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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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第一次而且也是唯一一次看到时报大楼的内部，是在1954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共汽车》（Omnibus）节目的一批摄影人员获准到新闻编辑部去现场电视直播《纽约时报》人员编辑第二天报纸的工作情况。像大多数该节目的内容一样，这是一次壮观的展示，一直由阿利斯泰尔·库克用柔和的英国口音来解说。摄像机在新闻编辑部来回运动，拍摄编辑们低着的脑袋和正打字的记者们起皱纹的脑门。阿利斯泰尔·库克描述了这个安静的场面，用的就是阿道夫·奥克斯会喜欢和欣赏的声调。库克的评论介绍了报社工作队伍的规模、付出的努力和为出版每天的报纸需要的开销，然后他穿过新闻编辑部去和一个英俊的灰发的人讲话，这个人斜着站在那里，双臂交叉，靠在挨着牛栏的一张桌子上。这个人就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他在这个星期天来到办公室参加这次公演。

苏兹贝格温和地谈起他的职员，表达了对他们的骄傲和自己的谦虚，他还评论了新闻界在民主制度中自由而负责的角色。然后摄像机转到楼上拍摄一个大块头的宽肩膀的表情严肃的人——查尔斯·梅茨。他坐在自己的桌边，在读一篇为明天的《纽约时报》刚刚写完的社论。摄像机后来捕捉到了四层排版室的工作——衣服沾有墨迹的印刷工穿着围裙正在捡字，用橡胶大头锤敲在铁字形板上；不出声的排字工直挺挺地坐在庞大的莱诺铸排机后面，手指轻轻地在字盘上滑动，发出了把稿件上的字变成铅字的叮当声。摄像机还转进了正在开会的主编办公室里，在桌子的一头坐着放松的和慈祥的卡特利奇。在他的右边是西奥多·伯恩斯坦，左边是罗伯特·加斯特。桌子的对面是城市版主任弗兰克·S。亚当斯，两边是国际新闻主任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和国内新闻主任雷蒙德·奥尼尔。在桌子的两边坐着其他编辑，包括摄影编辑约翰·拉多斯塔，他是在迪马乔—梦露事件之后取代约翰·伦道夫的。

尽管一些编辑在摄像机和麦克风前稍微有点拘谨，但他们总体上保持了镇静，他们显然引起了电视观众很大的兴趣。这期节目结束后不久，《纽约时报》的电话交换台接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个祝贺的电话，其中一些是已经退休的《纽约时报》老人的电话，他们说这期节目令他们非常怀念。还有来自《纽约时报》记者的几个称赞的电报，他们在美国主要城市的分社观看了这期节目——理查德·约翰斯顿是从芝加哥拍来的，塞思·金是从得梅因拍来的，格拉德温·希尔从洛杉矶拍来，劳伦斯·戴维斯从旧金山拍来，还有其他几个人，包括华盛顿的赖斯顿，他给卡特利奇的电报写道：“你们大家干得很好。有人打电话说他想订阅《纽约时报》，听起来他好像直到今天才听说《纽约时报》。”

这是令《纽约时报》人非常满意的一天，是充满兄弟般和谐的一天，它只是简练地证明了展示在电视屏幕上团结的画面。这个画面无疑对《纽约时报》的人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他们想到了这个机构的壮观和他们对报社做出的有意义的贡献，这是他们在过去的一年——《纽约时报》最令人不愉快的一年——没有太多想到的事情。在这期节目播出前三个月，发生了一次照片制版工的罢工，得到了《纽约时报》大多数新闻人员的支持，其结果是《纽约时报》在历史上第一次未能出版。这次罢工尽管持续了不到两周，但不仅扰乱了报纸的出版，而且还激起了一些工作人员深深的个人不满：一些记者和编辑穿过时报大楼外的纠察线去上班，他们招惹了大多数没有过线的人的敌意。甚至在罢工平息之后，新闻编辑部里的破坏罢工者也遭到了《纽约时报》一些人的排斥，这些人现在正向劳工领袖，而不是奥克斯的精神寻求指导。

报纸已经成长到了家长制容纳不下的规模，或者对许多职员来说是这样的，他们意识到高层经理对于更有效率的经营操作的欲望——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些职员就要更多地自我保护和讲求实际，更多地信奉工联主义，减少对《纽约时报》浪漫的看法。这种态度很快以随意的方式出现了，以致有些记者每当晚下班半个小时左右，就会跑到城市版主任那里索要加班费——在过去的日子里，《纽约时报》的人嫌不好意思而不会这样做，认为偶尔加班是一件荣誉和快乐的事情，因为报社通常很少要求他们这样做，而且也有早早下班的传统。但这种旧的思维方式迅速地在新闻编辑部里消失了。尽管这期节目短暂地使《纽约时报》的人想起了这家报纸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尽管这在新闻编辑部一段时间里有它健康的回光返照，但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这期节目三个月后，迈耶·伯格，纽约总部最有声望的和令人尊敬的记者告诉一些编辑，他正在考虑退出《纽约时报》。

