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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er 11 生活在过去的埃贡（第1页）

中学毕业那天，我对母亲说我要学医，我感到这对她是当头一棒，她看着我，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只说了一句；“孩子，请不要这样对待我！”

她就是不希望如此，无论如何。我告诉她争论没有用，我已下定决心，要像父亲那样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不管人们指控他干了什么。

母亲只是不想相信我。她悲伤、哭泣、自言自语，我一个字也听不明白，可我猜想无非就是那一套，我并不是真地想听她说什么。我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我父亲，就因为他的职业，给全家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多年来这件事一直是争吵的焦点。

父亲的职业并不是灾难，他所做的以及为谁而做，也不成问题。当时我母亲并不反对，她年轻，对做一个年轻党卫军医生受人尊敬的妻子，大概并不介意。但是突然之间，情况大变，当这成了参加纳粹的罪行时，父亲一人要对全家的不幸负责，真是荒唐。我父亲那时是医生，是科学家和有献身精神的国社党党员。

母亲一直认为，他其实用不着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自愿去达豪。但当时，她为他不必上前线而感到高兴。现在她却总是抱怨，说他如果只是一个普通医生，就不会给家里带来这么多痛苦。要不是他每件事都参与，每件事都有他的份儿，战后就不会有这些麻烦。我从早到晚，年复一年听到的就是这些，尤其是在他死去之后。我姐姐也住在这里时，她们俩一起抱怨。姐姐比我大十六岁，是战时出生的。她们真让我生气，竟想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父亲身上，总是说要是他没那样做该多好，要是他这样做了该多好。父亲是六年前去世的，但自那以后他每天都不得安宁——她们不让他安息。姐姐苏珊娜已是第三次结婚，这被认为全是他的错，因为他教育不得法，还因为他的历史，他没有为她树立好榜样。她们提到他只有不好的东西，我想这都是为了和他划清界限。我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他死了，她能和他划清什么界限？母亲生活拮据也是他的错，因为他没有留下足够的遗产，战后也没有一个体面的工作。我难以与人交往也是他的错，因为他从来对我漠不关心。我想，如果她们便秘，也会怪罪于他。

但他在世那会儿，她们从不抱怨，总是说爸爸这个，爸爸那个，不太累吧，不想休息休息吗？给爸爸拿报纸和拖鞋，喜欢喝这汤吗？今天不快活吗？每当他从办公室回家，苏珊娜都要拥抱他。母亲则吻他的脸，但双唇紧闭。我小时候，对他们的亲吻方式很吃惊，他们从未真正用嘴唇接吻。母亲拥抱我时，我感到恶心。她用紧闭的双唇压在我的面颊上，我能感到她上唇的汗毛蹭着我的皮肤。每当她抚摸我，我都会不寒而栗。

我们外出散步，父亲总是走在中间，母亲和姐姐一边一个，他们挽着臂，齐步向前，我则紧紧跟在后面。他们三人对我毫不在意。母亲和姐姐恨他，我却崇拜他，可他对我漠不关心，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每次他和我玩，都是在尽义务。我指给他看什么，他总看不见，就是盯着看也看不见。他不记得我的生日，几百次答应要和我玩或和我骑自行车，但从不兑现。

可我对他却如此崇敬，无论何时，只要有人想败坏他的名声，我都挺身保护他。我是他晚年生的孩子，因此是个多余的人。实际上在我1960年出生时，维系一个家庭所必须有的一切都已破坏殆尽。那时父亲五十六岁，母亲三十八岁。我姐姐生于1944年。我父母是在集中营认识的，当然他们不是那里的犯人。战争刚一开始，我父亲就因一条腿受伤而从前线返回。这条腿使他终生残疾。他不是在战场上受的伤，而是车祸所致。这里面不知有什么名堂。也许是他喝醉了。不管怎么说，他出院后就自愿去了达豪。这是他告诉我的。

母亲是他一个同事的女儿。我不知道还能再告诉你什么，他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国社党，那是1933年，他还是柏林的一个大学生。他们想阻止犹太人上大学，就把他们的身份证拿走。他总是对我讲这些。从医学院毕业后，他很快参加了党卫军。他常说医生们从一开始就效忠于党。有些传闻甚至说，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就是由一些医生交给党的。他对战时自己从始至终发挥的作用很自豪。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医生应保护和延长人的生命。崇尚民族主义的医生就是这样，在需要时甚至可以牺牲他人的生命。他说，这就是一个有政治信仰的医生和一个没有政治信仰的医生的区别。

