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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er 14 努力反思的维尔纳（第1页）

身为有罪者的儿子和无罪者的父亲，我就像连接有罪者和无罪者的一个中间环节，我感到有义务给无罪者一个机会。有罪者已经有过机会了。我们是感到内疚的一代人。或许我的女儿们有一天会为我感到自豪，不仅因为我是她们的父亲，而且因为我是一个正派的人，也许她们还会把我当作她们想竭力仿效的人。这与我和父亲的关系真有天壤之别。

还是来说说我们的事吧。我的父亲生于1902年。他的父母是德国北部地区的地主。他们的产业并不大，但足够他们过上十分富裕的生活。我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替他们经营农场的人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祖母那时还相当年轻，她生我父亲时才十六岁。她带着几个孩子搬到汉堡改嫁了，她的第二个丈夫是个普通工人。父亲那时已十七八岁。他不喜欢他的继父，因为他是个活跃的共产党员，与我父亲以及我亲祖父截然不同。照片上我的祖父骑在马背上，地主派头十足。第一次大战爆发时，他立即报名参军。而祖母的第二个丈夫则是个书呆子，邋邋遢遢，你根本想象不出他骑马会是什么样子。我父亲酷似他的父亲，根本不理解他的继父。第二次大战时，他的继父因为是共产党，被关了三年监狱。但他活了下来，直到1975年去世。

我爱继祖父，他是我生活中除祖母外最重要的人，因为祖母在那个地主死后嫁给他并非偶然。

祖母再婚后，父亲就离家出走了。只有当她丈夫不在时，他才回家看望他的母亲。父亲很年轻就参了军。农场完了，他对别的都不感兴趣。他在三十年代参加了党卫军，我不知道确切的年份。他晋升得很快，后进入不伦瑞克的党卫军军官培训学校，而且没经过大学入学考试就成了一名军官。

战争爆发前两年，是我父亲的黄金时代，所有激烈的事情他都参加了——清洗冲锋队、逮捕浪潮、反犹太人运动。但他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魔鬼。战争爆发时，他在后方活动，后到被占领地区，最后上东部前线。他定期回汉堡，经常是待几天，探望一下他的母亲，然后就又走了。

他是1944年年中调到奥斯维辛的，对此我确信无疑。那是某种提升、某种特殊任务。确切地说，他在那里只待了一天，就自愿上前线去了。也许他不愿讲话的毛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1945年初他负了伤，战争结束回家时少了一条腿。

我是1946年出生的。我母亲比父亲小十五岁，她是战争快结束时在一个军医院认识父亲的。他们在战争结束后结婚，然后一直住在汉堡。

因为父亲在最后一刻自愿上前线，他在战后没有受到调查或起诉。他成了一名公务员，他们对他取消了大学入学考试的要求。而且，尽管他是个伤残人，但在工作上仍然提升很快，职位相当高。我母亲待在家里。

我父亲非常奇特，是我所知道的最不爱讲话的人。这肯定是由战争以及他积极上前线之前的经历造成的。那才是他真正的伤残所在。他的腿可以用双拐代替，但他的沉默却无以取代。他身体灵活，臂膀强壮，过去经常出门远足。他沉默起来却十分可怕。

如果不是因为母亲，他可能已经自杀了。她又高又瘦，既有德意志人的严厉，又有斯拉夫人的热情。她的双手永远是湿漉漉的，不停地在围裙上擦着。实际上，她有两个孩子——父亲和我，小的一个有两条腿，成年的那个只有一条腿。母亲对父亲的沉默寡言毫不在意，她喜欢不停地讲话。她可以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自己很快回答，我认为父亲喜欢这样。他总是静静地坐在她身旁，不时点点头，看上去很放松，不像他平时那么紧张和神经质，特别是我和他谈话时。

我是在汉堡长大的，在那里上中小学，也在那里上大学。童年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祖父。尽管他不是我的亲祖父，我仍然这样称呼他。他总是兴高采烈，虽然曾在纳粹的监狱里待过三年。他常常戴一顶贝雷帽，即使在房间里也戴着。他的烟斗从不离手，烟抽完了就嚼烟斗。他早就是个嬉皮士和逃避现实者，比六十年代要早得多。

他和祖母住得离我们很近，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到。那是一座旧楼后的小小的公寓，有一间厨房、一间起居室、一间卧室。起居室里乱得一塌糊涂，到处堆着书和报纸，每把椅子上、地板上，每个可能的表面上都是。如果我想坐下，祖父就把椅子往前一斜，让上面的报纸和书滑下去，然后用脚踢开，腾出椅子让我坐下。房间中央是一个大饭桌，上面铺的不是桌布，而是一条厚厚的毯子。墙壁四周的书柜也都摆满了书。祖父就置身于其中。他坐在饭桌旁，面前是一大摞报纸，嘴里叼着烟斗，胳膊肘撑着桌子，所以他这么喜欢毯子。

