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的话是中午的时候说的,我们的灶间跟队长家是对角线的关系,他家文莲喜欢把饭桌搬到门口吃饭,是四方的矮桌子,一家四口一人一面,桌上放一碗咸菜和一碗青菜,一人一碗粥。大多只有文莲和大翠肯好好坐着吃饭,庆良往饭面上夹几筷子菜就往三公的门廊一蹲,他蹲着的时候很舒服,他大口大口吃饭,或呼噜呼噜吃粥,有一点咸菜就够了,他不添菜。文莲走过去,把自己饭碗里的菜拨给他,他说,不要不要,够了够了。二翠十三四岁,尤其不爱坐着吃饭,她端着碗到处走,边吃边玩,她给狗一点,她又给鸡一点,她要是不高兴,不管是鸡还是狗,她就踢上一脚。
男人和孩子,人人都是爱端着碗随处走动吃饭的,一边走一边吃,或者在地坪中间就地蹲下来。在自家饭桌上吃不香,边走边吃才香。这跟南流镇的习惯差不多,赵战略和罗东两人也学着边走边吃,知青点经常没有菜,他们走到哪家就吃上了哪家的菜。对这种吃法,罗东说:真爽!
中午的时候庆良蹲在三公家的门廊吃粥,一大碗白粥面上只有两粒榄角,这里的榄角跟南流镇的一样,也是三角形,扁的,里面是紫红色的肉,外面是一层黑皮,用猪油一蒸,亮晶晶的。庆良吃了一半粥就站起来了,他差不多每天都这样,吃着吃着站起来,跟队干商量出工的事情,或是通知谁谁去开会。(开会是一件好事,不用出工照样记工分。开会的人,空着手从小路出到乡道上。)
庆良边往嘴里刨粥边来到我们的灶间,我和高红燕正坐在一堆稻草上吃饭,赵战略和罗东都端着饭碗到地坪那边去了。
看到队长来了我们就从稻草堆里站起来,我们的后背和头发都沾着稻草,很像《地道战》里刚刚躲过日本鬼子,从地洞里爬出来的村姑甲和村姑乙,又像《南征北战》里推着小车支援前线的女民兵,如果要考虑《渡江侦察记》,是否有点像埋伏在河边草丛里的女游击队员?所不同的是,我们端着饭碗,吃得正香。队长说:你们两个,下半昼清理政治夜校吧。看到我们愣着,他就边吃边踱到地坪那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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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粪屋(一)(2)
天有些阴,有一点凉风吹过来了,或者是,政治夜校就是凉风。在热爱政治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如丁服,但在大田曝晒了一个多月后,听说有政治夜校这档子事,我还是感到兴奋。高红燕比我反应快,她追出两步问:队长,是让到大队去吗?队长嘴里含着粥,呜噜呜噜道:就在水冲,上头要求每队都得有哪。他既像嘀咕,又像抱怨,在三公的墙角一闪就不见了。
高红燕立即变成了一阵风,宛如热风,又如旋风。因为她一转身就出了灶间,在三婆屋子的墙角又一转身,她上了台阶再一转身,她转身到我们住的屋子里,从角落抓了好几个番薯,之后又一转一转地转出来,番薯放进洗菜的瓦盆,舀水倒水放进锅里,烧火,一阵烟又一阵烟,接着,锅盖缝里升起了水蒸气,番薯的甜香味也跟着出来了。
红燕的手脚是很利索的,她利索着的时候是谁都不顾的。等到她在灶前添柴的时候她才说,放了宴昼我们就有东西吃了。她的意思是说,吃了宴昼再去打扫政治夜校,这样精神面貌就会有所不同。这样她在灶前添柴的样子又让我想起《沂蒙颂》:一名妇女,穿着红色的大襟衫,一条宽腿条纹裤子,看上去有点像《白毛女》里的喜儿,却又不同,不同是在头上,喜儿是长长的粗黑的大辫子,沂蒙妇女却在脑后挽了个发髻,这表示她已经结婚了,接下来我们就会知道,她不但结了婚,而且她还有了孩子。她跳着芭蕾出现在银幕的舞台上,这回她手里拿了一只行军壶,她尖着脚尖从舞台的这头移到那头,又转圈,又劈腿跳起来,手中的水壶一再往上高举,然后她就转到草垛的后面了,当她再次举着行军壶出来,一阵歌声嘹亮地升起,同时一束光打到她身上,她的红色大襟衫更红了,红彤彤的,好像这束光不是来自顶灯,而是来自她的身体。原来这壶里已经有了她的乳汁,她到草垛后面就是挤奶去了。不但让伤员喝她的乳汁,她还要给他熬鸡汤。