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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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夫顿·丹尼尔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享受着剩下的最后的安静的几秒钟，不一会儿他的办公室就会挤满编辑，来讨论新闻。这也许是一天最愉快的时刻。傍晚前的阳光从时报广场的高楼之间淌下来，过滤了丹尼尔办公室威尼斯式的遮帘和白帷幕，突出了房间里的许多色彩，照亮了墙上悬挂的范安达、伯查尔和詹姆斯褪色的照片。光亮的大会议桌，周围是按阿道夫·奥克斯本人的椅子仿造的一些椅子，摆放在办公室的前面；在另一边是一扇敞开的门，露出了新闻编辑部的一部分。丹尼尔一直靠在椅子上，右手转动着他的有角质架的眼镜，目光穿过他长长的办公室，穿过门，注视着在新闻编辑部里来来往往的人。他能看到一个高个子、金发的送稿生，一个衣着随便的年轻人，这个人或许像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许多送稿生一样感觉到了他的监督，边走向牛栏，边读着一打长条校样，无疑希望从中找到错误。丹尼尔能够看到外面桌边的文字编辑弯下来的头，他还能看到两个照片编辑在审看着他们刚从照相机里取出来的照片。尽管丹尼尔看不到正在成排的桌子后面聚集着的几十位记者，但他能听到他们的打字机沉闷的打字声和远距离的电话铃声。他知道发稿期限带来的紧张气氛，但他还知道，一些当天没有任务的记者现在正无所事事地坐在键盘前，读着报纸或书籍，等着又一次的泰坦尼克号沉没，或等着咖啡手推车，或等着新闻会议开始，这样他们就能给一个秘书打电话，或许稍后约谁出去喝一杯。

这是一个相对轻松的日子，丹尼尔期待着今晚能准时回家，在贝德福他的夏日住所和玛格丽特及孩子们度过整个周末。今天没有什么重大的国际危机需要他在办公室待到很晚。《纽约时报》内部的问题、某些高级编辑之间的个性差异、很快要做出的令人痛苦的人事变化，都是他们在这个周末不能处理的。人事变化涉及的一个人是丹尼尔的朋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在作为一个记者的漫长而杰出的生涯中，在最近作为丹尼尔的四个主编助理的角色中，为《纽约时报》，为丹尼尔在《纽约时报》的地位做出了难以估价的贡献。在最近几年的管理重组过程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作为丹尼尔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发挥了许多必要的尽管是令人不愉快的作用，这必定使他不得人心，的确如此。但索尔兹伯里似乎并不介意。他认为自己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意识不到他招致的怨恨，他正在树立的敌人，不仅是在他的首要靶子——华盛顿分社，而且也在纽约，在丹尼尔的其他一些编辑中间。现在，1966年夏天，新闻编辑部里的传闻是，索尔兹伯里作为主编助理快干到头了，他将被踢到楼上去负责《纽约时报》正在扩大的图书部门。

克利夫顿·丹尼尔不想让索尔兹伯里走，但问题在于丹尼尔有无足够的权力甚至意愿为此做些事情。在这场斗争中索尔兹伯里已经提供了优秀的服务，但现在业主和他的总编辑特纳·卡特利奇显然想不惜任何代价来恢复和谐。也许单是索尔兹伯里在新闻编辑部里出现，就会使人想起那些最好被忘记的事情——丹尼尔不得不等着看看。在这一时刻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像是庇护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现在不在国内，他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在中国的边上转悠，希望进入河内或者北京。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得到进入这两个地方的签证，看起来他在这个夏天晚些时候不会带着他想要的大报道回到办公室了，有的只是由于新闻编辑部里的恶意主张而造成的一个靠边站的生存机会。一个44岁的年轻人A。M。罗森塔尔已经开始接管57岁的索尔兹伯里的许多职责，罗森塔尔的办公桌已经被安排在靠新闻编辑部南墙的位置，这是主编助理们坐的地方。罗森塔尔显然在填补索尔兹伯里的空缺。新闻编辑部里没有人低估罗森塔尔坐的地方的意义。一个人在《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里坐在哪里，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是在最高或最低层次上的一种形式上的事情。没有任何特殊地位的年轻记者一般被指定靠新闻编辑部的后面坐，挨着体育部。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有人去世，年轻记者成熟起来而不再是年轻人，他便向前面搬得离新闻编辑部更近一些。但他决不能按自己的想法随意搬动。高级编辑们也必须尊重这个体制。20年前的一天，主编埃德温·詹姆斯生病不在，一位主编助理布鲁斯·雷犯了坐到埃德温·詹姆斯的桌子上的错误。詹姆斯得知此事，非常恼怒。布鲁斯·雷虽然曾被视为詹姆斯的可能的接班人，此后却不再有任何进展了。

