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1部分（第1页）

前言

1867年7月1日的子夜，从卢伦伯格到萨里亚，教堂的钟声响彻整个加拿大的夜空。这经久不息的钟声宣告了300多年英法殖民统治的结束，同时也预言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新文化的开始。在此之后的短短一百多年当中，加拿大人民锲而不舍地寻找、塑造着自己的民族性格，拼缀着自己“马赛克式”色彩斑斓的多民族文化和文学。正是这种执著的民族精神，造就了许许多多具有鲜明的加拿大文化意识的杰出作家和文人。他们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用骚人墨客特有的方式，实现着一百多年前加拿大自治领成立之日的凌晨《环球报》主编乔治·布朗满怀激情写就、可惜没能赶上当天邮车传遍北美大陆的美好祈盼：“愿生息在这块大陆之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芸芸众生，在一个英明、公正的政府领导下，收获明智的事业、诚实的劳作和虔诚的信念所结下的果实。”（德斯蒙德·莫顿《加拿大简史》1994年）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果实成熟了，正如加拿大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有了成熟的形态一样。这形态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展示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短暂然而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相互交融却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怀着对这一多元文化强烈的猎奇心，我们把自己欣羡的目光集中在近百年来加拿大各种获奖的经典文学作品上，以加拿大国花、美丽的红枫叶为标志，推出了《红枫叶译丛》，系统介绍加拿大获奖的长、中、短篇小说，奢望通过我们的译介，能再现大洋彼岸这个年轻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情感、梦想与追求。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密切关注加拿大文学的成长趋势，尤其是小说的发展，不断采撷加国文坛上绽开的朵朵奇葩，奉献给我国读者。

本丛书第一批共两本：获得1982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集《走下坡路的男人》和获得1991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长路漫漫》。

译丛主编　　赵伐

D*id　Sta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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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编后记

小利奥·麦凯

一部佳作就是一个谜，纵然反复阅读仍将神秘依旧。这神秘乃所有艺术品难以言表的那部分，正是它使得人们有可能重新去欣赏一幅熟悉的画，一段熟悉的音乐。正因为我们无法完全破解一件艺术品的精微之处，因此，即使看了许多遍，那件艺术品仍能让人产生新的领悟、新的观感。

《走下坡路的男人》我读了好多遍，每次阅读我都注意到一些新的细节，一些以前忽略了的精彩描写。比如，直到最近的一次阅读我才体会到“看客”中这句话真正的效果：“我挺享受雾气弥漫的赤道型天气，享受妈妈的溺爱，好像自己是一只罕见的热带鸵鸟。”在描写主人公病怏怏的童年时，除了语句简洁、明快之外，硬、软辅音的交替使用也使得这句话本身湿气漉漉、如见如闻。

以前，我从未像这一次如此清晰地领略到小说中那如诗如画的品质，请看下列选自同一个故事的段落：

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天空如炖汤般浑浊，臃肿的云中闪烁着诡异的果绿色光芒。气温在30度上下，没有一丝风。我的皮肤痒痒的，像爬了虫子，眼睛的上方，血管在迸跳，沿着鼻梁在抽动。我什么事都没得做，只好没事找事，坐在门廊台阶的最下层，捡根棍子划地上的土。奶奶戴起帽子，开车去了镇上，没说去干什么。汤普森和阿姨在楼上的房间里，昏沉沉、汗津津地午睡。

这本书中有许多类似的段落，这些段落的意象栩栩欲活，语言振聋发聩，本身就是一首首诗篇。

盖伊·范德海格觉察到的是令人吃惊的细节，他把这些细节写进字里行间，因此让读者也感到吃惊。“远处的那排笔直的杨树在水涔涔的热气中颤动，放出迷人的光，天空中，乌鸦懒懒地盘旋着，像是从火堆上升腾起来的片片黑色飞灰。”（“团聚”）

