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的一天,当阿贝·罗森塔尔刚开始读《纽约时报》时,他并没有注意到有这么一条新闻:在30版,用小五号字印在纽约城市学院的获奖学生名单上。它是这样写的:
布雷特奖给予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努力工作的学生——杰克·巴恩斯。
对那些只要读过恩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的人来说,这里所说的两个名字是书中的人物:布雷特夫人和那个爱她的性无能者杰克·巴恩斯。他们居然出现在《纽约时报》上了!
罗森塔尔的那些下班前编辑和检查这篇报道的编辑人员,显然也忽视了这条新闻,如果罗森塔尔不是刚刚接到《新闻周刊》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问这篇报道,认为它富有想象力、很有趣,他是根本不会注意它的,但罗森塔尔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幽默。事实上,他十分生气,略感宽慰的是,在同一版的上方,有一篇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报道,一个五栏标题写道:“校长戈欣告诉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幽默感是必要的。”
如果那位被派去采访纽约城市学院报道并汇集获奖名单的《纽约时报》记者,是故意犯这种把虚假消息塞进《纽约时报》的话,罗森塔尔想,那么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只能开除他。许多年前,A。J。利布林在《纽约时报》体育部当文字编辑时,做了与此相像的事情:利布林没有按所要求的,在小五号字的总分表上列出篮球赛裁判的正确名字——让记者记住裁判的名字总是有困难的,而仅仅是在填写名字的地方写上个意大利的词ignoto,“未知”。有时“未知”先生被列在《纽约时报》上的次数太多了,因为一个夜晚每个城市都有两个或三个甚至四个篮球赛的裁判是不知道名字的——这个“未知”先生精力也太旺盛了,不知怎么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当这种玩笑被人知道后,利布林就被解雇了,他只好在《纽约客》上更巧妙地使用他的想象力了。
这次纽约城市学院事件的困难在于,那个也许犯错误的通讯员——罗森塔尔还没有这样说他——克莱德·哈伯曼,是罗森塔尔最喜欢的通讯员,一个21岁的年轻人,他让罗森塔尔想起了自己的过去。哈伯曼非常瘦,但很有干劲,就像罗森塔尔20年前在城市学院为《纽约时报》当通讯员一样,哈伯曼很快证明了自己有把握一篇报道然后把它漂亮地写出来的能力。在担任学院通讯员的八个月里,克莱德·哈伯曼写了60多篇,对于一个活动范围仅限于一个校园的记者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哈伯曼在一篇关于学院学费的文章里出过错,但在其他方面是可靠的,似乎对新闻事业很有献身精神。他给罗森塔尔留下了深刻印象,罗森塔尔把他列为可以正式进入《纽约时报》记者队伍的一个优秀候选人。
罗森塔尔但愿这个“布雷特奖”不是哈伯曼放进来的。如果是,罗森塔尔就没有办法支持一个年轻人了,就像两年前罗森塔尔支持一个叫作朱尼厄斯·格里芬的黑人一样。格里芬曾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头版报道,讲的是哈莱姆的一个盟血兄弟帮的生活。这一帮好战分子进行空手道训练,如果哈莱姆的状况没有很快有所改进的话,他们不久就要入侵白人聚居的曼哈顿了。这篇关于盟血兄弟帮的报道很快被其他报纸挑选出来,在一些人群中引进了不小的恐慌,也引起别的地方包括哈莱姆地方的气愤。在哈莱姆,这篇报道被指责为危言耸听,甚至是一个十足的骗局。罗森塔尔曾检查过这篇报道,表示他的记者没有写虚构的东西,但其他报纸和期刊仍然怀疑和批评《纽约时报》——当他们认为《纽约时报》践踏了自己的谨慎传统时,他们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他们没有发现有盟血兄弟帮这样的组织,甚至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里也有一些老人嘲笑说,当没有经验的记者进行这么大范围的采访时,当纽约城市记者感觉到每一天都要在报纸上有上乘表现的压力时,这种事情是肯定会发生的。有些记者开始把这篇关于盟血兄弟帮的报道叫作罗森塔尔的猪湾。
罗森塔尔给克莱德·哈伯曼在布朗克斯的家里打电话时,哈伯曼还没有起床。15分钟前哈伯曼刚刚接了城市学院宣传部的一个电话,说已经收到了关于“布雷特奖”的询问电话。正是此时,仅仅是此时,哈伯曼才想起他忘了清除这个幽默的奖励了。他曾打算,或者说他也许打算,把这个长名单送给编辑之前,把自己搞的这个玩笑从名单上清除掉。他记得他当时在新闻编辑部里非常厌烦和无聊,在打字机前用了几个小时录入这个没完没了的获奖名单,这个名单两天后要提交给学院的毕业典礼——几百个名字和奖励。他想,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它是浪费版面,是对眼睛的折磨,使他感到头疼。他能理解《纽约时报》作为一个记录的报纸,会把版面用于国会的名单,或者会印长长的讲话稿……但用纽约城市学院获奖学生的名字来填充三栏版面,在他看来是绝对愚蠢的。他录入得越多,就越灰心……
理查德·莫比奖给予社区关系的优秀者——尤金·沙曼;
西奥多·腊斯克纪念奖给予在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领域有非同寻常的前景的学生——菲利斯·库珀;
本杰明·卢宾斯基纪念奖给予工程学上有造就的学生——阿农·里格;
尼赫迈亚·吉特尔森奖章给予在本科生中最能体现追求真理精神的学生——格雷戈里·查尔丁;
……
布雷特奖给予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努力工作的学生——杰克·巴恩斯。
这句话突然闪现在哈伯曼的脑子里,他的手指就把它敲在了纸上。他笑了,觉得非常有趣的,并决定马上把它删掉,但又没有,他继续打字……后来他开始忙于别的事情了,在他写报道时就忘了“巴恩斯”和“布雷特夫人”的事了,于是这个长长的名单就送给了编辑。早上的电话提醒了他,先是城市学院宣传人员的,然后是罗森塔尔的电话。
“克莱德,”罗森塔尔温和地说,“你今天早晨看了城市学院的获奖名单了吗?”
