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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汝明等部北上，加强彰德防线。当战况紧急时，徐飞狐急电李宗仁派兵到河南接防。于是，将驻豫中的韩复榘部火速调往前线。

冯玉祥为实现“声西击东”的计划，令部队白天浩浩荡荡北进，故意使奉方侦察飞机侦探看到，而夜间却再令部队稍稍南撤。奉方上了当，以为南方北伐军主攻兵力集结于西线，于是，只以张宗昌、孙传芳残部御东线，而将奉军主力集结西线，集中兵力猛攻彰德，施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冯军据壕死守，沉着应战。韩复榘部有师长三人受伤，旅长二人受伤。韩本人也受伤。

东线直鲁军和孙传劳军败退，影响到西线战局。冯玉祥军由彰德方面全线反对。十二月一日夜，奉军因东线济南失守，惟恐被截后路，才全线退却。冯玉祥当夜下令，全线追击，三日攻克顺德，五日进占大名，各路奋勇追击，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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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东北王”

“东北王”张作霖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生于奉天海城县西八十里的小洼村（今属大洼县）。张作霖自小家境赤贫，14岁时，其父张有财因结仇于人，被赌徒打死。家中更无生计，便随母投奔镇安县（今黑山）二道沟外祖父家就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作霖入清军宋庆标下马队当兵。他伶俐机警，精于骑射，深得赏识，被升为骑兵哨长。次年战争告停，宋庆部移防关内，张作霖也就解甲返乡。

1897年离家北走，经冯麟阁介绍，在广宁（今北镇）境内投入董大虎伙帮，步入“胡匪”行列。1901年之后脱离董帮还乡，在小黑山赵家庙组织“保险队”，为有钱人作保镖。是年除夕，广宁中安堡镇驻地被沙俄支持的金寿山匪帮偷袭抢占，张作霖逃到八角台（今台安县城）与张景惠合伙。张景惠自感能力不足，便把八角台“团练长”让于张作霖。张作霖接任后，又网罗了周围汤玉麟、张作相等伙帮，逐渐形成了一支横行辽西的最强悍的武装力量。

1902年9月，张作霖在地方绅商张紫云等人的作保下，接受了清政府的招抚，被委任为清军游击马队管带，率部进驻新民府。这样，张作霖结束了多年的土匪生涯，堂而皇之地当上了清军军官。1907年6月，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指使下，张作霖于新民骗杀了自己的“绿林”同道辽西巨匪林立三，深得赏识，被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

辛亥革命暴发之际，张作霖已在东北崭露头角。武昌起义的枪声震荡全国，各省纷纷独立，东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士也积极准备响应。但经张作霖的武装镇压，奉省革命终被绞杀于萌芽中。张作霖也因镇压革命“有功”，被清廷委任为“关外练兵大臣”并赏戴花翎。不久，清政府覆灭已定，不足为倚靠，张作霖便一转身去帮助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之后，便命张作霖所部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也一跃成为民国陆军师长，驻防奉天省城。在奉省张作霖竭力排挤都督张锡銮，张锡銮不得已以“老病之身不胜重任”向北京政府提出辞呈。不久，袁世凯将张锡銮调离，遣亲信段芝贵继任奉省都督。

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国民的一致声讨，殃及段芝贵。于是张作霖提出“奉天人治奉天”的口号，决计把“帝制祸首”从奉省赶走。袁世凯苦于处境难撑，无暇与张作霖争胜，为拉拢计，不得不于1916年6月间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至此，张作霖终于得秉省政，成为奉省最高统治者。之后地方官制改革，张作霖于1916年6月7日改称奉天督军兼奉天省长。

1917年初，因对德绝交与参战问题，在北京政府内发生了“府院之争”，张作霖宣告奉天独立，向黎元洪施加压力，并在此期间乘机扩大实力，新编了第二十九师，任吴俊升为师长。在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进京复辟帝制时，张作霖先骑墙观望。当他发现复辟帝制注定要失败时，再也不顾与张勋的极密过从，与段祺瑞一起反对复辟，又乘机夺取冯德麟的第二十八师兵权。这样，张作霖拥三师之众，奉省全境便成张作霖的一统天下了。

同年7月，黑龙江省发生驱督内乱。陆军师长兼军务帮办许兰州，自恃兵权，先后将三任督军赶走，自称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旅长巴英额等因与许兰州分赃不均，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张作霖一看有机可乘，先派孙烈臣到黑龙江省活动，并于8月间派兵护送儿女亲家鲍贵卿往任黑龙江省督军，夺取了黑龙江省大权，纳黑龙江于奉系之势力领域。

