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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路德维克 14(第1页)

那天夜里再没有发生任何枝节(班长睡得正沉),我回到床上,然而无法合眼,所以当本星期值日的士官那破锣嗓子(粗声吼道:“里面的,起身了!”)终于结束了我倒霉的一夜时,我很高兴。我套上鞋,跑进盥洗间,用凉水把自己浇了个透。回来的时候,我看见整整一个班的伙伴都还没有穿好衣服,不出声地围在阿莱克塞的床周围大乐。我明白了:阿莱克塞(盖着被子俯卧着,把脑袋埋在枕头里)还睡得像段木头似的呢。这情景马上让我记起弗朗塔·佩特拉塞克来,有一天早上,他生排长的气,故意装睡不醒,结果来了三个级别一个比一个高的上司来摇他也没有能把他弄起来;实在没有法子了,不得不把他连床一起架到院子里,直等到有人要把灭火机拿来对准他,他才懒洋洋地揉着眼睛起来。可是阿莱克塞决不会有这种反叛性的念头,所以他睡不醒肯定不是别的,而是因为身体虚弱才引起的。一个下士(我们宿舍的头儿)从房间过道里走来,手里端着一大锅水,后面还跟着我们的好几个人,显然是他们出了这个馊点子,虽然不新鲜,但对任何时代下级军官的脑子来说,正好够有意思的。

这些人和带衔的士官(平时谁都讨厌他)竟然串通一气,这把我惹火了,看到他们为了一起报复阿莱克塞居然将旧有的怨恨一笔勾销,这太过分了。显然,因为昨天指挥官把阿莱克塞说成是个告密的家伙,大家全都认为跟他们的怀疑合了拍,所以对阿莱克塞产生强烈的反感,这就使大家赞同起士官和他的残暴做法来。我气得一下子脑门热辣辣的,对身边所有的人都不满,不满这么随便地轻信对一个人的指控,不满他们随时拿出的恶毒手段——于是我抢到了下士和他的帮凶前面。我紧挨着床边,大声叫道:“起来,阿莱克塞,别装傻!”

马上,我身后有人拧转我的手腕,一下子逼得我跪倒在地。我回过头一看认出是彼得·佩克尼。“好啊,布尔什维克,你想搅和这场好戏?”他朝我吹了个口哨。我一挣扎解脱出来,给了他一个耳光。我们眼看要打起来,旁边的人怕惊醒阿莱克塞,赶紧把我们扯开。而且,那下士还端锅等着呢。他站在阿莱克塞床头,吼道:“起来!”同时把锅里足足十公升的水全泼了上去。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阿莱克塞还是跟先前一样躺着。那中士高兴了几秒钟,叫道:“士兵!起来!”然而这士兵就是一动不动。中士弯下腰,摇晃他(被子,床,还有床单全是湿的,水滴滴答答向地上流)。他总算把阿莱克塞的身体翻了过来,阿莱克塞的面容袒露在我们面前:深深凹陷着,惨白,没有一点动静。

中士大叫一声:“快让医生来!”没人挪步,人人都望着裹在湿淋淋的睡衣里的阿莱克塞,中士又叫:“快让医生来!”他指定一个士兵,那士兵马上去了。

(阿莱克塞僵卧着,显得更瘦小,更像个受气包似的,而且更显年轻,和一个孩子差不多,只不过他双唇紧闭,孩子的嘴是不会这样闭着的,他身下淌着水滴。有人说:“还下着雨呢……”)

医生赶来,抓起阿莱克塞的手腕,说:“唔……”然后他掀起水淋淋的被子,于是我们看见了他趴着的整个儿(短短的)身躯,一条浸透着水的白色长睡裤,一双光脚板。医生在他周围搜检着,在床头柜上有两个小药瓶;他细细审视了一会(两个药瓶都是空的)说:“解决两个人也完全够了。”然后从离他最近的那张床上揭下床单,把它盖在阿莱克塞身上。

这件事把我们拖晚了。我们不得不跑步去吃早餐,三刻钟之后又下矿井。后来收工了,又是训练,政治教育,规定的唱歌,扫除,又到了就寝时间。我想起斯塔纳不在了,我最好的朋友洪萨不在了(我再没有见过他,我只从别人那里听说,他服完役以后偷渡到奥地利去了);现在阿莱克塞又不在了,他已经结束了他那荒唐的角色,那么盲目又那么勇敢地承担着的角色;如果说,他突然间扮演不下去了,他不懂得如何才能继续留在革命队伍里,不能再戴他的那副狗的面具,如果说他丧失了力量,这都不能归咎于他。他不是我的伙伴,从他那狂热的信仰角度讲,他与我格格不入,然而,从他那命运的角度看,他又是大伙儿中间和我最为接近的人。我仿佛觉得,他的死隐含着对我的谴责,好像他想对我说,从一个人被赶出党的怀抱的那一时刻起,这个人就没有必要再活着了。我自己原来不喜欢他,我猛地为此而深感内疚,因为现在他已经死了,无可挽回地死了,而我却一直没能为他做点什么,可我还是这儿惟一可以为他做点什么的人。