她坐在矮凳上,就像高红燕这样坐着,一边假装往灶里添柴,而火却真的燃起来了,是裹着红绸子的灯,还有一只鼓风机把另一些绸子吹起来,歌声甚是优美: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正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愿亲人,早日养好伤,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歌唱完,鸡汤就熬好了。由于普及样板戏,县电影放映队到六感放过《沂蒙颂》,有半数以上妇女看过,六感的妇女说,哪有这么快就炖好鸡汤的。但高红燕的红薯却是很快就冒出了水蒸气,没多大一会儿就煮熟了。我怀着愉快的心情闻着红薯的甜香,想象着一排整齐的房子降落在后背山。
我们找出了毛主席像,是大队送给每个知青户的,又找出了两方红纸,然后就一人拿着一把扫把到队长家门口。我们将要穿过大荔枝树钻过竹丛登上一溜土坎到达半山腰,这时《宁死不屈》的曲子就像一条狗,从屋后的山坡沿着土坎钻过竹丛和荔枝树,飞快地来到我们脚下: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只有三个人,队长、高红燕和我,我们扛着准备扫墙的长扫把,如同游击队员扛着枪,这一情景使我感到振奋。
政治粪屋(二)
队长没有带我们上后背山,他背着手在前面走,走过三婆的房屋,又穿过地坪和庆福庆贵的房屋,从地坪的另一头下了几个台阶,他一头就进了空地旁边的粪屋。我们不知他进粪屋干什么,就在门口等他出来,他却不出来,倒让我们进去。他说屋角还有一点粪,你们清到晒谷地坪仓库后面的屋檐下就行了。
我们大惑不解,喃喃道:不是说打扫政治夜校吗?队长说这不是吗,粪屋在覃姓和刘姓中间,位置最合适,粪搬到仓库那边,谁还便利偷!说完他就背着手走了。
在粪屋淡淡的牛屎气味中我们愣了片刻,之后才大梦初醒。但紧接着我们还是感到了强烈的不适,这样一间粪屋它怎么能当政治夜校呢?即使没有大粪,这地面也太不平了,高的高低的低,即使一头水牛走进来也难以保持平衡,它一趄趔就会摔倒,幸得它有四条腿,它的一条前腿在高处,另一条前腿在低处,它在高处的那条腿就跪下了,它挣扎着把两腿放平,但它搞不明白应该站在高处还是低处,这使它看上去一时有点像在走盛装舞步的马。如果是黄牛或是水牛崽可能就会好一些,按照常识,体轻的比体重的更容易保持平衡。
除了凹凸不平,粪屋还没有窗,不过墙上有两道很宽的缝,屋顶还装了两片亮瓦,这样粪屋里才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这句话是我们在作文里形容漆黑的夜晚的,在这句话的指引下,我们感到粪屋里就像天蒙蒙亮,或者天已黄昏,所不同的是,前者应该有鸡啼,后者应该有妇女叫唤自家孩子。而粪屋里很安静。
看到高红燕手里拿着卷起来的毛主席像,我们几乎同时想起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理,我们没有说什么,迅速找来了铁铲和畚箕,运了四五趟,把屋角里的粪运到仓库的后面。粪越来越少,我们渐渐感到这就是水冲村的政治夜校,等到最后一担牛粪清掉,挑着空畚箕回来,我们一路走过赵战略挑水最爱走的小路,两边的五色花正在开放,开得一兜一兜的,每兜有半个拳头那么大。这种花很臭,十几朵小花团成一个球状,一团里有红的黄的特别红和特别黄的四五种颜色,故称五色花。我不喜欢这种花,色彩太强烈,咄咄逼人,看上去像是有毒。后来才知道,这种花果然是一种草药,而且专门是治我的。但这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觉得它虽然庸俗不堪,但毕竟是我们水冲村常开不败的花,正如粪屋,虽然不雅,毕竟是水冲队的政治夜校。
挑着空畚箕走在开着五色花的小路上,我们的心不停地下降,从后背山的半山坡降到了粪屋里,我们觉得这屋子其实是很适合当政治夜校的,不远不近,不上不下,正好在刘屋和覃屋的正中间。这样想着,我们就爱上了粪屋,我们用绑着竹竿的扫把将墙上的蜘蛛网扫掉,又到庆文家借了凳子用来贴毛主席像。
主席像我们贴过多次,但这次的难度超过了以前的总和。首先是凳子放不平,看上去是平了,但高红燕踩上去就会来回晃动,好像她踩的不是一条木凳,而是一头母猪,母猪吱吱叫。事实上不是木凳的问题,而是粪屋里的地实在太不平整了,凹的凹凸的凸,站在地面就已颇费脚力,再架上木凳,实在是险象环生。