本来，张作霖在取了黑龙江省之后，便欲因势解决吉林。那时他完全可以抓住吉林省督军孟恩远参与张勋复辟的把柄，策动在北京的吉林省议员控告并罢免孟恩远。当他明白倘把孟恩远赶走，段祺瑞必将派出自己的亲信田中玉督吉，这对自己非常不利时，故转而采取保存孟恩远吉林督军职位的策略。直到1919年6月，张作霖见时局对自己有利，才建议北京政府撤换孟恩远。北京政府根据张作霖的意见，便下令免去孟恩远的职务，调鲍贵卿转任吉林督军，并任命孙烈臣为黑龙江省督军。孟恩远得革职令，莫名其妙，目瞪口呆，欲图举兵反抗，见张作霖大兵压境，不得已开城投降，交出督印。至此，张作霖完全统一了东北，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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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本章主要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张作霖与日本的恩怨以及日本对中国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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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4年，张作霖曾在“愿为日军效命”的誓约上按了手印。当时日俄战争在我东三省展开，清政府采取“中立”态度。因迫于清廷的这种政策，张作霖也不敢违拒，只得在表面上采取旁观者的态度。但在私下里，他却抱定主意：欲乘日俄会战之机，弄些好枪壮马，壮大自己的武装，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在日俄两方双管齐下。起初，他见俄军强大，便暗中为俄军效劳。随着形势的转变，日军明显地居于优势，他又暗中倒向了日本一方。不论他为哪一方效力，都是想从中为自己捞到一点好处。

当时，日本陆军满州军司令部翻译黑泽兼次郎在新民府进行间谍活动，曾经在张作霖家里住过。张作霖当时虽为日军效力，却对黑泽等人的“特别任务班”（日本间谍组织）人员没有好感，所以日本军人便想伺机除掉他。日军总司令部参谋福岛安正获悉这个消息，立予制止，说道：“现在张作霖正在为我军效犬马之劳，要留着他加以利用！”并派黑泽赠张作霖一千元银元，使他专为日军效劳。

日俄战后，日本宪兵怀疑张作霖曾为俄军充当过间谍，予以逮捕，并呈请中佐井户川判处死刑。井户川见张作霖所部骑兵颇多精锐，可资利用，便向参谋次长儿玉请示，又使福岛安正和田中义一（亦为参谋部参谋）从中斡旋。最后，井户川命张作霖在“愿为日军效命”的誓约上签字，按了手印，便释放了。这样，张作霖又一次从日本人手中逃得了活命。

1912年，张作霖捞上了民国二十七师师长。他当然不以此为满足，暗自可心的乃是独霸奉天，统治东三省。张作霖心中明白：日本在东北地区，有极大的势力，自己要想独占关外，首先还得和日本套上关系，增加自己的威慑力。所以，这一年初，他亲自拜访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他对落合说：“我深知日本在满州有许多特权，而且和满州有特殊的关系，日本如果对我有什么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12月，日本关东都督福岛中将途经奉天，张作霖又亲往拜访，向福岛表示“宁愿按日本指示行动”。但当时奉天将军为张锡銮，有关东北问题，日本仍与袁世凯和张锡銮进行交涉。对张作霖的亲热表示，只作心中有数，而未有明确表示。

张作霖倒不愧为一大怪杰，经他一路砍杀，终于把关外三省全部抓在自己的手中，掌握了东三省的实权。这样不得不使日本对张作霖刮目相看了。日本当局深知，今后与张勋打交道的次数会多起来，所以便积极地帮助张作霖打败了对手冯德麟，并支持他强夺了吉林。日本想把张作霖培养成日本在满州权益的维护者，并希望通过张作霖夺取更多的权益。张作霖却也乐得拉上日本作为自己的后盾，去与直皖军阀争胜。

日本在东三省的权益，与英、美、德等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更不相同，日本当局把东北视为“生命线”，并声言这些特殊权益是日本以几乎使国家覆亡的极大代价换来的。所以，日本在击败了俄国之后，霸占了“南满铁路”、旅大租界，又在东北开设银行、企业，遣驻大批军队、警察，把东北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动辄拨弄事端，干预中国内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日本便乘机加强对中国的东北地区的侵略。“二十一条”因袁世凯的归天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终未落实。现在，张作霖掌握了东三省，且屡屡表示亲善，日本当局一下子便把眼睛盯住了他，希望从他手中谋取尚未到手的权益。

1916年10月，力主支持张作霖的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寺内认为：前任大隈重信内阁，采取赤裸裸的侵华手段，蛮横干涉中国内政，制造复辟叛乱，不仅毫无成效，反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所以他决定采取较为隐蔽的手段来侵略中国：对北京政府，以大借款的方式攫取中国权益；对东北，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以推行日本的“大满蒙主义”。

张作霖得知寺内上台，非常高兴。他对自己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地位一点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亦抱欢迎态度。”“现在中国南北冲突，我力欲避开投入政争之漩涡，只想一意与日本相互提携，维持东三省及东蒙的安宁秩序，以动心致力于开发。请阁下把我这些意见转达贵国总理。”日本新内阁内务大臣后藤新平，根据自己在1916年6月至9月对东北的两次政治考察，对张作霖分析到：“张在满州有一种特别的地位，他并无特别官历，也与中央政府无密切因缘。其心中唯有权势利欲，别无何等经纶。且他知道日本在满州有绝大权力，知背日本不利，顺日本有益。如果吾国利用有这种特殊地位和这种思想的张作霖，那么，满蒙之事，日本皆可以横行无阻了。”所以后藤也主张支持张作霖。

