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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抗日战争（1）

我这一生中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向世人证明父亲是积极抗日的，这是父亲一生光明自私的关键。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点，可是在不知不觉中又会说出一些很奇怪的话来。有一次，华视播出访问张学良的实况，说到父亲在西安拒绝与杨虎诚、周恩来见面，后来中共非要见面谈一谈，所以父亲才见他们。关于这件事情，节目的旁白居然说：“于是委员长软化了。”这简直是岂有此理，什么叫做软化，委员长软化了什么呢？我对华视非常不满意。总政战部几十年的教育居然是这种结果，如果不是他们的脑子里有一条细菌在作祟，认为委员长是受不了共产党的威胁之后才答应打日本的，否则怎么会说“软化了”这三个字呢？如果要对日作战，首先就要安内，如果内部不安定，如何能对日作战呢？第二，不能两面作战，所以对苏俄方面要百般忍受，使苏俄对中国友善，不会趁火打劫。以战略来讲，绝对不能同时有两个战略目标，就好像以前普奥战争时，普鲁士军兵临维也纳城下，非但不进城，还后退三十里，只要求奥国承认普鲁士在德语国家中执牛耳，其他战胜国的权利普鲁士都不要，为的是等到普法战争时奥国不要从旁边捣乱，这一点在大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父亲把哥哥送到俄国去，让苏俄相信中国对俄国没有任何敌意，其目的就是为了日后与日本作战时苏俄不要从旁干涉。哥哥自己虽然也想去，但是他能不能去，还是要父亲同意。

事实上，当时只有父亲最了解国际情势对中国的影响，五卅惨案发生时，中央及党都主张去打山东的日军，只有父亲坚持要完成北伐任务，因为日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停止北伐，使中国保持不统一的状态，以便侵略我们。此外，这件事也使父亲一回到南京后就下决心建新军，以日本作为假想敌。可见父亲不是不想打日本，只是在没有准备好之前，不能使国际战争过早爆发。

（一）中日战争之原因

问：日本有一位学者说蒋公决定“打”太快了，如果慢一点的话，或许这场战争不会发生。我写了一篇文章反驳他，其实蒋公已经考虑很久了，否则就是日本人太快动武了。现在看来，蒋公当时并非如中共所说的不想打日本。我想请问的是，究竟蒋公是根据什么来决定打这场仗，我觉得还可以再拖，如果把日军几十万精锐部队拖在东北，让日军去打苏联，对我们不是比较有利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蒋公做这个决定？‘

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参战各国为了限制日本的建军，达成一个五国海军协定，规定海军的比例是英国∶美国∶日本为5∶5∶3，因为日本建军时海军已经接近5的比例，欧美国家对此不能忍受。本来欧美国家要联合日本来对付俄罗斯，俄罗斯虽然在地图上看起来相当大，可是俄罗斯东不能出日本海，西不能出北海，北根本无法越过北极海，南则无力超过大沙漠，完全困居在内陆。假定日本那时要对付俄国，欧美国家倒无异议，可是日本要自成一个气候，不与西方世界合作，西方世界无法忍受。另一方面，五国海军协定的限制本来就有错误，虽然日本是3，美国是5，但是美国的5是分布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如果以美国的传统来说，它的重点是在欧洲方面，大西洋分到都已经嫌少了，在太平洋的分布上最多也只有，相较之下，日本的3就太多了，这种情形决不是美国所能忍受的。站在苏俄的立场，眼看着自己的大门外有这么强的日本，也是不能忍受的。由此可知，美国、俄国都希望能够削弱日本的力量。这段期间刚好是中国建国最快的时候，各项建设突飞猛进，也就是魏德迈将军所说的“黄金十年”。西方国家看到中国如此突飞猛进，也是他们所不愿意忍受的，因此为了达到阻碍中国继续强大及削弱日本力量的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中国跟日本发生战争，才能够符合他们的利益与野心。

（二）十四年抗日战争

1、建军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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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2）

本来我只着眼于基层的事务，并不过问三军全国性的建军备战，后来我开始研究建军备战的事情，因为我们要打的是下一次战争。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般的将领都喜欢打从前的仗，一谈到战史就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总是喜欢把打过的仗再打一次，但是却对下一次战争没有任何想法，连下一个战争的类型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也没有去想这个问题。而我始终在思考下一次战争应该如何进行，如何准备。”父亲的做法和拿破仑一样，我们可以从下列四个例子得到印证。第一，父亲从北伐回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装甲兵，把第一师骑兵团里的搜索连改装为战车连，到民国十八年三月一日在南京举行阅兵大典时，战车队就参加阅兵行列了。第二，父亲在东征时，雇用了民间的舢舨船，载运两个步兵营绕到敌人后方登陆，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再加强正面的压迫，而完成了东征，此举证明父亲早就具备了海军陆战队的思想。第三，后来，父亲将装甲兵改编为十个快速纵队，可惜战区长官不懂得使用装甲兵，把装甲兵拆散来用，无法发挥应有的战力。第四、父亲积极提倡现代通信以及通信的保密与破密。