这些故事表明，范德海格具有非凡的洞悉社会的眼力。他关注到人是如何相互交往，相互对待，相互理解的。在下面的这句话里，“离乡人的聚会”中的主人公在访问英格兰时发表了他对东道主英国人的看法：“他很惋惜地看到，英国人看上去像是寄宿公寓的房东，拥有的是急不可耐的自尊，以及被窘境逼出来的小心翼翼的殷勤。”

在这本书中，被精彩呈现的还有那些内心的现实。范德海格用通透的光照亮了笔下人物的灵魂，让他们鲜明的自我跃然纸上。“老人躺在睡椅上，强忍住自己的眼泪。这可不容易，因为甚至连哈克丝太太毫不在乎地把早餐盘子碰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也在提醒他，这女人对待任何东西，包括他的盘子，他的感受，都是那么令人讨厌地毛手毛脚。”（“跳舞的熊”）我怀疑，还有谁能从哪位作家的哪部作品中发现比这更简洁、更优美、更入木三分的人物描写了？能与之媲美的作品有，然过之者无。

《走下坡路的男人》忠实地呈现出镂心刻骨的情感，很少有作品如此清晰、如此生动地在字里行间传达出这种强烈的情感。在这一篇接一篇的故事中，主人公的内心充满觉悟，或恐惧，或憎恶。人们变得孱弱，或病态。有的伤了关节，有的全身麻木，有的撕下自己的皮肤爱不释手地欣赏。而且在这些地方，一般的作者很少探究，即使探究，也只是用模棱两可的语言搪塞一番，或者将其作为推动情节的某个支点，然而，范德海格发自内心的诗一般的描写却把陈腐化作神奇。

在“体验完美”这篇故事中，病入膏肓的奥格尔正在慢慢地丧失知觉。为了恢复自己的知觉，他朝医院的理疗室走去，在那儿，他发现了一个篮球。在他手捧篮球的时候，范德海格为我们描写道：“他享受着指尖触摸篮球表面粗砺的感觉。”这么单单一个句子就把手指触摸的短暂感觉描写得恰如其分，使我们感同身受，使我们能够进入奥格尔的体验之中，充分体会他的绝望。

在“跳舞的熊”的结尾，在描写老人迪特尔为了自主做最后抗争的时候，范德海格的刻画是如此的震撼人心，以至于每次读到下面这一段时我总感到喘不过气来，仿佛自己的身上已经灌注进迪特尔的意识：

他试图站起来。他颤巍巍地起身，身子摇晃不定，感到地板在移动，然后又倒下，头撞在衣柜上，嘴里满是暖暖的、咸咸的东西。他能听见房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接着那声音消失在自己血管里澎湃的声音当中。在他的眼睑、耳朵、脖子和指尖，血脉在微弱地跳动。

他设法挣扎着站起来，想要在从身边流过的激浪般轰鸣的阴影中踩出一条路来，走到门厅去。

这时，在模糊的光线里，他看见了一个形状，在耐心地等待着。是那头熊。

“是熊吗？”他问道，拖着腿朝前走去。

在《走下坡路的男人》中，范德海格的想象力是丰富的，包罗万象。他向我们展现了男人与女人、男人与男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把我们带到强势与孱弱、暴虐与绝望相互间的对立之中，沉重之间夹杂着幽默，幽默之中隐含着忧伤。这本书以充实、广博、丰满的特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纷繁、困苦、震撼然而美丽的世界。

在本文的开篇，我提到一部佳作就是一个谜。作为结尾，我想说佳作不仅本身神秘，而且向我们揭示着神秘。一部伟大的作品可以改变读者，改变他的观念，改变整个世界。这正是阅读《走下坡路的男人》对于我们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的眼睛仍停留在字里行间时，我们赞叹这本书本身，赞叹它的恢宏，它的智慧，它美轮美奂的艺术。当我们抬起头，我们就像刚刚第一次看到这片世界一样，世间万物的那些光彩熠熠的细节更加清晰、明了。我们有机会赞叹自己所见到的每一个人的微观世界。我们重新认识这世界永无穷尽的可能。