高红燕让我上去,我一踩上凳子,就感到自己踩到了钢丝上。我先想起了安凤美,接着又想起了翟青青,她能走真正的钢丝,她穿着一双白色的软底鞋,张开双臂,行走在钢丝上。她面无表情,脸色苍白,在灯光下好像是透明的,她又瘦又薄,如此轻盈,在惊险的钢丝上如履平地。我想起她说的,人的重心在腰那里,但我站在粪屋的条凳上,感到重心不止一个,而是有许多个,重心们分布在我身体的各个部位,每个重心都想要显示自己的存在,它们在我的身体里此起彼伏,害得我前后左右晃动,看上去就像一只刚被人抽过的陀螺。而光线暗淡,又加剧了我的摇晃,根据常识,睁开眼睛比闭着更容易保持平衡,我拼命瞪大眼睛,但终于还是从木凳上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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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吹
安凤美她们队的政治夜校我去看过一次,是村里的舂米房,比我们的粪屋小一半,中间是一大块凹石,木架架着一块凸石,脚一踩,凸石就打进凹石里,一下接一下地踩,米就舂成了米粉。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有趣,因为凹石和凸石都特别光滑,摸起来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快感,特别是在夏天,又凉又滑又硬。
跟粪屋相比,舂米房做成政治夜校有着另一种有趣,很矮的屋子,在远处猛一看,你判断不出这到底是猪栏、厕所还是柴屋,这些屋子的高度都差不多,只门口有所不同,猪栏门用几根木柱挡着,厕所门一般是竹篾编的竹席,仅半截,柴屋则完全不关门。猛一看,一个猪栏贴上了红色的对联,或者一间厕所,或者一间柴屋,总而言之,一间又矮又小的房子贴上了对联,此事有点离奇。
水尾村舂房的对联是这样的,一边是:抓革命要斗私,另一边是:促生产齐批修。一进门正对着的墙上还贴着毛主席像,侧面也贴着四份秋收决心书。革命时代的政治夜校是这样的,不管是粪屋还是舂房,只要贴上了毛主席像和对联,就成了政治夜校。
多少年过去,只要见到或听到夜校这两个字,我就会想起这两副对联。我们水冲村粪屋的对联是这样的:东风吹莺歌燕舞;战鼓擂形势大好。这是我和高红燕集体创作的成果,那天贴过毛主席像后天就黑了,收工后我们一边烧火做饭一边想词。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我们哼着这首歌,并且创造性地把歌词镶嵌到对联里,这使我们大为得意。趁着亢奋,又连夜从生产队会计那里要来了毛笔墨水。我们的毛笔字没有村里的人写得好,村里的人指的是少数练过字的人,乡村知识分子,比如会计,比如某个年纪大读过书的人,还有地富反坏右中的大多数人。但我们一点也不怕献丑,我写在红纸上的毛笔字歪歪扭扭,又细又软,有的地方像老鼠尾巴,有的则像鲤鱼须,整体地看,又像有数只螃蟹伏在水草中,有的字笔画太多了,写成了一堆。
这样的字在粪屋门口招摇了好几个月,是我们制造的奇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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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代的卡通(1)
多年以后,只要听到童声合唱,我就会想起我们水冲村的政治粪屋,孩子们流着鼻涕,头发上沾着草,手是黑的,衣袖上是亮晃晃的一层硬壳,高的高,矮的矮,大声叫着,唱得全都走了调,谁也听不出唱的是什么,我知道孩子们唱的是小山鹰,“小山鹰飞得高,红小兵志气高,小星星亮晶晶,红小兵眼睛亮,林海宽又广处处是战场,消灭狐狸和豺狼,我们紧握枪,紧握枪。”
歌是我教的,来自一个电影,美术片,木偶舞台剧。叫什么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但它是如此顽固地停留在我的身体里,像一些石子,直到现在,我在离六感三千里的城市一走路,它们就会自动蹦出来,好像我身体里存在一把铁筛,一筛一筛的,一首完整的歌就从我嘴里顺了出来,“小山鹰飞得高,红小兵志气高”,这些三十年前的陈年石子,是什么样的手举起了它们?