他认为“有选择”地给予帮助和工作是他的责任。他并不认为所有的生命都同样宝贵。他和有些人不一样，做党卫军的医生并不是为了飞黄腾达。毕竟，犹太人医生被驱逐后留下了足够的空缺。他看不起那些追逐名利的马屁精，他认为他们是这场运动悲惨结局的罪魁。

他总爱说，人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有的行为是正义的，有的不是。比如一个士兵和一个杀人犯。两人同样杀人，但一个是光荣的，另一个则被处死。每当他说这些话时，我就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他不允许别人打断他或突然插话，也许他连我在听他讲话都没有意识到。他认为他是第三帝国的精英，是群众运动中一名个人主义者。在他眼中，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有机体、一个整体，作为医生有责任捍卫这个机体，使它免遭疾病和灾难，去除有病的部位，并进行研究，使这一机体对未来有所准备。他不断重复这些话。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啊！为数百万人负责，是的，为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未来负责。那时他还很年轻，几乎还没有我现在大。我问自己，我该如何表示？被委以如此重任——对于一个年轻的科学家来说，还能再要求什么？你对民族社会主义随便有什么看法，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建立在医学的基本原理之上。诸如种族、民族、居住空间、种族卫生、种族保护以及种族哲学等概念是毫不含糊的。没有医生，任何新社会都不可能建立。这些结论基本上反映了我父亲的观点。

我自然不是新纳粹分子。我甚至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些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希望恢复那些日子，肯定是愚蠢的。那将意味着，我也想看到再次失败。这个体系的失败不在于思想，而在于执行。嗯，或许也在于某些思想，但不是根本思想。每当我听到有人对纳粹时代不加区别地一味攻击，便要予以反驳。在学校时，我常常是唯一一个如此介入的人。我们有个历史老师，自称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在战时不过是个孩子，如今法西斯主义不复存在，对他来说，反对法西斯并不难。这不会危及他的生命。开始时我在学校总是一言不发，心想，让他说去吧，我心里明白。但情况越来越糟。如果他说的是事实，那我们德意志就是一个罪犯加疯子的民族。我们现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以前的敌人，现在已经成了我们最亲密的盟友。

有一次我们写作文，题目是《医师之职在民族社会主义罪行中的作用》。我心说，正中下怀。我不能让他们说父亲的坏话。我写了一篇捍卫医生的论文，用的论据都是从父亲那里听到的。你简直无法想象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被叫去见校长，我的父母也被叫去。他们吓唬我说，要开除我，要把我父母报告当局，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但是他们找不到论据反驳我，他们指责我是新纳粹分子。真是奇怪。几年前，你要不入党连邮差那份工作大概也找不到，而如今党员这个词被用来骂人了。后来他们用各种狡猾的问题引我上钩，问我是否同情土耳其人，是否参加了什么组织，是否在墙上画纳粹的“卐”。我决定一言不发，我做到了。我一个字也没说。只是当他们问我父亲是否在幕后指使时，我发火了。我有自己的头脑，我对他们说。然后又缄口不言。校长办公室照例给予训斥，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一天晚上，父亲和我谈话，也许这是我一生中他唯一一次和我平静地说话，而且不是应付我。他两眼直视着我，我和他面面相觑。那是激动的时刻，可他没有对我发火。相反，他尽力向我解释，如今像我那样的观点是不能公开发表的。他批评我，但我却觉得他为我自豪。

战后他不再当医生。几个朋友在制药厂为他谋了份差事，他做这个工作一直到死。他把专业也改了。有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就说是搞研究的药剂师。我想他是耻于身为医生而不能行医。

我们一直住在柏林。我在那里上学。我盼着快点毕业，打算专修内科学。这是我最感兴趣的。我姐姐也住在柏林，她是教师。她以前结过两次婚，有一次甚至嫁给一个犹太人。她经历和尝试的那些事啊！而我完全不同。我们彼此已失去联系。我盼着有一天我不用再见到母亲或者她。

我们只在圣诞节见面。即使在这种时候，她也找碴儿攻击我。我已不再回击。进医学院不久，我就加入了一个致力于捍卫德意志精神的学生团体。我们想保留过去积极的东西，为未来做好准备，使我们再次为身为德国人而自豪。我们每周二开会。我们不是一个战斗性的学生组织，那对我们不合适。我们不想生活在博物馆里，也不想做博物馆馆长。我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建立一种新的民族特性，一个自豪的、不需要借助独裁、至少不要像民族社会主义那样的德意志民族。那时候，重要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影响，否则我们现在大概也是东方集团中的一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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