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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梦醒之后 散文在战斗与闲适之间（第1页）

中国现代散文是在战斗中横空出世的。

从1917年新文化运动开始，现代散文就在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否定句式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一次次的进攻、辩驳，不知不觉中，作为战斗武器的文字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美学风采。它使用清楚明白、逻辑严密的白话，不为圣人立言，抒发个人意志，高张科学与民主的旗帜，自由驰骋笔墨，爱憎分明，充满激进批判的青春气息。正是这种文字的冲锋陷阵，为新文学全面扫清了一片开阔的战场。各种体裁的新文学创作才得以登场打擂，而现代散文的诞生，也就自然孕育于其间了。

1921年，正是这种战斗性的散文发展到髙峰的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新青年》于1918年首创的“随感录”。“随感”二字，在今天不起眼得很，中小学语文教师就常常布置学生做“随感”。但在“五四”时期，这“随感”却是个性解放的自由思想的载体，是打破“文以载道”堡垒的炸药包。随感录开创了现代散文的一个大宗——杂文。《新青年》以外，李大钊、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李辛白主持的《新生活》，瞿秋白、郑振铎主持的《新社会》，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开辟了“随感录”专栏。其他许多报刊则辟有“杂感”、“评坛”、“乱谈”等栏目，与“随感录”一起把“杂文”推到了现代散文的前台。其中产生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一批优秀的杂文家。从《新青年》到《莽原》、《语丝》，再到30年代以后的《萌芽》、《太白》、《中流》，战斗性的杂文成了现代散文最有分量的组成部分。

1921年6月，陈独秀在《新青年》9卷2号上发表了三篇随感录，篇幅虽小，但气势磅礴，充分体现了陈独秀杂文的“王霸之气”。《下品的无政府党》第一段如下：

我前次听说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即虚无主义的无政府党，在中国读书人中还总算是上品；其余那一班自命为无政府党的先生们：投身政党的也有，做议员的也有，拿干俸的也有，吃鸦片烟的也有，冒充人家女婿的也有，对人说常同吴稚晖先生在上海打野鸡的也有，做陆军监狱官的也有，自称湖南无政府党先觉到处要人供给金钱的也有，以政学会诬人来谋校长做的也有，书已绝版尚登广告劝人寄钱向他购买的也有，谋财杀害嫂子的也有，可以说形形色色无奇不有了。

这一段痛斥如同开花炮弹，四面飞炸，骂尽了那些假革命以谋私利的无耻之徒，堂堂正正，不容辩难。

《青年底误会》一篇只有一大段：

“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现代青年底误解，也和醉人一般。你说要鼓吹主义，他就迷信了主义底名词万能。你说要注重问题，他就想出许多不成问题的问题来讨论。你说要改造思想，他就说今后当注重哲学不要科学了。你说不可埋头读书把社会公共问题漠视了，他就终日奔走运动，把学问抛在九霄云外。你说婚姻要自由，他就专门把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课。你说要打破偶像，他就连学行值得崇拜的良师益友也蔑视了。你说学生要有自动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守规律，不受训练了。你说现在的政治、法律不良，他就妄想废弃一切法律、政治。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你说要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就悍然以为大家朋友应该养活他。你说青年要有自尊底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你说反对资本主义的剩余劳动，他就不尊重职务观念，连非资本主义的剩余劳动也要诅咒了。你说要尊重女子底人格，他就将女子当做神圣来崇拜。你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不能不理政治，他就拿学生团体底名义干与一切行政、司法事务。你说要主张书信秘密自由，他就公然拿这种自由做诱惑女学生底利器。长久这样误会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底进步还是退步呢？

全文除了首尾两句，共由15个“你说……他就”的条件句组成，一泻千里，不留余地，如丈八蛇矛，锋锐无敌。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杂文的战斗功能。

《反抗舆论的勇气》篇幅很短小：

舆论就是群众心理底表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古今来这种盲目的舆论，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过许多罪恶。反抗舆论比造成舆论更重要而却更难。投合群众心理或激起群众恐慌的几句话，往往可以造成力量强大的舆论，至于公然反抗舆论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社会底进步或救出社会底危险，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时中国底社会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的勇气之人！