革命时代的卡通就是这样,全县统一,村村都要办幼儿班,郑放歌在她的生产队当上了幼师,她想出了办法,或者是她爸爸替她想出了办法,她回南流镇的文具店买了一大把铅笔,听话的小孩,早到的小孩可以得到一支铅笔,来晚的、不听话的,就要站到一边去,郑放歌的声音是很和缓的,她不凶,她认为凶最是无能,她微笑着对迟来的小孩说,你先在这边站一会儿。
而我在水冲村的政治粪屋里高声唱着小山鹰,孩子们胡乱把鼻涕蹭在墙上,墙上贴着我们知青四人的决心书,我和赵战略各两页,罗东一页,高红燕三页,在黑乎乎的粪屋里,同样黑乎乎的孩子们和粪屋浑然一体,似乎孩子们就是粪屋里自己生出来的。粪屋里没有光,毛主席像在墙上的黑暗中,几乎看不见。屋顶的亮瓦漏下光来落在地面上,地上有一个坑,有个小孩在坑里及时尿了一泡尿,另外的小孩找来棍子,热尿和泥混在一起,众孩子热火朝天,且热气腾腾,他们不再愿意唱歌。
亮瓦的光线照耀在他们的头发上,如同黑暗的粪屋里长出淡黄的禾苗,而墙上,我们贴上去的决心书,白色的纸页,异质、不祥、莫名抽动,如果没有孩子们,我会感到害怕么?
我跟着孩子们呼啸旋转,在粪屋或政治夜校里,他们很快就唱腻了歌,大的孩子不愿意玩尿和泥,我回忆起自己幼时做过的游戏,如果吕觉悟雷红张英敏都在就好了,我们可以组成一个游戏团,把南流县幼儿园的游戏都做上一遍。如果我是知青办主任,我就把吕觉悟雷红她们调到香塘公社六感大队水冲生产队一天,她们将坐上运化肥的拖拉机先回到南流街,在家里吃上一顿饭,然后又坐上我们公社的拖拉机一路朝水冲村狂奔。比这更切合实际的是她们骑上自行车,在玉梧公路上轻盈地滑行,上坡下坡,沿着马尾松的隧道一路来到十字铺。如果我是县革委会主任,来的人就会更多,赵菊花、崔鸽子、张冬妮,甚至李海军。赵菊花远在遵义,我不知道是谁管着遵义,大概是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至于李海军,他自己就会来,他像一只气球悬浮在安凤美的头上,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包括安凤美,包括他本人。他和安凤美的恋情从一九七五年延续到一九九八年。
我还会想到张英树,我已经不想孙向明,不知怎么他就消失了。高中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张英树,听说他也插队了,他曾跟南流街上的散仔在一起,但没有学坏。如果他站在水冲村粪屋兼政治夜校的门口,我就会回到我的小时候。水冲村的小孩在政治粪屋里盘旋呼啸,我想起来的游戏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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