮一直持续到2000年末。在这种情况下，《美术》杂志派出两位记者采访了当时在徐悲鸿先生周围工作的老弟子冯法、戴泽二位先生。

徐悲鸿是“美盲”吗？（3）

《美术》杂志的记者好奇的是，徐悲鸿到底有没有批判过吴冠中，徐先生和他周围的人是否把吴冠中先生“恨透”了？这也是大家都普遍关心的。

冯法对这段历史很熟悉，他回忆说：

建国以后美术学院成立了。当时我是绘画系主任，叶浅予是国画科的主任，李桦是版画科主任，我兼任油画科的主任直到55年。吴冠中是50年来中央美术学院的。什么时候离开，因何离开我不清楚。55年后我就去了油画训练班，艾中信接替了我的位子。我和吴冠中来往不多不很熟悉。徐先生恐怕就更不熟悉，更少来往。吴冠中在国外留学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还是年轻学子嘛。回来教课时也不是很受学生的欢迎。可以说，当时并不是一个叫座的教员，所以他后来走了。

冯法的回忆，与丁井文的说法是一致的。那么关于徐悲鸿批判吴冠中又是怎么回事呢？据冯法说，徐悲鸿曾经对自然主义、形式主义发表过一些意见，但是，“我只听他说过‘自然主义是泥坑，形式主义也是泥坑，陷进去就拔不出来了’这样的话，没有听他讲过‘自然主义是懒汉，形式主义是恶棍’这样的话。”

冯法说，徐先生并没有明确地批评过谁是形式主义作风，更不可能将吴冠中这样一个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当作“形式主义的堡垒”。在冯法眼中，吴冠中当时的画并不是什么形式主义，当时他的画应该属于写实范畴，只是画得比较平淡。

冯法认为，徐悲鸿批评吴冠中是“形式主义堡垒”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作为工作在徐悲鸿身边的人，他与徐悲鸿先生经常接触，如果徐先生对吴冠中的画有看法，私下有所议论，他是应该有所耳闻的。他认为徐先生骂吴冠中是“形式主义恶棍”、“形式主义堡垒”，说徐先生对吴冠中“恨透了”，根本是不可能的。徐悲鸿为人宽厚，如果对人不满意也不会说你是“恶棍”，特别是徐先生当时身体又不好，对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讲这样的话更是不可能。

冯法说，徐悲鸿虽然反对形式主义，但是像“恶棍”这样的语言他是绝对说不出口的。他是一个很文雅、很有修养的人，对别人都是很宽容的。

冯法还说了徐悲鸿与林风眠的关系，认为徐悲鸿对西方现代绘画的反感与吴冠中并没有任何关系：“徐先生与林风眠都还是很好的。他开画展林风眠也来了。他对国内的画家还是团结的。1946年徐先生在北平艺专时请了很多画家包括左派的画家来上课，如李桦、李可染、叶浅予、周令钊等。他说要把学校办成左派的学校。至于吴冠中能到中央美术学院来，起码说明徐先生对他也是欢迎的。徐先生所反对的形式主义主要是针对西方的马蒂斯、毕加索等人，在国内则主要针对的是上海的新潮派，绝对不可能把吴冠中这样的年轻人当作形式主义的典型去批判。吴冠中当时刚回国，还没有画多少画，更不引人注目，画的又基本上还是写实的东西，也谈不上是什么形式主义的，因此徐先生绝对不会把他当成‘形式主义的堡垒’。坦率地说要引起徐先生的注意，要让徐先生把他当成‘形式主义的堡垒’，你还需要真正搞出形式主义的大名堂来才够资格。所以我认为，徐悲鸿先生对西方现代派的反感与吴冠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徐悲鸿是“美盲”吗？（4）

戴泽也不记得徐悲鸿讲过“自然主义是懒汉，形式主义是恶棍”这样的话，更不可能对吴冠中“恨透了”，因为吴冠中到美院的时候，徐悲鸿已经病了，很少到学校来。吴冠中是1950年来的。而徐悲鸿是1953年去世的。戴泽说，当时在教学方面学生对吴冠中的意见很大，说他讲的课听不懂，学不着什么东西，学生反映比较强烈。而对于形式主义，那时是根本不敢讲的。吴冠中也不敢讲，因为那是毛主席定了调子的。另外，戴泽认为，吴冠中当时只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年轻教员，绘画上并不引起注意，既不是好的典型，也不是坏的典型。而且徐悲鸿先生的身体又不好，恐怕也没有太注意到他。所以更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去批判他。