这很难令人置信。伯格自1928年以来就在《纽约时报》工作，只是在1937年和1938年间的一年为《纽约客》工作。他曾是报社队伍中的明星，是一个羞涩的绅士。他瘦高个儿，有一个长鼻子和一双温和求知的黑眼睛。他坐在前排和送稿生、职员、记者们谈话，他们通常都围着他的桌子站着。他会用幽默的故事款待他们，会就他们努力写的报道或“时报话题”提出忠告，他会耐心地倾听他们讲的个人问题。然后在他的发稿时间快到来时，他会转向他的打字机，并且在一个小时之内他会写出一篇生动的1000字左右的关于他在当天早些时候采访过的歹徒谋杀案的报道，或者关于一个他来上班时观察到的悲剧性的路边场景的文章，或者他会就纽约写一首散文诗：

纽约的声音之中充满了神秘感……它是一种舒缓、奇异的音乐，这音乐是吹过高原的风的一曲交响乐，是缠绕在城市山丘、斜坡上面的无穷尽的被消音了的交通，是喷气式飞机、螺旋桨的嘶嘶、沉闷的作响，是那在水面上粗哑的拖船声，是巨轮航行于大海上的轰鸣……

1932年新闻编辑部实际上有过一次工作的停顿，那时伯格关于芝加哥阿尔·卡彭逃税案审理的报道开始一页接一页地出现在电报机上：报社送稿生会抓起这几页，慢慢地边走边读来到文字编辑旁，然后文字编辑会审读并再审读关于法庭场面和阿尔·卡彭的辩解的每一个词；最终编辑们会接过来，像其他人一样全神贯注，再把这篇报道送到楼上的印刷工那里。

伯格写的关于达彻·舒尔兹的逃税案审判的报道，甚至舒尔兹本人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但他也气愤伯格竟引用一个人的话说他是一个“容易迷上金发碧眼女人的人”。这个恶棍有一次见到伯格，叫住他，抱怨他不该用这句话。

“可这是真相，不是吗？”伯格问道。

“是的，”舒尔兹说，“但在《纽约时报》上不该出现这样的语言，不是吗？”

1947年，当美国的第一批阵亡者装在6248个棺材里用船从欧洲运到纽约的港口时，伯格创造了一篇新闻报道经典。后来在1949年又写了一篇。那时，一个叫作霍华德·昂鲁的老兵在新泽西州坎登的大街上发了疯，用手枪射击13人，然后向警方投降。伯格用了六个小时追溯了昂鲁事件的过程，采访了看到这一狂暴行为的50个人，然后他坐下来，用两个半小时写了一篇4000字的文章，重现了整个场面：

人们纷纷躲进商店，女人惊慌得尖叫，男人害怕得说不出话来。一段时间没有人能知道发射出来的是什么。昂鲁先走进临近大街的约翰·皮拉奇克的修鞋店。补鞋匠是一个27岁的生活在彭梭肯小镇的人，他张着嘴看着昂鲁来到离他几米的地方。修鞋匠从他的长凳上站起来，随即被一颗击中他腹部的子弹射倒。商店里的一个小伙子跑到柜台后面，害怕地蹲在那里。昂鲁走到阳光明媚的大街上……

迈耶·伯格因这篇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他把1000美元的奖金送给了昂鲁的母亲。伯格后来用了两年时间研究和写作《纽约时报》的正史，因为《纽约时报》要在1951年庆祝它的百年纪念。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任务，不是因为他伟大的报道才华难以胜任这个任务，而是因为作为关于《纽约时报》“正式的”出版物，它必须经过奥克斯、苏兹贝格和阿德勒家族的各个成员以及一些高级管理者的认可，但它实际上是不可能取悦于他们所有人。他们对这本书做了许多删节和修改，当这本书在1951年出版时，尽管在评论和商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伯格却向一些朋友坦白，他有时真不愿意让他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

现在，在1954年夏天，在他为《纽约时报》写“关于纽约”栏目一年多后，他再一次因为业主办公室和新闻编辑部的一个编辑对这个栏目的一些否定性反应而感沮丧。最终，这位编辑不得不记录下伯格的辞职声明，并给其他编辑以及业主办公室送去了备忘录的副本：

1954年7月8日

这是关于我今天下午在迈耶·伯格的请求下和他进行的谈话的备忘录。他显然因最近对他栏目里一些不满意的证据而心烦意乱，此外我就他上个星期天写的东西做出的批语更使他的心情坏到了顶点……当然，他对批评非常敏感，他感到虽然这个栏目为读者所喜欢，但在办公室里的看法并不好。我告诉迈耶，他不应该过多在意——正像我做的那样——这座大楼里的评论，而应注意的是营销部的反应，那里对他一致表示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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