赵伐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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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1）

译后记

据说范德海格是从达尔文《人的进化》（The　Descent　of　Man）一书的标题获得灵感，把本书其中的一个短篇取名为“人的退化”（Man　Descending），并以此作为整本短篇集的书名。尽管出于吸引读者的考虑，译者最终还是把书名“Man　Descending”译成《走下坡路的男人》，但“DescentDescending”的一语双关对理解全书的主题还是有所启发的。“Descent”一词有“（由上而下的）进化、演化、发展、继承”之意，在达尔文的笔下指人类由猿到人的进化，表达的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历程。“Descend”作为动词，其现在分词形式在“Man　Descending”一词中更强调由上而下的跌落（抑或堕落），在范德海格的笔下则用来表达人生的一种每况愈下的状态，一段下降而非上升的轨迹，退化而非进化的经历，而他的12个短篇就是描述人，尤其是男人，在这段人生历程的下坡路上的心态和情感。正如“走下坡路的男人”中的主人公埃德所说：“现在，我知道自己开始向下走了，不紧不慢地，却终将跌入自己人生曲线的底部。惯性会让走下坡路的男人加速下落，而他惟一的选择，只剩下要不要享受下落途中的景色了。”

范德海格笔下的男性在这段下坡路上个个都碌碌无能，放浪形骸，充满惰性，但妄想自己神勇无比的能力却非同一般。他们大多在职场上失意，在家庭中落魄，被朋友视为怪物，被家人当成负担，但他们内心却自恃英勇，不甘沉沦，徒劳地试图改变自己业已步入的人生下降轨道，这也许正是每个故事的悲情所在。他们当中，有的失业后像唐吉珂德那样只身挑战世俗最后被扔进了疯人院（“我从恺撒那儿学到的”），有的好心帮人却遭人利用最终被误诊为心理异常的精神病人（“去俄国”），有的与现实格格不入，退休后追寻年轻时向往的异乡美景却发现事过境迁、今非昔比（“离乡人的聚会”），有的身患恶疾但仍锲而不舍地感受生活的完美细节，寻求人生完美的味道（“体验完美”），有的被妻子的家人斥为无能之辈恼怒得居然大打出手结果丢尽了脸面（“团聚”），有的自觉被人戴了绿帽却又无能为力甚至挨揍（“走下坡路的男人”），有的与自己女友的母亲斗智斗勇但终究还是败在老太婆的手下（“看客”），有的因为志大才疏被自己的妻子抛弃只能在想象中重拾自我（“山姆、瑟伦与埃德”），有的临死前还要奋力抗争，希望能赢得原本属于自己作为人所应有的尊严（“跳舞的熊”）。这些男人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他们都能清楚地理解自己的困境，同时也有明确的意志想要改变这种困境，但正如丹麦哲学家瑟伦·克尔恺郭尔所说，“个人的能力，可以用他的‘理解’与‘意志’之间的距离来衡量。一个人能够‘理解’的东西，他必须同样能逼迫自己以‘意志’去完成。在理解与将意志付诸实践之间，就是借口与逃避存在的空间。”这些男人没有能力超越理解去给自己的意志一个自由发挥的机会，而是在各种借口和逃避中消磨生命。“借口”和“逃避存在”以及责任感缺失似乎成了他们的通病。