祖母或者坐在厨房里，或者坐在起居室里的一把安乐椅上。那是一把已经磨破了的旧椅子，过去可能是绿色的，而现在椅面已经磨光，上面的几个裂缝用粗针大线缝着。祖母坐在那里，抽着烟，织着毛活。她总是在织，可我从未见她完成过一件毛衣或一双袜子。

因为他们俩都吸烟，所以房间里空气污浊。我每次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户。这时，祖父就会敲着桌子说：“好，好，我们的维尔纳，他想让我们长生不老。”

两位老人这里是我真正的家，我每天放学后都去。我先回自己家吃饭，因为祖母的饭做得太糟糕。把书包放下，就立刻跑去找祖父。他早已读完了上午的报纸，把他想和我讨论的消息剪了下来。

他对于当天重要新闻的评论一般都是这样的：“看看这个白痴，一看就知道他有多蠢。听听他说的那些废话。”他嘴里说着，一只手拿着那张剪报，另一只手嘭嘭地拍着桌子，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他奚落这一类人，给自己取乐。他对我就像对成年人那样说话，我从未感到自己是个孩子。祖父和我谈论大事，我感到自豪。

然后祖母就给我们俩端上小甜饼和咖啡。她从来想不到给我喝热巧克力，不给我喝咖啡。

祖父当然在政治上影响了我。所有父亲应该告诉我的事，我都是从祖父那里得知的。自然了，谈话往往涉及到纳粹，通常加上一些戏剧性的手势，没有理论说教。他谈话的方式很典型，他总是指着报上某人的照片，然后说：“看，维尔纳，这个杀了成千上万人的家伙就是这个样子。不，不是他亲手杀的。老天保佑！他不是魔鬼，他是个高级军官。他签署文件，然后交给别的人。这些人看了文件，因为起草文件的用语简单明了，他们看得懂。然后这些人又命令别人去杀害另一些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每个人都有他特殊的任务。”

他常对我讲监狱里的生活，讲严刑拷打和每天的处决，他在那里待了三年，共结识了三十七个狱友，其中有二十四人被处决。

我年龄越大，提的问题就越多。我不是仅仅静静地坐在那里听他说。有一次我自然而然地谈到父亲，我知道他们俩关系不好，父亲只是在祖父不在时才来看望他母亲。但那主要是父亲的原因，我从没听祖父说过一句批评父亲的话。恰恰相反，他平常总说像父亲这样能及时认识到自己与罪犯为伍的人极少，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这已毁了他，他今天成了一个绝望的人。

有关父亲的每件事，我都是从祖父那里听说的。他年轻时的热情，他对纳粹的狂热效忠，以及他对祖父的仇恨和轻蔑。

我十四岁那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我和祖父坐着看报纸，他像往常一样谈着这个白痴、那个罪犯，以及另一个人危险的愚蠢行为——这都是他通常评论政客的话。我们又一次开始谈起父亲。祖父试着向我解释党卫军的作用，这时，祖母端着咖啡进来了。她把杯子放在桌上，由于手发抖而把杯子里的咖啡洒了一些，盘子里的小甜饼也有几块滑了出来。但这次，她没有回到安乐椅上坐下，而是继续站在我们面前，等着。祖父什么也没说，只是不停地搅着咖啡。

“说下去。”她说。祖父没说话。“你不能永远瞒着他。”祖父拿了几块小甜饼，塞进嘴里，又喝了一大口咖啡。

“如果你不说，那我来说。”祖母坚持着，仍然站在那里，祖父继续吃着小甜饼。

“就是你的父亲，”她说，“他告发了你祖父，所以他蹲了三年监狱。”

我什么也没听懂，不知谁告发了谁，为什么告发，为什么祖父因此要蹲监狱。我大概比和我同龄的孩子更了解纳粹，但我还是不懂得这意味着什么。

那天下午是那么漫长。我直到很晚才回家。祖父告诉我，战时他在一个军需厂工作。他加入了一个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一些天主教徒组成的抵抗组织。他们试图破坏生产，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将有关武器运输的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同盟国。祖父说，他在那个团体里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他散发传单，晚上往墙上写反纳粹的标语，偶尔也送一些不知内容的信件。有一次，他把党卫军正在寻找的一位同志藏了起来。但是一些大事，他对我说，他都是在结束后才知道的。

有一次父亲回家休假，趁祖父不在家去看望他母亲，他在那里发现了反纳粹的传单。祖父总是马马虎虎，东西到处乱扔。他没有因为粗心大意而很快惹上麻烦简直是奇迹。不管怎么说，父亲在他母亲家里什么也没说。但是第二天，祖父被捕了。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他才对他母亲承认是他告发了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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