综合冯法、戴泽两位老先生的话，可以推断得出，徐悲鸿是不会将吴冠中作为枪靶子去批判的，一来，解放后徐悲鸿身体不好，常常卧病在床，很少去美院，怎么可能对一个刚进来不久的教员有那么大的仇恨呢？即便是反对形式主义，也不会达到“恨透了”的程度。另外，当时毛泽东的艺术方针正在贯彻执行，当时的吴冠中作品中也不太可能有形式主义的风格。

那么，为什么吴冠中会说“他们把我恨透了”这样的话呢？冯法觉得不可理解，旁观者更是不知所云。

冯法说，徐悲鸿讲“形式主义是泥坑，自然主义也是泥坑，陷进去就拔不出来了”是有一定背景的，当时刚解放，苏联美院附中有一批素描来展览，美院的一些学生崇拜得五体投地。这些素描都是用铅笔画的。徐悲鸿很反对那种画法。学生手上拿了一把铅笔，削得很尖。徐悲鸿说：“把铅笔削得这么尖都可以戳人了，没有必要。要想画出好画来不一定就要这样。你们这样死抠并不能把对象最精彩的、精华的东西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徐悲鸿说了“形式主义是泥坑，自然主义也是泥坑”的话。

在与华天雪的对话中，吴冠中还抨击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育方式，吴冠中说：“我们的美术学院的主要的教学任务应该是教给学生审美观，而现在美术学院主要教给学生的不是审美是技法，是画匠的手段。”这是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徐悲鸿的教育模式，认为以徐悲鸿为首的中央美院只讲究技法，而忽略了审美观的确立。

对此，冯法也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审美方面，徐悲鸿也十分重视。他在法国学习的同时又放眼世界。欧洲很多国家他都去过，每个国家的第一流的画家的作品、情况他都作了深入研究。冯法着重强调，徐先生所反对的形式主义是反对的那种不认真作学问，只是借艺术来谋求名利的人。他不仅尊重西洋的传统，对于印象派也是很尊重的。他自己的画就吸收了很多印象派的色彩。他的油画光、色、质、量感都有了。他对于凡高、高更都很欣赏。莫奈他也十分欣赏，曾用“瑰、丽、奇、变”四个字来形容他的画。在艺术上他是开拓的不是保守的，技巧方面徐悲鸿很反对死抠。

但是徐悲鸿反对毕加索、马蒂斯，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徐悲鸿经常讲：“你们要学毕加索、马蒂斯你们就不要来这里学。你们在家里就是毕加索、马蒂斯了。父母挣一点钱也不容易，把你们送到学校来学习，学了半天学了个毕加索、马蒂斯，太冤枉了。”也是在这次访谈中，冯法透露：1953年，刘海粟曾经到美术学院来过一次，王朝闻先生劝徐悲鸿和刘海粟见个面。徐悲鸿说：“我考虑一下还是不去了，请你去招待一下吧。”

徐悲鸿是“美盲”吗？（5）

刘海粟的绘画风格深受马蒂斯的影响，冯法认为，从徐悲鸿拒绝见刘海粟可以看出，徐悲鸿反对马蒂斯反对的还是很激烈的，因此从中可以看出徐悲鸿与刘海粟的对立是艺术思想上的。对此，我本人持一点保留意见，徐悲鸿反感刘海粟并不仅仅他是形式主义马蒂斯的忠实拥趸，恰恰是由于对刘海粟人品的一贯鄙夷。同样深受印象主义影响的林风眠与徐悲鸿的绘画道路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徐悲鸿对林风眠还是表现出了大师般的尊重，这在前文已有撰述，这里不再多言。

话又说回来，师承林风眠的吴冠中在*中还念念不忘在重庆徐悲鸿的个展上，徐悲鸿西装革履，前呼后拥，却对恩师林风眠颇为冷淡的场景，这或许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

年轻时候的吴冠中也曾关注过徐悲鸿与刘海粟之间的论战，在2007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在中学时代看报纸，报上经常有徐悲鸿骂刘海粟，刘海粟骂徐悲鸿，中间徐志摩也参加，但是徐志摩的观点比较新，要开放一些。这种情况之下，刘海粟的上海美专是私立的，比较开放，影响好像很大，培养了很多学生。刘海粟的艺术很新，但是功力不行。更开放的是在杭州的国立艺专，林风眠起到主要作用，因为是国立学校，有经费，教授一个月三百块大洋，当时的画家是没有这种待遇的，可以请最好的教员，比如请吴大羽、潘天寿，高价请法国、英国、俄罗斯的教员，所以杭州艺专很傲，瞧不起其他的东西，觉得徐悲鸿的东西很幼稚，格调很低。所以杭州艺专的老师和学生，与徐悲鸿之间，可以说一切观念是完全敌对的。”

