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一形势,贺龙率部队回师晋西北,采取奇袭、打埋伏、围城打援、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运动中的一部敌人的作战方针,决定这次战役从苛岚打起。遂即命令王震率2个团于3月5日抵苛岚,将敌人包围起来。
王震发现苛岚城里只有来自城外的一个水源,随即切断水源和交通要道,逼敌出城。命令717团和718团2营日夜不停地对苛岚袭扰,使得敌人疲惫不堪,惊恐万状。10日,敌人被迫弃城逃走。王震当即命令717团、718团追击和拦截敌人。这次战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200多人,收复苛岚城。贺龙师长抓住时机命令王震率359旅2个团、张宗逊率358旅2个团追击、伏击敌人。到31日晋西北反攻围攻战役胜利结束,收复了宁武、河曲等7座县城,歼敌1500多人。
收复7城的胜利稳定了晋西北的局势,保障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为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总结这次战役时,贺龙师长表扬了359旅。王震无不骄傲地说,要说经验嘛,这要全部归功于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
1938年5月,为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命令359旅向晋察冀西北部挺进,开辟雁北察南地区工作。1938年11月,粉碎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的25路围攻后,王震率359旅旅部和718团在灵邱以南开展地方工作,719团在灵邱以西开展地方工作,717团在五台豆村镇开展地方工作。
5月9日,日寇第100师团和第3独立混成旅团以重兵万余人突然分5路合击717团。王震得到战报后,当即率教导营并命令718团迅速向717团靠拢。5月10日,717团与敌激战至黄昏,利用夜暗跳出包围圈,于拂晓通过怀台镇,登上五台山北峰。敌人合击扑空,只好懊丧地沿原路撤回据点。
5月11日,由大营镇经神堂堡进犯之敌,因山高路险且有积雪,不敢前进,沿原路经神堡返回大营镇。王震获悉这一情况后,决心利用神堂堡至上、下细腰涧一带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该敌。他当机立断命令教导营想方设法把敌人引到神堂堡附近。
5月13日,718团主力经过两天急行军赶到神堂堡,干部战士不顾疲劳,立即投入战斗。敌人在突然的猛烈打击下,伤亡惨重,于14日向上、下细腰涧方向溃退。王震率718团、教导营。骑兵大队追至上、下细腰涧时,突闻近处枪声大作,王震断定是717团与敌遭遇。718团等部队及时向枪声方向冲去。
正如王震所料,717团跳出敌人合围后,于13日行进到上。下细腰涧时,发现附近山沟里有数百名敌人正在集合,717团分两路向敌发起进攻。这时718团是从上、下细腰涧南侧向北攻击敌人,717团从北向南攻击敌人,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将敌人包围。经过20多小时激烈战斗,到15日中午将敌全部歼灭。这次战斗共歼敌1000多人,缴获各种炮5门、轻重机枪19挺、步枪400多支、战马100余匹和大量军用品。
上、下细腰涧战斗不是计划之中的,而是王震依据战场敌情的变化,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实施机智果断的指挥,化被动为主动,由被敌包围变为我包围敌的有利态势,创造了以不到1个旅的兵力(欠719团)全歼日军一个精锐大队的范例,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嘉奖。敌人在其发布的公报上惊呼这位“少年将军”(王震时年30岁)的“奇妙战术”对其造成严重威胁,敌伪报纸上充满对这支劲旅的叫嚣和诅咒。
1946年11月,王震率359旅南下后胜利返回山西,组建了第2纵队,并任司令员兼政委。
1947年3月,蒋介石驱使胡宗南纠集青、宁两马及邓宝珊部23万人,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旬,王震奉命率2纵队从永和关西渡黄河,到达陕甘宁边区,参加保卫党中央的战斗。第2纵队和兄弟部队一道,首战青化砭,歼敌第31旅,俘敌副旅长以下1300余人。
二战羊马河,歼敌第135旅,俘敌代旅长以下1500多人。
三战蟠龙,歼敌第167旅,俘敌旅长以下700多人。短短两个月内三战三捷,使敌人闻风丧胆,丧魂落魄。在蟠龙攻坚战中,王震亲自指挥,摸到距敌100米的前沿阵地侦察敌情,指挥战斗。准备总攻时,炊事员给王震送来的饭,他自己不吃,亲手端着送给最前面挖战壕最得力的战士,极大鼓舞和感动了广大指战员,激励大家奋勇杀敌,从而取得了最后胜利。
1947年5月4日黄昏时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命令各部向蟠龙镇发起总攻时,担任2纵司令员的王震发现陷入重围的敌人有逃跑的迹象,他不顾个人安危,来到前沿阵地抓起一支卡宾枪高喊:“我是王震,我是王大胡子,同志们跟我冲啊!”战士们一听王胡子带头冲锋,全体官兵像潮水一样涌向敌167旅旅部所在地,一举全歼敌人。
