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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整顿八旗调解满汉（第1页）

雍正大为失望，痛骂这些八旗子弟，最后强迫他们去耕种。强扭的瓜不甜，这些八旗子弟过去后，不安分守己好好生产，反而偷偷卖掉牛、农具，出租井田。井田制实行十年后，雍正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失败。

解除旗主权力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首创的，在创立之初，旗主分别由努尔哈赤的子侄担任。

旗主与旗下的关系过于密切，皇帝如果要发号施令的话，必须通过旗主。这就留下了一个隐患，如果皇帝跟旗主的关系不好，有可能会出现尾大不掉的情况。对于那些威信很足、皇位坐了很长时间的皇帝还好说，但如果是新君即位，威信不足，如果旗主中有人抱成一团，拥护其他人，那就危险了。

由于旗主的位子是世袭的，旗主与旗下的关系就更密切了，这对皇权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雍正是一个非常专制的皇帝，对他来说，任何威胁到皇权的东西都是不应该存在的，只要他发现了，一定会全力铲除。

从清太宗皇太极开始，清朝的皇帝们就在谋求削弱旗主的权力，毫无疑问，这是对创始者努尔哈赤思想和制度的一种背叛，但也是形势所趋，不得不为的一种手段。皇太极和顺治将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升为上三旗，由皇帝直接领导。剩下的五旗称为下五旗，依旧由各旗主掌管。

康熙时期，进一步剥夺旗主的权力，他让自己的儿子胤祐管理满、蒙、汉正蓝旗三旗事务，等于是取代原来的旗主。事实上，雍正继位之后，八旗旗主的势力已经非常衰微了。但对雍正来说，只要八旗旗主还有影响力，他就不能不动手改革。

刚开始的时候，雍正继承康熙的思想，任用自己相信的皇子和王公管理八旗事务，比如，他让康亲王崇安管理正蓝旗三旗事务，十七弟允礼管理镶红旗。尽管这些人都是他钦点的，但他仍然发现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无论是崇安还是允礼，身份都相当高，管理各旗后，地位攀升，有时候自己的命令也未必能很好地下达。雍正感觉到代理人与自己的矛盾，大权有被分割的感觉。而且，他任命的这些人往往与各旗都统发生摩擦，由于权限不明，这是难免的。

六年，雍正取消了崇安、锡保、德昭等人管理旗务的权力。七年，雍正任命庄亲王允禄管理镶白旗满洲都统；九年，改允禄管理正红旗满洲都统事务；十年，任命平郡王福彭管理镶蓝旗满洲都统事务。这是一项改革，管理都统事务跟管理旗务有所不同，管理都统事务相当于一个兼职都统，管旗务的相当于旗主，都统必须听命于旗主。都统是一种官职，不能世袭，也不是终身制，由皇上任命，属于流动的官职。

雍正的这个政策实际上就是取消八旗的旗主，换句话说，以后不需要旗主了，每个旗设置一个最高长官，这个长官跟其他官员一样，随时可能被调走。

就这样，雍正又不动声色地剥夺了八旗旗主的权力，这权力回到了谁的手中？皇帝，大权独揽一人之手。

剥夺了王公们的统治权不说，雍正还进一步给他们限定，禁止他们在八旗中挑选人员到自己的府中做差役，最多只能挑选一些人当护卫。如果想弄一些人做包衣，必须上奏申请。下属如果犯罪，王公要及时上奏，交给刑部处理。也就是说，王公们不断失去了八旗的统治权，连袒护下人和处罚下人的私权都没了。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最终的目的是告诉王公们，在国法面前没有家法，这个国家，我雍正一个人说了算。

此外，雍正严禁王公们勒索属下。雍正元年，一些王公的门人到外省做官，王公们便伸手向他们勒索。雍正清楚，这样一来，势必导致这些人在地方上贪污受贿，所以严令禁止。

第二年，有人揭发公爵星尼向门人王承勋勒索了几千两银子。雍正非常重视，对王公大臣们说：“星尼不过是一个公爵，王承勋也不过是州县级别的小官，就勒索了几千两银子。如果勒索者是王公，门人是地方大员，那这银子不知道多少能打得住？以后，这种事情必须禁止，如果发现了，将裁掉下五旗王府佐领下人，永不叙用。”

雍正是一个真正有治国头脑的人，他对王公下手，一方面是为了乾纲独断大权独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收回王公的权力是反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如果腐败只是从官僚阶层入手，显然只是触到腐败的表面。

解决八旗生计

八旗在清朝属于上层阶级，在人们常识里应该不存在生计问题的。

确实，在清军入关之初，八旗人口很少，大家都是官僚，有俸银有耕地，生活根本不是问题。但是，雍正继位之后，入关已经八十多年，八旗人口大量增长，官职和兵额都有限，加上汉族、蒙古官员的加入，留给八旗子弟的官位更少了。而且，清政府有个非常荒唐的规定，八旗子弟除了当官和当兵，不能从事其他职业，这表面上是让他们当贵族，无形之中却让他们的生存能力退化。