从杭州艺专出来的吴冠中，当然也与徐悲鸿的一切观念是完全敌对的。因此他会将徐悲鸿批评得一无是处。如果将徐悲鸿的一切观点视为对立，那徐悲鸿所倡导艺术价值应该“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是不是也应该放在对立面呢？而这也恰巧是吴冠中常常挂在嘴边的啊！

吴冠中认为，幸好当初“我是去看了杭州艺专，觉得很美，就改变了人生。如果我不是去参观杭州艺专，而是参观徐悲鸿的展览，或者是苏联的展览的话，我不会改行，我觉得我不喜欢这个东西，为什么呢？他们画的东西都是技术，现代艺术是审美，审美与技术是不同的”。并将已经逝世多年的徐悲鸿挖苦为“美盲”，认为徐悲鸿对美完全不理解，将《愚公移山》评价为格调低。一个已经颇具艺术影响力的大师如今对着一个已经逝世50余年、曾经对中国美术教育奉献一生的徐悲鸿加足火力猛攻，是不是在人格上显得不那么厚道呢？

2006年，我曾随业师张晓凌先生参加吴冠中先生捐画故宫的研讨会，会上，吴先生操着沙哑的声音大声面对媒体演讲：“我从不重复自己，我时刻都在创新……”当时，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也被吴冠中请来捧场，为表示感谢，吴冠中当场赠李政道一幅木板水印作品，用排刷在四尺开三的宣纸上写了“黄河”两个字，字框外用黄色全部涂黄。我在捐画现场，当时怎么看都觉得这像民间街头艺人的一种杂耍秀，让人怎么也猜不透创新在何处。果不其然，时隔不久，吴冠中被湖北一民间艺人告上法庭，说是侵犯了他书法填彩的专利，现在想来，不觉令人哑然失笑。

前面已经撰述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徐悲鸿选择现实主义题材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是在后期政治风行之时，艺术完全为政治服务，这应该也是徐悲鸿本人不愿意看到和没有想到的。

除却对现实主义的批判，单单从徐悲鸿的艺术创作来看，徐悲鸿也不能称之为　“美盲”，徐悲鸿尽管对中国传统绘画大加批判，但在艺术实践中却一直坚持“改良”，他有选择地运用和改造笔墨，将造型与生动的笔墨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大批富有生气、充满力量的画作。在中国的西画领域里，靳尚谊对传统的认识和对徐悲鸿艺术的理解较为实际，他认为：“徐悲鸿先生很早就在油画肖像里融入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审美精神的深刻体悟，他的油画作品《箫声》，采用中国画的构图方式，作品清新自然，充满中国的朦胧诗韵。”

我想，这不是一个“美盲”能够做到的。

正如同靳尚谊所说的那样，中国油画应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中国的油画艺术必须在掌握西方的油画技术和基础之后，再把中国水墨的写意性和油画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的画风，这一点，徐悲鸿做到了，吴冠中呢？

吴冠中在将徐悲鸿完全否定的同时，是不是也将自己绑架到了一定的高位呢？他将“审美”、“意趣”放入头等重要，提倡一种中外折中的形式美，是不是也走入了另外一个误区呢？

刘海粟与傅雷交恶始末（1）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美术评论家，一生译着丰厚，与其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的书信往来集结成册，留给世人一笔丰厚的精神财产。

1927年12月31日，19岁的傅雷乘法国邮船“昂达雷？力篷”号离开上海，次年2月3日抵达马赛港。8月，他考进巴黎大学，专攻文艺理论，同时到卢佛美术史学校和梭邦艺术讲座听课。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画家刘抗，在刘抗的介绍下，认识了来欧洲游学考察的刘海粟。

傅雷整整小刘海粟一轮，由于对艺术的共同追求，两人很快成为至交。

傅雷与刘海粟经常在一起，到巴黎的博物馆、教堂、宫殿、展览会等各处浏览，有时也会离开巴黎，到美丽的自然里去寻找灵感。有一次，傅雷、刘海粟夫妇、刘抗等约好在蔼维扬会合，前往瑞士莱芒湖畔的避暑胜地避暑。刘海粟一边走路，一边不停地把艳红的苹果摘下来往衣服口袋里装，傅雷不由分说地给他照了相，边照边说：“这是阿尔卑斯山刘海粟偷苹果的纪念。”一个月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巴黎。对于这次难忘的避暑记忆，傅雷念念不忘，30多年后写信给远在英国的傅聪时，还有提及。

1930年，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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