1947年8月,王震率部攻打榆林。此役调动胡宗南部9个半旅,达到了从战略上牵制敌人的目的,使我陈、谢部队顺利南渡黄河进入反攻。榆林硝烟未散,王震旋即率部参加沙家店战役,歼敌第36师大部,敌师长钟松落荒而逃。沙家店战役的胜利,不仅完全粉碎了国民党军在陕北的所谓“重点进攻”,而且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使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战略防御开始了战略反攻。
沙家店战役后,敌主力狼狈南撤,返回延安。为了不让敌人顺利撤退,王震率部连续攻占绥德以南咸(阳)榆(林)公路上的曲思教、九里山、骆驼铺、岔口、大小劳山等地。在曲思教伏击撤退之敌,歼敌1000余人。紧接着,在九里山抗击敌人一个星期,给敌人很大杀伤。
当时部队严重缺粮,伤亡很大。天又下雨,人员非常疲劳。但是,王震毫不畏惧,他动员部队说:“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他们怕我们打,不敢住村庄,没有饭吃,空投的大饼都是霉的。我们要同敌人比意志,比忍受困难的能力,坚决拖住他们,让他们增加伤亡,增加疲劳,从而加速敌人的失败。”
在战争年代,“胡子”、“王胡子”、“王大胡子”均属王震的绰号。一提这个绰号,各级官兵无不充满敬意。
或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吧,早在长沙铁路上,不到20岁的王震,面颊上的胡须便茂盛一片。那时的王震对付胡子的办法是:你不让我露脸,我不让你露头。他早也刮,晚也刮,其目的是免得开火车煤灰往胡子里钻。结果,胡子越刮越密,越刮越稠。1929年到家乡组织特区委、游击队后,头发、胡子一齐留。当时的王震主要是想装得年长一点,显得说话有分量,对群众有号召力。再加上胡子是湖南人对智者的尊称,王震有勇有谋,外加满脸的胡须,自然“胡子”的绰号非他莫属了。王震的胡子在战争岁月里越来越稠密,他的“胡子”的名气也随着战争越来越响亮。
5.王震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
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走!”
文革初期,王震也遭到批斗。造反派给他挂牌子,戴高帽子,他把牌子砸了,把帽子扔了。王震还让叶帅的孩子叶选宁为他起草“反攻大字报”。一副对着于的铁骨血性。
有人把状告到毛泽东那里,王震得知后一脸严肃地说:“我不怕,毛主席了解我。”
1967年“五一”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看到王震时,右手紧紧地握着王震的手,同时左手轻轻地拍了拍王震的手背说,有人想打倒你,你是打不倒的,关键的时候你王震是可以吹胡子瞪眼的。第二天,这个“最高指示”就出现在北京街头的大、小字报上面了。
非常遗憾的是王震这一次与毛泽东在一起没有留下照片。199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王震画册》时,只收入了1969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王震握手的照片,照片上身为领袖的毛泽东亲切地看着他的这位老乡、老战友。
“文革”开始时,王震不屈服于造反派的压力,在被“游斗”的卡车上,还扯着嗓门和极“左”思潮对着干,一点儿也不示弱。
对于被打击被迫害的老战友,他充满感情,不顾自己所处的危难处境,尽一切可能,为惨遭不幸的、甚至身陷囹圄的老战友和他们的子女们传书递信,奔走呼吁。
1972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从陕北插队的地方几经周折到江西探望父母。在探亲返回陕北的途中,她坐着火车拐到了北京,一是想看看昔日的老师、同学、朋友,二是想借机打听一下政治方面的消息。
到北京后,毛毛悄悄地借住在一个同学的家中。第二天,一个老同学跑来找她,说:“毛毛,王胡子要见你。”
王胡子,王震,“文革”中,这可是个北京城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人物呀!
“王胡子”怎么知道我来北京?叫我去什么事?现在许多过去的好友见了我躲都来不及,干吗还要见我?毛毛越想心里越没有底。去见这么有名的人物,毛毛是又高兴,又着实地惴惴不安,心中直打鼓。
第二天,毛毛的好朋友领着毛毛进了王家。
一进屋,毛毛一眼便看见一个身着黑色中山服,瘦长而挺拔的长者,他就是王震。王震一看见毛毛,便拉住她的手,咧开嘴,笑了起来,花白的胡子茬在脸上闪闪烁烁。
王震迫不及待地对毛毛说:“你坐。听说你从江西来,你爸爸怎么样?现在赶快告诉我。”
毛毛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水杯说:“我爸爸现在住在南昌步兵学校院里。每天早上起来围着院子走十几圈。早上准时步行到拖拉机厂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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