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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路德维克 2（第1页）

我和埃莱娜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毫无疑问，自我们首次约会起，埃莱娜也一定有她的某种打算，但不会超出女人的朦胧希求：保持自己的本态，诗的感情，所以并不忙于事先安排好事件发展的进程。相反，在我这方面，从一开始就像一位作家或导演，处心积虑地安排我要经历的这番际遇，我十分当心不让自己随心所欲，并对自己所用的言词和埃莱娜单独相处的房间都仔细考虑过。我担心哪怕有一丁点儿不周都可能使我把送上门的机会错过。我对这个机会寄予极大的希望，这倒并不是因为埃莱娜特别的年轻，讨人喜欢或漂亮，而只是出于一个、也是惟一的原因，即她姓的是那个姓；她丈夫是我痛恨的人。

我在研究所里时有人通知我，有一个姓泽马内克的女同志从电台来见我，有个任务落在我的身上：关于我们所进行的研究，由我来给她提供材料。我当时，说真的，马上就想起我的老同学，不过在我看来无非是巧遇同姓罢了，如果说我很不愿意接待这位同志的话，那是别有原因的。

我不喜欢记者。他们往往很肤浅，又废话连篇，而且百无禁忌，加之埃莱娜代表的不是报纸而是广播电台，这只能使我更加兴趣索然。因为我认为：报纸本身有个变通，而且还相当严重：它们是不出声的，它们虽无用却倒也安安静静，不能强制人看，还可能被塞进垃圾桶里去。广播虽同样无用，但并不具有这一变通；它追随我们到咖啡馆、餐厅，甚至有些人已经到了若是耳朵里缺少这种源源不绝的精神营养就不能活下去的地步，所以我们到这些人家串门时也得听着。

在埃莱娜身上，连她说话的腔调都让我讨厌。明摆着，在到我们研究所之前，她对我们研究所和我们的研究是什么想法早就定局了，所以只需要从我这里弄几个例子往里填充填充（符合那些老套路）就行。我想方设法给她的任务添点麻烦，用些深奥的字眼让人根本不懂，而且，故意把她原先想好的评述弄得站不住脚。尽管如此，她对我的一番说法似乎仍然快要摸到头脑了。面对这样的危险我赶快转而跟她闲扯些私房话来。我说她的红头发跟她十分般配（纯系口是心非），我问她在广播电台的工作怎么样，她爱读些什么书。我一面和她交谈一面悄悄地分析，我渐渐可以断定，这不一定仅仅是碰巧同姓而已。这个能言善辩、到处钻营、鸿运高照的女记者似乎和我所认识的那个家伙如出一辙，他也那么能言善辩、到处钻营、鸿运高照。于是我装出漫不经心的口气问及她的丈夫。问得很准，三言两语我就肯定了：是巴维尔·泽马内克。应该说当时我还根本没想到后来竟会跟她如此交往。恰恰相反，当我发现她是谁以后，她进门时就使我产生的反感顿时增长。我马上寻找一个借口来中断和这个不速之客的谈话，把她打发给一个同事，甚至我马上就为自己能够把这个脸上笑容不断的女人推出门去而洋洋得意，但当我发现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遗憾极了。

就在我对她厌恶之极的那一刻，埃莱娜却对我刚才向她提问或陈述己见时所用的推心置腹的口吻（我纯出于别有用心，但不露声色）做出了相应的回报，她的几个动作都十分切合女性的特点，从而使我的怨艾又有了转机：在埃莱娜那职业腔调的外表下，我发现了她女人的一面，一个善用女人之长的女人。起初我曾窃窃冷笑，断定泽马内克配上这么一个内助真是活该，定是够他受的；不过我几乎马上又纠正自己的看法：这样居高临下的结论未免下得过于主观，甚至是太自作聪明了。毋庸置疑，这个女人原是漂亮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巴维尔·泽马内克如今已不想利用她那女性的一面。为了掩饰我此时所想，我故意不断说些俏皮话。不知怎么的，我很想从这个坐在我面前的女记者身上去探究她到底有多少女人味。这个念头使我与她的交谈继续下去。

女性能起一种调和作用，甚至能给憎恶也平添几分亲切的意味，例如引起好奇、对其身体的兴趣，产生进入私交的欲望等。我转而渐渐亢奋起来，想象泽马内克，埃莱娜，以及他们的生活圈子（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渐渐地我的恼恨得到了某种抚慰，我体验到一种特殊的快意（一种故意的恨，恨得几乎温柔起来），怪埃莱娜的长相，怪她的头发是红的，怪她的眼睛是蓝的，怪她的睫毛、她的圆脸、性感的鼻子、中间有道细缝的门牙、成熟而又丰腴的体态。我像别人端详自己所恋的女人一样来看她，观察她的每一个细小之处，似乎想把她整个儿深深地印刻在自己的心中，为了遮掩自己对她含着恨意的注目，我越来越挑轻松的话说，一个比一个动听的字眼使埃莱娜更富女性特色。我禁不住想道：她的双唇、乳房、眼睛、头发本属于泽马内克，而现在却被掌握在我的心目中，我摩挲着它们，玩味着，盘算是否有可能把她捏在我的手心，把她挤到一堵墙脚下。接着，我又重新忖度一番，先把自己放在泽马内克的地位上，转而再在我自己的地位上来分析这一切。