“是的。”
“你看到了布雷特奖了吗?”
“是的。”
“你怎么把这个弄上去了?”
“我,噢,我想是我放进去了,”克莱德胆怯地说,“在愚蠢的时候。”
“你干的,”罗森塔尔慢慢地说,声音变得严厉起来,“好吧,那一刻就使你在报社的工作完蛋了。”
哈伯曼不能相信这些话。他感到震惊了。在报社的工作完蛋了,哈伯曼想,他肯定是在开玩笑!为这样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
哈伯曼穿上衣服,按罗森塔尔的要求立即赶往新闻编辑部,但甚至在坐地铁去时报广场时,他也不能相信他在《纽约时报》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哈伯曼感觉到罗森塔尔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这种感觉在哈伯曼阅读罗森塔尔那篇关于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的经典之作时就产生了。哈伯曼想,第二次阅读这篇文章时他是如此地动感情,以致他奇怪罗森塔尔如何能有这般温柔的感情。现在,在地铁里,哈伯曼想,罗森塔尔仅仅是为《纽约时报》上的这个玩笑而心烦。哈伯曼非常了解他,感觉到罗森塔尔把对《纽约时报》开玩笑视为对他开玩笑了。然而,他自信,一旦解释了自己没有恶毒的意图,这个错误就会过去并会被忘记。
中午时哈伯曼来到了新闻编辑部,几乎所有人都去吃午饭了。他走到罗森塔尔坐的大桌子前,询问了一个宽肩膀、灰头发的叫查尔斯·贝维拉夸的职员,贝维拉夸已经在那里工作多年了。
“罗森塔尔先生在吗?”哈伯曼问。
“出去吃午饭了。”贝维拉夸说。
哈伯曼转身要走,但贝维拉夸厉声叫住了他:“你最好别走远,他想跟你谈话。”
哈伯曼想转回来说:不骗你,你这个白痴,为什么别人没告诉我呢?但哈伯曼明白这时不能有冒犯的行动,于是他温顺地退到了新闻编辑部成排的空桌子中间,那里只有讣告作者奥尔登·惠特曼、记者伯纳德·温劳布和一个正在试用期里的年轻人、哈伯曼的一个朋友史蒂夫·康恩。
“嗨,克莱德,”康恩笑着说,“你看到今天报纸上的布雷特奖了吗?”
哈伯曼说看到了,接着承认是自己写的。康恩朝自己的额头上轻轻拍了一下,痛苦地说:“噢,上帝。”
哈伯曼在新闻编辑部的中间坐下来,等着罗森塔尔回来。他看着前面的银色麦克风——他一直在想,对报社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最令人可怕的小装置。他们在交上自己的报道后,害怕看到一个编辑拿起这个麦克风,大声喊他们的名字,叫他们去纽约编辑的桌前解释一下他们的疏忽和错误。哈伯曼知道,从麦克风的声音中,一个年轻的记者通常能感觉到编辑的情绪:如果编辑是用一种迅速急迫的口气喊叫这位记者的名字,如哈伯曼先生!他便知道编辑只有一个小问题希望快点讨论一下。但如果编辑软弱无力地叫一个年轻人的名字,如哈——伯——曼——先——生,那就说明编辑很少有耐心了,事情就很严重了。
25分钟后,哈伯曼看见罗森塔尔走进了房间,然后直接走向他的办公桌。在听到拿麦克风的声音时,哈伯曼低下了头。那是查尔斯·贝维拉夸的声音,一种低沉悲哀的终场的调子:哈——伯——曼——先——生。
哈伯曼站起来,开始沿着长长的过道走过去,在经过成排的空桌子时,突然想到了他曾在帕迪·査耶夫斯基指导下学的一门写电影剧本的课程,他希望此时能用一个摄影机拍摄这个房间,永远留住这残酷的场面。
他看到罗森塔尔站在他的面前。“坐吧,”罗森塔尔说。哈伯曼坐下后,听到罗森塔尔开始说,“你不能再为我们写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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