一共六句话，句句相扣，完全以逻辑取胜，恰如一道九节鞭打下的深痕，让人感到力可开碑。鲁迅曾赞道：“独秀随感究竟爽快。”这一览无余的“爽快”中含有政治家的气势，却少了些政治家的韬略。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7月，他还在《新青年》上发表《卑之无甚高论》，认为“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从而提倡少数人专政。这是陈独秀坦诚的个人思想，但这思想与共产党的宗旨颇有枘凿。恐怕陈独秀还是做个杂文家和学者的好，政党领袖于他并不十分相宜。

李大钊的杂文在气势上与陈独秀类似，形象思维稍多一些，因而文学感稍强，如《“中日亲善”》一篇：

日本人的吗啡针和中国人的肉皮亲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这就叫“中日亲善”。

连用5个“亲善”，颠覆了最后一个“亲善”，要言不烦，一针见血。再如《赤色青色》，只有一句：

世界上的军阀财阀怕赤（赤军的赤）色，中国现在的官僚政府怕青（青年的青）色，这都是他们眼里的危险颜色。

留有余地，令人回味，表现出寸铁杀人的力度。

代表早期杂文风格的还有刘半农和钱玄同等。刘半农“一是畅达流利，发挥驳难的气势；二是运用反语，竭尽夸张之能事。无论采取哪一种写法，他都寓庄于谐，以滑稽出之，使读者感到津津有味亲切易懂”。司马长风说：“刘半农许多诗颇近乎散文，但他写的杂文则多属战斗格的东西。反距散文较远。”钱玄同也是一员战将，常说极端的惊人之语，如要把京剧“全数扫除，尽情推翻”，还提出要废除汉字，以及人过40岁就该枪毙等等。鲁迅评价他的杂文为“颇汪洋，而少含蓄”。这类战斗性的杂文所起的历史作用是打破“铁屋子”，把沉睡的人们从梦中唤醒。至于梦醒之后何去何从，就不是单纯的冲锋呐喊所能包括的了。看看鲁迅1921年以后数年的散文创作，无疑可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1921年，鲁迅只写了6篇作品。两篇小说收入《呐喊》，两篇杂文收入《热风》，另两篇后来收人《集外集拾遗》。鲁迅1918年9月15日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随感录，该年共有15篇作品，1919年则有26篇作品，其中《热风》内的杂文占21篇，而1920年突然只有4篇作品，全部是《呐喊》中的小说。1921年可以说是1920年状态的延续，1922年又见起色，有19篇作品，而到1923年又降到4篇。1924年以后突又进入高产期，并一直保持下去。鲁迅在《热风》的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事。”看来鲁迅颇不重视在运动高潮时“锦上添花”。他是呼唤那运动到来的“呐喊家”。当他“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迎来“新世纪的曙光”时，就不屑于挤在庆典的队伍中欢呼雀跃了。随喜胜利的人有的是。《热风》题记又说：“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所以，1920年和1921年，是鲁迅散文战斗的一个“幕间休息”期。休息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战斗了，而是要经过休整，迎接更激烈复杂的战斗。

鲁迅说：“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这便是《热风》中的《智识即罪恶》。该文的写法很奇特：

我本来是一个四平八稳，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认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想求起智识来了。

那时我在乡下，很为猪羊不平；心里想，虽然苦，倘也如牛马一样，可以有一件别的用，那就免得专以卖肉见长了。然而猪羊满脸呆气，终生胡涂，实在除了保持现状之外，没有别的法。所以，诚然，智识是要紧的！

于是我跑到北京，拜老师，求智识。地球是圆的。元质有七十多种。X+Y=Z。闻所未闻，虽然难，却也以为是人所应该知道的事。

有一天，看见一种日报，却又将我的确信打破了。报上有一位虚无哲学家说：智识是罪恶，赃物……虚无哲学，多大的权威呵，而说道智识是罪恶。我的智识虽然少，而确实是智识，这倒反而坑了我了。我于是请教老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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