相形之下，短篇集中的那些女性却大多精明强干，声色俱厉，权力在握。比如，“看客”中的布拉德利奶奶“身材健硕，差不多6英尺高，能背起180磅的重物”，“身处在不幸与悲惨的家族中心，如磐石一般”，“秋天要杀鸡的时候，她总是情绪很高”。在与自己女儿的男友汤普森的较量中，她老谋深算，巧施伎俩，终于如愿以偿地把这个“披头士”撵出了家门。“跳舞的熊”中的哈克丝太太居然反仆为主，发号施令，横行霸道地主宰着垂死老头贝斯基先生的家务甚至他的生活。“团聚”、“走下坡路的男人”和“山姆、瑟伦与埃德”三个短篇中的妻子形象也基本上出自一个原型：她们聪明强悍，对自己的丈夫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的怨愤。她们的存在和强势恰恰反衬出男性的孱弱与无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译后记（2）

在这场为了权力而拉开的男女之间、男人与男人之间、男人与社会之间的争斗中，男人的失败和屈辱总是贯穿其中的必然结果。从不谙世事但又被迫生活在权力夹缝中的小男孩，到无所作为只得用自以为是的态度傲视一切的青年男子，最后到生活无法自理只能忍受他人肆意欺辱的老头子，书中的12个短篇拼缀起了男人的一幅从小到老失意落魄的完整形象：为了自尊，他们只得儿时甘当看客，在男女博弈的天平上趋奉权势为求自保；年轻时玩世不恭，用他们那一点点诡诈的雕虫小技博得他人的几声嘲笑，以此来维持自己仅存的作为人的价值；年老后蜗居家中，或者遁入曾经的梦想，苟延残喘之际还必须为了要活得有尊严而徒劳地抗争。读完这些故事之后，也许大家会问：这些男人为什么会失败？他们人生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或许可以归咎于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生存环境，或者他们的性格缺陷，意志或责任感的缺失，或者社会的因素，比如失业、酗酒、虚伪、世态炎凉，等等。但读完最后一个短篇“山姆、瑟伦与埃德”之后，我们似乎可以从主人公埃德的顿悟中找到答案：“这些人因为在变化，因为处在一种变迁流动的状态之中，因此在我看来很不真实。”埃德之所以与他的妻子、朋友乃至整个社会格格不入，是因为别人在变，而他却没有。在他看来，没有改变的才是真实的、可信的。其实，这是他们失败的真正根源所在。在光怪陆离、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中仍然死抱着过去的价值观和曾经的梦想，这正是他们的可贵、可笑、可叹和可悲之处。可贵在于他们勇于用自豪的力量去搏击世俗的那种改天换地的滔滔洪流，可笑在于他们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却又是那么的不自量力，可叹在于他们是孤独的，无助的，只得单枪匹马面对命运的必然安排，可悲在于他们不能与时俱进，而是沉湎于旧时的幻想和观念，大有美国南方文学中那些悲剧人物醉心于陈腐、忠实于破败的悲壮气魄，如福克纳“纪念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中的艾米莉小姐。无独有偶，在一次访谈中，范德海格毫不回避地宣称自己的创作正是受到美国南方文学即哥特式小说的影响，尤其是作家欧多拉·韦尔蒂（1909…2001）和弗兰纳里·奥康纳（1925…1964）的熏陶。假如读者有心把他的作品与美国南方文*系起来阅读，或许会发现他的作品同样也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感、失败感和痛苦感，他的人物其实很多也折射出韦尔蒂、奥康纳、福克纳等笔下的形象，如《喧嚣与骚动》中的昆丁·康普生。

范德海格笔下的男女都是些平凡的角色，所谓反英雄角色，但他对他们的塑造却远非平凡。从他们的对话，从对他们言行的比喻，从他们周遭环境的描绘等等，无时无处不饱含着作家对于他们的关注和同情，不包含着传神的意象、丰满的描绘和生动的幽默，寥寥几笔之后栩栩如生的形象就会跃然纸上。正因为如此，译者在传达人物形象时，非常注意保留原著的那份情趣，那份真诚，努力把作者对他角色所倾注的热情、关爱、幽默尽可能忠实地传达出来，不仅形似，更要神似。但愿这努力能够实现译者的初衷，能博得读者赞许的一笑。

赵　伐

2008年春节写于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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