父亲对下一次战争的方法，不仅早已有构想，而且也有具体行动。在每一次战役之后，不论成功失败，他都会在干部会议中检讨；每一次有新作为之前，他就会对干部进行精神训练与思想训练，而且将文武干部聚集起来，给予具体的指导。虽然他不能把行动构想说出来，但是在他的构想之中，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各方面应该如何进行，他已经有具体的指示了。父亲也确实做到在新观念、新需求、新作为上有具体的行动。他向来就有骑兵观念，使我们很早就走上了以机动为主的路线，不论在战斗上、战术上或是战略上。他到三军大学演讲时，也时常向将领灌输此观念，提示我们注意机动与火力的运用。战术就是运动与火力的结合，在基层就是运动与射击，而最重要的不是为了争地盘、守土，而是要捕捉敌人而消减之。

到台湾后，父亲曾告诉我一件关于当年建军备战的事情。他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就同德国方面秘密地签订了一个协定，用我们的矿产、农作物，包含棉花、桐油、钨矿、锑矿，换取德国制造的武器，也就是最新的武器。”父亲的构想是在民国二十八年以前，完成以德国最新装备助我编训八十个师的目标。他先命桂永清将军编成一个教导总队，下面成立两个师。由德国派遣顾问，从军校第八期开始，一面训练干部，一面编练部队。预备从两个教导师，扩编为四个师。同时完成建立各兵科学校以及各勤务学校，直到陆军大学。再由四个师逐渐完成四十个师，然后扩增为八十个师，以及必要之海、空军与各级各种直属之战斗支援与勤务支援部队。

要建立新军，必须要有新的干部，所以必须先成立一个健全的干部教育体制。父亲邀请许多德国顾问到中国来，成立了许多军官学校、各兵科学校，以及最高阶层的陆军大学，其目的在先训练干部，有了干部以后再训练部队。所以有一批顾问是在部队里面，有一批顾问是在学校里面。父亲原先聘请的总教官是赫赫有名的坦能堡会战名将鲁敦道夫，但是因为他在德国太有名望了，德国政府不许可他来，于是就换了另外一位也是很有名的塞克特，后来又因为希特勒有事情把他叫回德国，于是又换了一位在德国亦有名望的法根豪森，我们称他为鹰屋将军。从军事顾问之完整，可以看出父亲建军的决心及整体感，所有各兵科学校都是完整的，不论是战斗兵科、支援兵科（包含战斗支援及勤务支援），甚至连军需学校、辎重学校都有。炮兵、通信兵、工兵都属于战斗支援，而工兵、通信兵不仅是战斗支援，同时也是勤务支援，工兵有野战工兵、建筑工兵、铁路工兵、架桥工兵，相当完整。那时候德国顾问多得连军乐学校都有，除了大乐队之外，德军的每一个团都有一个笛鼓队，平时除了吹奏乐器之外，也要受卫勤训练，以便在作战时担任救护的工作，我们也接受了这种整体的体制。到现在为止，所使用的军乐大部分都是当时德国顾问在军乐学校教练的，也是在德国很有名的一位作曲家所谱的曲，例如从戎乐、行军乐、阅兵进行曲等。不过，我们的国民教育素质不高，整个的民间工业也不够，所以建军非常辛苦。

抗日战争（3）

刚开始的两个师及四个师都编入教导总队，总队长为桂永清，到了四个师变成四十个师时，部队就普遍编入了国军。父亲始终保持部队要具备机动与火力的观念，他的建军思想也是朝着这条路线走，但是因为国力不继，所以一直无法全面发展。后来好不容易争取来德方的设备，可是，美国却从中作梗，在我们编成四十个师时横加拦阻，杯葛德国的装备，使我们的建军计划迟缓，甚至于停顿。因为有这个前车之鉴，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只要一听到国防预算受到杯葛，就感到非常痛心。

当时父亲决心训练八十个师（按：根据档案是六十个师），并决定在民国二十九年主动反攻东北，收复东北失土，并提出归还台湾的要求。接下来就是要收复中国的北疆，也就是在满清政府手里丢掉的那些土地，面积相当于三十三个台湾。这些事情也说明父亲很早就有收复国土的全面性计划，不论是对日、对俄，都有一个长远的整体建军备战的看法，但是在国力尚未培养起来之前不能轻举妄动，只能百般忍耐，渡过难关，不能演变成国际战争，给予日本侵略中国的机会。