但罗森塔尔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年轻人。他曾在印度、波兰和日本当记者，有过辉煌的经历。自1963年担任《纽约时报》的编辑以来，罗森塔尔曾激励了非常多但多少无精打采的一群人同华盛顿赖斯顿的人和传统上高人一等的驻外人员进行了值得赞许的竞争。现在罗森塔尔显然是四个主编助理职位的候选人。这些职位，除了索尔兹伯里是个例外，都是由一些曾在《纽约时报》工作三四十年的或者从文字编辑的行列里提拔进来的人担任的。这些人身体仍然健康并且思想敏锐，他们无疑会因为他们责任的减少而不高兴——但如果罗森塔尔获得了作为高级管理者的经验，这些老人中的一个就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是机构常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旧秩序的改变。如果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不走，那么其他三个编辑中的一个就要走。其中一个是近来给克利夫顿·丹尼尔带来许多麻烦的人——牛栏的编辑西奥多·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一个60岁出头的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是一个敏捷尖刻、好说教的编辑。他吸烟一根接一根，最近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但外表上看他似乎很平静而且泰然。他有中等个头略瘦的体形，白皙的肤色和稀疏的黑发，有一个警觉的瘦削友好的面孔，一双柔和的棕色眼睛，像《纽约时报》的任何人一样是容易接近的。西奥多·伯恩斯坦一下子变得老了，而且变教条了。他曾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专业杰出的教授，1925年毕业后进入《纽约时报》当了文字编辑。自那时以来他写过几本成功的关于新闻的书籍，并且规范地使用英语。1939年尽管他才35岁，却负责了《纽约时报》的战争稿件，写了许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文章。夜里，他经常在报纸上印刷机印刷之前亲自仔细审阅头版的金属纸型。伯恩斯坦后来为该报编辑了丘吉尔的回忆录，以及科德尔·赫尔[注：科德尔·赫尔（CordellHull，1871—1955），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国务卿。1945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促进西半球的和平与谅解，达成贸易协定以及促进联合国的诞生所作的努力。]和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注：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BedellSmith，1895—1961），美国陆军退役四星上将、政治家、外交官、中情局局长。]的回忆录。当特纳·卡特利奇在20世纪50年代想办一个写得更好、编得更好的《纽约时报》时，伯恩斯坦被确立为标准的实施者——他成了《纽约时报》的语法家，或如《遭遇》（Encounter）杂志后来对他的描述，成了它的“总督”。

伯恩斯坦紧凑封闭的办公室在新闻编辑部的东南角，他的门外设立着在新闻和语法上与他的大部分意见一致的下属编辑。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还出版了一份叫作《胜利者与罪恶者》（Winners&Sinners）的小期刊，分发给《纽约时报》在纽约和世界各地的人。这个期刊列举最近在《纽约时报》出现的工作正反面例子，还引用伯恩斯坦的语法规则和评论。这些是整个新闻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要记住的，伯恩斯坦责成他们遵守他的原则。因此，为了办出一个更可读的和合语法的报纸，在20世纪50年代，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导师、高级编辑的头子一起获得了新的动力。当然，这一立场使得伯恩斯坦在那些有自己见解的记者那里成了一个恶棍。他们指责说，严格遵守伯恩斯坦规则写作的编辑人员，只能是那些受雇诽谤别人的文人，他们从报道中删除了原稿中最可取的句子和精华。特纳·卡特利奇当时没有再添一把火。如果伯恩斯坦的人走得太远，他们总能受到遏制。战后更快的生活节奏、电视的出现、新闻生产加大的成本，要求《纽约时报》成为一个能更快阅读的、编辑更紧凑的报纸。卡特利奇认识到，有人会操心对代词的正确使用，所以卡特利奇把它留给了最擅长的伯恩斯坦，而他真正关心的是办公室内部的政治，这是他最擅长的。

在卡特利奇1955年把丹尼尔从莫斯科带回到纽约并开始把他打造成下一位主编后，伯恩斯坦作为主编助理的权力就开始减少了。尽管伯恩斯坦知道他决不会是卡特利奇职位的候选人，作为卡特利奇的同代人，还别提他是一个犹太人，但他非常气愤卡特利奇把这个年轻的南方门生提拔到这样一个高度，甚至在卡特利奇还是主编的时候，丹尼尔就在管理权势等级上高出了伯恩斯坦一头。伯恩斯坦和丹尼尔看事情的方式大不相同，他们的风格也是不一样。伯恩斯坦是一个非常势利的人，明显不拘礼节，而丹尼尔却讲究礼节。当丹尼尔1964年被任命接卡特利奇的班时，他重新装饰了卡特利奇的老办公室，铺上一个新牌子的蓝黑色花呢小地毯，伯恩斯坦却请求把被丢弃的卡特利奇的破旧地毯撕下一大块铺在他的地板上。丹尼尔坐在他传统的英格兰办公室防皱的椅子里，伯恩斯坦却只穿着衬衫把袖子卷到肘部穿过新闻编辑部走进他的办公室，坐在快散架的桌子旁的一张老木椅上。在这张桌子上，他以无懈可击的语法在他能找到的最廉价的备忘录纸上写作。在丹尼尔担任主编的头两年，他承认只有一次他生气地提高了自己的声音，大概是和汤姆·威克谈话的那一次。但新闻编辑部的其他人都断定听到过丹尼尔关在房子里和伯恩斯坦争吵，至少不下六次，一般都是因为伯恩斯坦散布对丹尼尔得意的方案——最有可能是女性版——的无礼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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