八旗子弟由于长期和生产绝缘，加上生活上又喜欢比排场，导致他们入不敷出，生活艰难。这些问题当然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他屡次批评八旗子弟丢掉尚武的传统，追求享乐主义生活。而且，雍正知道八旗子弟最喜欢逛戏园子，经常喝酒赌博，成天斗鸡斗蟋蟀，其中很多人靠着变卖祖产过日子。

清朝毕竟是靠八旗起家的，如果八旗堕落下去，雍正担心国本受损。为了防止旗人堕落，雍正严禁八旗子弟斗鸡酗酒，号召旗人崇尚节俭。这些口号当然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雍正五年，顺承郡王锡保报告说，贾富成偷了军粮，还向人放高利贷，雍正命他追查，将追查得来的粮饷奖励给破获这案子的官兵。

六年，雍正在京城附近设立二十四个八旗米局，专门调查禄米的买卖，雍正想通过这种方式限制八旗子弟的靡费。真可谓用心良苦，简直像八旗子弟的严父，可惜子女不争气，父亲再严也不管用。

为了保证八旗子弟的温饱，元年，雍正从内帑中拨出八十万两银子，分给八旗。这种资助对于奢侈的八旗子弟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八旗的兵额是固定的，但人口却一直在增长，于是多余的人丁越来越多，这些八旗子弟又不会干其他的营生，所以生活越来越差。雍正想通过扩大兵源解决这些人的生活问题，可惜政府财力有限，只能增加一点，这对八旗子弟来说，也只能解决很少一部分人的生计问题。

当然，八旗有田地，八旗庄田属于公田，旗人有使用权，但没有所有权，论理是不能随便买卖的。当使用的时间一长，他们也就变成了实际拥有者，所以很多人将田产典卖。雍正追查这件事时，考量到买卖旗地沿袭已久，不便依法惩治，但又不能不管。最后，雍正决定动用内库的钱，将卖出的地按原价赎回，雍正限定原业主在一年内赎回，过期不赎，可以让八旗内的其他的人赎回。雍正这么做目的是保住旗人的产业，不让这些田地流失。

雍正的这些措施仍然无法挽回八旗子弟的堕落态势。雍正还通过屯耕的方式，鼓励八旗子弟自食其力。雍正在热河开垦了三处屯田，挑选了八百个没有产业的八旗子弟前去开垦。后来，雍正又在喜峰口设置屯田，让八旗子弟去经营。

雍正还实行井田制，在京城以南的霸州、永清、固安、新城等地划出大量的土地作为井田，让没有产业的八旗子弟前去耕种。每户人家给一百亩私田，十二亩半公田，私田在外，公田在内，另外给十二亩半的地方给这些人盖房子。甚至给每户人家发放五十两白银，购买耕牛、农具、种子。私田收入归耕种者，公田收入归公。这么好的政策，居然没有几个八旗子弟愿意去。

雍正大为失望，痛骂这些八旗子弟，最后强迫他们去耕种。强扭的瓜不甜，这些八旗子弟过去后，不安分守己好好生产，反而偷偷卖掉牛、农具，出租井田。井田制实行十年后，雍正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失败。

可以说，雍正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殚精竭虑，可惜无法挽回旗人的颓势，只是减缓了旗人退化的速度。

调解满汉矛盾

满汉矛盾在整个清朝一直存在着，在清初和清末最为突出。雍正曾经感叹，其他朝代结束了，改朝换代时前朝宗室都会对新朝表示臣服，唯独清朝取代明朝，许多不法分子打着明朝宗室的名义造反。

雍正元年九月，雍正说他发现了一道康熙不曾发出的谕旨，谕旨称赞朱元璋统一华夏，文韬武略，连唐宗宋祖都比不上，所以派人寻访朱元璋的后裔，供养其后代。第二年，雍正找到正定知府朱之琏，说他是明朝后裔，让他负责明朝陵墓的祭祀。

朱之琏是朱文元的后代，朱文元是明朝宗室简王的后代，在松山战役中被俘，入了八旗。雍正拿朱之琏做文章，就是为了表达满汉一家的思想，让大家拥护清朝的统治。

在雍正朝，仍然有汉人借朱明的名义造反。甘凤池两次被抓住，释放后，坚持不懈地从事反清活动，世人风传甘凤池气功了得武艺高强，越传越神，很快甘凤池就成了反清的领袖。甘凤池身边有一个叫周昆来的人，本姓朱，据说是明朝宗室的后人，曾在苏州见过朱慈焕，互相认了亲。

李卫及时发现了甘凤池的活动，安排间谍打入对方内部，甘凤池等人相继被逮捕。

雍正一手打击反清运动，一手抬高明朝后裔的地位，意在向世人表明，大清和明朝后代并不是水火不容的，造反者纯粹是无理取闹。

直隶一带，满汉的矛盾尤为突出。因为这里是旗人的聚集地，旗人仗势欺人，与汉人经常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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