民国十七年北伐军路经山东济南，当年五月三日济南发生惨案，日本人不但杀老百姓，还杀害我国的外交官。老百姓一波又一波地向革命军请求救援，后方政府和军方最高当局、政方最高当局及党方最高当局都决定要北伐军救济南老百姓，因为北伐军有四句口号“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既然是爱国家、爱百姓，如今就在自己的面前，为什么不去救百姓呢？唯独只有父亲说：“日本人从山东半岛登陆，其目的就是为了要阻止我们的北伐大业，进而阻止中国统一，如果我们现在去救济南的老百姓，而与日本的军队发生冲突，甚至演变成国际战争，就是掉入日本的陷阱中。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完成北伐，以免功亏一篑，日本的问题则循外交途径解决。”那时候他已经决心要对付日本，他也体会到日本早晚会大举侵略中国，所以便以日本为假想敌，积极建军备战。

2、建设大后方

江西剿共一共五次，记载上说前四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并归功于父亲亲自指导。第五次江西剿共是发展所谓碉堡政策，部队打下一个地方以后，立刻做成碉堡，并且把碉堡交给地方政府，部队继续作战，农民住在碉堡里面，晚上睡觉，白天耕地；同时政府成立五省农民银行，让农民贷款买农具，以复兴农村来巩固地方，以地方自卫来接替野战部队的收获。记载上显示此种做法是成功的。但是既然第五次围剿是成功的，又怎么会被毛泽东领着大军突围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所以我就扣了父亲几分，甚至于我认为这是个失败，国军保卫不成，反而造成中共所谓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到了台湾后，我碰到一位已退休的空军大队长，他告诉我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直百思不解的：当年他当飞行员时，奉命勘查江西突围时部队所走的路线，但是他发现国军并不是去追击（尾追或超越追击）。国军再怎么穷，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装载一部分部队，那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都能够先追到前面将中###队堵住再加以围剿，中共的退兵也不致于能打得过国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南北边各有一支部队，中共走多远，我们的军队就走多远，也没有超越他们，这哪里是追击，简直是护航。他很灰心地讲了以上这些话之后，反而恍然大悟。我跟他说：“你真是给我上了一课，我们确实是压迫他们进入四川，经过广西、贵州、云南，绕了一大圈，再折回来到四川。”

所以，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这一点从前大家都没有体会到。我常说当时不体会可以原谅，后人不体会则不能原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体情况，假如不从整体来看，也没有办法体会我们为何放水。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懂得战略，懂得战略的人更能体会历史，不看历史的人永远不会懂得战略，因为战略是全程的。

抗日战争（4）

以当时的状况而言，我们能够做到这件事，实在是不容易。至于功与过，当时当地的作战是一回事，而整体的战略指导又是一回事。父亲亲自赶到云贵川，是因为当地军阀主动地反映共产党部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父亲到达后对他们非常的恭敬与尊重，并对刘湘、龙云等军阀说：“国军马上就到，而且我们不想在你们这里打，因为不论胜负，对地方来说总是骚扰，我们要逼他们到陕西后就范。”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而且父亲还告诉他们一句话：“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荣。”这些话都是军阀听得进去的。后来父亲在西康盖了一百幢房子，预备在云贵川受到战斗波及时，以西康作为大后方，这就是抗战到底的决心。

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但是作战部队真是艰苦万分，而且在松潘当地要与大自然作战，真是非常辛苦。眼看国军克服万难，包围延安，到了最后决战时却发生了西安事变。

对于西北的马家部队，我们也是以友善诚恳的态度，跟他们打成一片。父亲派哥哥跟我一起去看马步青（马麟之子）；我们也到青海看马步芳（马麒之子）。我跟哥哥一起去看马步芳（青海省主席）时，他的儿子马继援已经当中将军长了，我那时是上尉，马继援不肯出来见我们，马步芳说：“你是个军长就要像个军长的样子，你已经是中将了，你还怕什么？”马继援说：“人家年纪比我大，还只是个上尉，我因为是你的儿子，你给我当军长我才能当军长。”那年他好像才二十五岁。后来马步芳叫他出来，他还是出来了，我们后来也成为朋友。我就跟他讲：“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帮你。”马继援也很谦虚，他说：“你需要我时，我愿意随时给你当参谋，我愿意到你这里来服务。”我们相处得不错，到台湾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络。

河西走廊有哈萨克人作乱时，哥哥和我带了二十多辆的卡车列队，为他们送衣料、布匹、生活用品，还用一半的车子装满了一缸一缸的酒去慰劳他们。我们经过兰州时，甘肃省党主席（战区司令长官）朱少良要我们带两个营一起去，哥哥说我们是去招安，带两个营不但无济于事，万一出了事打起来更是没有必要，所以就只有我们兄弟两人前往河西走廊，连一个兵都没带。不过朱少良还是命令军队在远远的几十公里以外，看到我们前进了，就慢慢跟上一点，以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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