日本人却小瞧了这东北王，而东北王正在刷弄着日本人。张作霖是土匪出身，故而他在秉持大权之后，处事外交亦免不了有土匪的风格。他与日本人亲热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藉日本以自重。完全从自己的利欲出发。所以张作霖的对日外交绝无一定之规，也无具体之策，更不愿与外交当局研究对待办法。因此，遇有中日交涉事件，只凭他个人的意见，随时应付应付，如果有利用日本的必要，便不惜任何牺牲，允诺日本的条件。一挨事过境迁，感到对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有损时，便予坚不承认或者借故拖延，不肯履行诺言。他这种作法，日本人大为头痛。领教过几次之后，日本人再也不认为张作霖出身绿林，头脑简单，容易利用了。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国内的形势更加复杂。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皖两系军阀，矛盾重重。皖系首领段祺瑞藉“参战督办”的身份，凭仗手中握有的“边防军”和谋士徐树铮所操纵的“安福国会”，把持着北京政府的实权，扩张其势力。皖系的蛮横擅权，引起了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的强烈反对，而皖系势力的扩张，也引起了张作霖的不满。于是，1920年3月，张作霖借办寿的名义，在沈阳召集直、苏、赣、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举行秘密会议。4月上旬，曹锟在保定假借追悼直军阵亡将士的名义，又一次召集八省代表秘密会议，组成了八省反皖联盟。

皖系亦不示弱，段祺瑞急从库伦召回徐树铮。皖直情势已达剑拔弩张的境地。6月19日，张作霖应总统徐世昌的邀请，打着“调停时局”的招牌，带着两营卫兵，开到北京。表面上，张作霖以“和事佬”姿态，奔走于直皖之间，貌似公允，但实际上却与直系曹锟暗通一气，并亲往保定与直系曹锟会谈。通过张作霖的“调停”，于7月初徐世昌罢免了皖系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等官职。这一切，引起了徐树铮对张作霖的愤恨。

徐树铮早就侦知张作霖与直系在暗中勾结，但却佯装不知。7月7日，徐树铮假借段祺瑞的名义，邀请张作霖到段的依据团河会晤，欲乘机捕杀。但段祺瑞考虑到张作霖过去曾经和他联合，支持他反对直系，不愿对张作霖暗下毒手。这天夜晚，张作霖如约来晤。在会晤席上，张作霖看破了徐树铮的暗杀计划，明白事情不妙，便要段祺瑞亲自送出，急驰而去。徐树铮一看一计不成，又拟令廊坊驻军截击。张作霖得到靳云鹏密报，连夜微服乘货车赴津，脱却此一劫难。到了奉天，张作霖一走下火车，便长舒了一口气，说道：“我又回来了。”颇为自己能再还奉天而庆幸。

张作霖遁回老巢，再不愿带那“和事佬”的面具了。他致电徐世昌和段祺瑞，扬言将以“武力调停”。随即派出七万大军进入榆关，集结于军粮城、北仓一带。7月12日，直皖战争正式爆发，两军激战于涿州、高牌店、玻璃河等地。奉军便在东路掩护直军。结果皖军大败，段祺瑞不得已而自请免除本兼各职。这样，直奉两系便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府。张作霖也藉此把势力伸出关外，扩展到察哈尔、热河和绥远等地，占据着京、津要地。1921年5月30日，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察哈尔、热河和绥远三特区都统。

直皖战后，直奉两派又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而导致了尖锐的冲突。张作霖与吴佩孚各张其强，明争暗斗。英美诸列强积极赞助吴佩孚对抗张作霖。张作霖一方面派员赴日，以寻求日本的支援，一方面又与皖系段祺瑞等人联络，以谋共挫直派。

日本当局自然紧盯着中国时局的变化和张作霖的折腾。当侦知英美诸列强支持直系打击奉系，百般排挤日本在华权益时，日本政府决定采取支持奉系，更加扩张自己势力的方针。1921年5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重砷“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此来确保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内阁在华派设机构，支持张作霖的呼声更是愈喊愈高。

张作霖得到日本政府如此的支持，自然十分得意。12月12日，张作霖再度入北京，逼迫靳云鹏内阁下台，组成了以梁士诒为总理的内阁，打击直系势力，大搞亲日外交。张作霖和梁内阁的作为，引起直系吴佩孚的极大愤恨，连发通电，揭露梁内阁和张作霖勾结日本“卖国媚外”。双方唇枪舌剑，各披其短，骂得不亦乐乎，奉直矛盾升腾到白热化的程度。

1922年4月末，直奉战争终于爆发。张作霖亲到军粮城，自任镇威总司令，在长辛店、固安及马广一带与直军展开激战。战至5月5日，奉军全线崩溃，退出关外。北京政府完全落入直派手中。大总统徐世昌按直系意旨，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并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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