我心中一动，闪过一个念头，一个难以付诸实践、柏拉图式的念头：我或许可以把这个女人从打情骂俏的天地引到床上。但这个主意一闪而过旋即逝灭。这时埃莱娜声称感谢我的指导，不能再多耽误我的时间。我们相互道别。我很高兴她走了。那种古怪的亢奋冷却下来。对这个女人，我心里又只剩下先前的那种反感，而且生自己的气，刚才竟对她表示关怀备至、情真意切（尽管是假的）。

要是几天后埃莱娜没有来电话约我见面，事情本来也算告一段落了。可能她真的觉得需要把将播出的文章给我过目，但我当时立即有印象认为这只是借口。她说话的口气让我一下子想起上次谈话里那轻松亲切的一面，反倒不提工作上的正事。我毫不犹豫，也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话，而且决心沿用不变。我俩在咖啡馆碰了头。我故意挑毛病，摆出一副对埃莱娜的文章不感兴趣的样子，而且毫无顾忌地数落她那些记者用的套话。我的态度使她无言以对。但就在这时，我发现自己已经开始有了左右她的力量。我向她主动提出要离开布拉格去玩玩。她提醒我说她是有家的人不能答应。再没有比找这种理由来推托更使我高兴的了。我对这种谢绝方式玩味不已，觉得大有深意，我很开心，便再次提出邀请，并以此打趣。最后她十分高兴，到底接受了，不再说自己有家没家的话。自此以后，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的计划在一步步地实现。出于恨，我想出这个计划有着十五年蕴蓄的怨恨，有一种莫名的把握，肯定它一定能实现，一定成功。

是的，眼下这个计划正在顺利实施。我从接待处附近提起埃莱娜的小箱子，陪她上楼到她的房间里——顺便提一句，这一间跟我的那一间一样差劲。尽管埃莱娜有一种可笑的习惯，总把什么事都形容得比真实情形要好得多；但她这一回也不得不说房间不好。我对她说不必为此不高兴，咱们自会有对付的办法。她朝我投来大有深意的一瞥。接着说她想要稍微梳妆一下，我回答说这很应该，我在楼下大厅里等她。

当她下楼的时候（敞开的风衣下穿着一条黑裙子，橙红色毛衣），我再次暗暗赞赏她的确漂亮。我对她说一起到一家餐厅吃午饭，这家虽然很平庸，但已经是此地最好的了。她对我说，既然这里是我的家乡，她就悉听我的安排，保证言听计从（她显然选择了多少带有双关意义的字眼，这一理解很可笑，但很让人开心）。我俩按我上午的路线走，也就是我为找一顿像样的早餐而来回跑的冤枉路。埃莱娜又说她非常高兴来到我出生的城市。但是虽说她真的是第一次来，但她却并不东看西看，也不关心那是什么地方，什么单位，一点不像一个初到某地的客人。我暗暗纳闷：这种无所谓的态度究竟是出于麻木不仁，已经没有了常人有的好奇心呢，还是因为她心里只装着我，别的什么都不想了呢，我巴不得她属于第二种假设才好。

我们从巴罗克纪念建筑旁经过，圣徒顶着一团云彩，云彩上是天使，天使上又是一团云彩，然后又是一个天使。蓝天比上午更加湛蓝；埃莱娜脱掉风衣，搭在胳膊上说天真热，这股热气使干燥的尘土更不堪忍受；广场中心，雕塑矗立着像座小山，仿佛是一角陨落的穹宇再也回不到天上似的。我心想，我俩也是偶然抛落到这个行人出奇稀少的广场，它的小公园、餐馆，都是无可挽回地抛落到这儿来的；我们的思想、言谈，纵然向上攀登升腾，也是枉然，我们的行为却是低下的，和这块土地本身一样。

当时确实这样，这种鄙俗感向我猛烈地袭来；我为之震惊；我更诧异的是，我竟然会乐于接受甚至是带着一种欢欣鼓舞和轻松宽慰的心情容忍这种鄙俗。随后我相信，走在我身边的，其用意虽比我略高，但任我把她引向下午那几个暧昧的小时，我也就越发高兴起来。

餐馆早已开门，但大厅还是空的：十二点还差一刻呢。桌子已摆好；对着每张椅子，上汤用的盘子用一块餐巾纸盖着，上面堆放着勺子、刀叉。还没有来人。我们坐在一张桌子边上，拿起餐巾纸和刀叉，把它们分放在每个盘子的左右，等着。几分钟后，一个服务员出现在厨房那边的门口，懒洋洋的目光朝大厅慢慢看了一会儿，就要走开。

我叫他：“服务员！”

他转过脚跟，朝我们的桌子挪了几步。“你们要什么？”他问，离我们有五六米远。“想吃饭，”我坦白地说道。他答道：“得到十二点！”于是他又来个一百八十度，朝他的避风港走去。“服务员！”我又叫。他回过身来。“对不起，因为太远我没法不大声，你们有伏特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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