现在站在今天来看问题,可以说那一次我失去的不仅是阿莱克塞和救一个人的惟一机会,而且我还丧失了跟黑兄弟们抱成一团的热烈心情,而且由此,也丧失了使我对别人产生信任的最后一丝可能性。我开始怀疑这种团结一致的价值,因为仅仅是各种因素的压力和自卫的本能使我们抱成一团。我渐渐觉得,我们黑类分子的集体照样可以断送一个人(使他流亡或走向死亡),和从前在会场上举手的那个集体,或许也和任何一个集体都没有什么区别。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一片荒漠,我身在荒漠之中的荒漠,我真想呼唤露茜。我忽然一下子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那么疯狂地企望她的肉体;现在我似乎觉得,她或许不是一个血肉之躯的女人,而是在这个无限冰冷世界之中一尊透明的热源柱,一尊离我越来越远的透明柱,它被我自己赶跑了。

又有一天,在院子里操练的时候,我的眼睛老是盯着栅栏那儿,期待她来到。但整个操练期间,只有一个老太婆在那里停下来,指着我们给她那个滚了一身脏的小男孩看。晚上,我写了一封缠绵悱恻的长信,请求露茜回来,我必须见她,只要她在我身边就行,我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要求,只求她来,允许我看到她,知道她和我同在一起,知道她怎么样……

简直跟捉弄人一样,天又热了起来,天空蓝蓝的,真是极好的十月天。树木披挂着色彩,似乎大自然(这个可怜的俄斯特拉发的自然)忽然兴致大发,欢送秋天。可是我却觉得这是它对我的奚落,因为我的那些伤心书信全都如石沉大海,而且在铁丝网那儿站着一些陌生人(在大太阳底下),真是岂有此理。半个月以后,邮局把其中一封信退给我;信封上,原地址已被划掉,并用铅笔在上面写着:此人已走无新地址。

有如晴天霹雳。自从我与露茜的最后一次见面以后,我曾无数次回忆当时我俩相互说的每一句话,我曾百十次大骂自己,又百十次为自己辩护,同时我又百十次自认为从此与她断绝往来,可是又同样百十次安慰自己说,不管怎么样,露茜总归还会理解我的,也会宽恕我的。但是这一行邮递员的字迹就像是给我的一纸判决书。

我心急火燎难以自制,第二天我不顾一切做了一件疯狂之事。我今天说它疯狂,其实也不比我上一次溜出营地更为危险多少。现在回想起这一豪举觉得纯属胡来,主要还不是在于其冒险,而是根本不会成功。在我之前,我知道洪萨在夏天里,曾不止一次地干过同样的事,出去跟一个保加利亚女人见面,那女人的丈夫每天上午在外面干活。所以我也按此办理:我跟大家一起出工上早班,领了工牌和安全灯,拿煤粉往自己脸上一抹,于是乎脚底下就溜号。我跑到露茜的公寓,问那个女门房。我得知露茜已走,大约在半个月以前,一只小箱子里装走了她全部的东西;谁也不知道她去哪儿,她也没有给任何人留下话。我吓坏了:莫非出了什么事?那门房看了我一眼,懒懒地一挥手:“得了!这一号丫头有的是,她们全都这样。一会儿来了,一会儿走了,从来也不告诉谁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寻到她的工厂打听消息,到人事处去问,也没得到任何结果。接着我在俄斯特拉发满处走,直到下班时分我才赶到地面堆矿场,想混在从工作面上来的伙伴们队里。不过在洪萨给这一类溜达所开的方子里,我肯定在哪个地方出了纰漏,我被逮住了。两个星期后我上了军事法庭,落了个因开小差而蹲上十个月牢的下场。

对了,正是从我失去露茜的那一刻起,开始了一个漫长的阶段——万念俱灰,一切枉然。而当我刚来到家乡想在这里小住几日时,它那秽土污泥的景象一度让我又想起这个阶段。对了,还有一些事也是这个阶段开始发生的:在我铁窗生涯的十个月里,妈妈故去了,而我甚至没能去给她送葬。后来我又回到俄斯特拉发,还是和黑臂章的在一起,又服了一年的役。那时候,我又签了一个合同,在当完兵后到矿下干三年,因为在这之前有风声传来说,谁不肯去矿下干谁就会留在军营里多干上几年。所以我就又以老百姓身份与煤矿打了三年交道。

我不爱回想这些,不喜欢提到这些,而且在这里顺便说说,有些人当年也和我一样被他们深信正确的政治运动所清除,今天他们又吹嘘起自己的经历来,我不喜欢这些人。是的,我也曾以自己一度遭难落拓为荣,然而那不过是虚荣心而已。随着时光的推移,我已经毫不客气地告诫自己,我当年并不曾站在黑类分子队伍里发扬勇敢精神,进行反抗斗争,也不曾以自己的思想去抵制过什么其他思想;我的出事并不是由什么真正的悲剧事件所带来的,不是的,我不是自己个人历史的主体,而不过是它的客体,因而我也就没有一丝一毫可以自我标榜的资本(我不承认折磨、悲哀、失败自身有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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