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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er 8 因循守旧的西比勒（第1页）

我曾经从一本什么书上看到，人在小时候，一天要被抱三次才能存活，被抱六次才能会站，被抱十二次才能健康成长。我想，我这一代人，还有我父母那一代人，被抱的次数最多也就刚够存活的。数百年来，祖祖辈辈大概都是这样过来的。我父母用的是我祖父母的教育方法，天知道我如果有了孩子会如何教育。我父亲曾经对我说，他小时候从没得到过他想要的东西，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东西。比如说，他吃饭时想喝木莓苏打水，但是由于家里的教育原则，他从未如愿。

我和三个哥哥在家里也受到严格的法西斯式统治。挨打是家常便饭：裙子破了要挨打，学习成绩不好要挨打，与父母顶嘴也要挨打。有时，小错积累多了，也要挨打。挨打的程序一成不变：我们要自己去拿棍子，自己趴在椅子上，然后开始挨打。反抗根本没用，还嘴也是绝对不行的。

如果试图和父母讲道理，或说服他们不要打人，只能使事情更糟。母亲负责惩罚我，父亲负责惩罚我的三个哥哥。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不要让他们抓住。这是一个得到认可，甚至被批准的免遭惩罚的办法，因为父亲常常对我们说：“别让我抓住。”

除此之外，我们四人之间还有等级之分，我的哥哥们也加入进去。我则两头挨打，我的三个哥哥是一头，我父母是一头。

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将此称为法西斯，因为我们可能有的一点儿自信都被毁掉了。他们粉碎了我们的意志，在我们家里，自信和生活的乐趣都被践踏了。

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小时候对小汉斯是多么恼火。儿歌里唱的这个小男孩在森林里迷了路，就大哭起来，我心想，他为什么这么急着要回家呢？就因为他妈妈会因此而伤心吗？我认为他最后应该会因为离开家而高兴。

那时，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逃跑，最好逃到一个谁也不认识我，谁也不知道我有多坏的地方，我想我肯定是很坏，不然父母为什么总打我？最近，我对年迈的母亲提起那时没完没了挨打的事。可惜她丝毫没有改变，依然不觉得她有什么不对。她唯一的反应是：“要是你做得好，谁会打你。”她还说：“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愿意的。”我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过了很长时间才脱离开父母。直到最近两年，我才开始感到能够自由自在而且独立地生活。在此之前，情况完全不同。

小时候听亚伯拉罕将儿子献祭的故事，我的反应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我认为父母有权杀死自己的孩子。我父亲在他家里也是一个没人疼爱的孩子。他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十岁时就死了，可哥哥是他父亲的心肝宝贝儿。我祖父在钢铁厂工作，是个酒鬼，年纪轻轻就死了。我父亲从事的也是钢铁行业，战时他被派到上西里西亚，免服兵役。

我母亲是马格德堡人。她父亲自己起家，拥有一个石油加工厂。她的一个兄弟在战争快结束时被打死了。

无论我母亲家，还是我父亲家，晚辈与长辈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父母与他们的父母经常发生争吵。因此我是在没有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情况下长大的。

我母亲生于1919年。她认识我父亲时还很年轻，大概是十九岁或者二十岁。那时我父亲已经在军工行业得到一份重要工作。他长得很英俊，高高的个子，修长的身材，金发碧眼。他们认识不久就结婚了。很快，我的三个哥哥接连降生——1942年、1943年、1944年。我是1946年出生的，是他们唯一在战后出生的孩子。

我父亲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党卫军，他那时还是个大学生。他对我说，他那时做的，都是开会时领人入座一类的事情。有一次希特勒到巴特戈德斯贝格，他还做过卫兵。他说他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其实我对他在战时做过什么，并不感兴趣。我真的相信他什么也没做过——至少他和集中营或者灭绝营无关。我所担心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战后他顽固不化的思想。他没完没了的说教，真是糟糕透顶。他一直没有停止，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者可能是最后六个月，他那时已病得很历害。

就在几天前，想到我们这次谈话，我想确定我最初比较详细地了解纳粹时代那些罪行是在什么时候，我想我那时可能是十二或十三岁。我们有个神父，当时他正为我们准备第一次圣餐。他对我们提起这事。在学校里，我们一个字也没有听说过。

我十三岁那年到瑞士过暑假，在一所寄宿学校学法语。那里的许多女孩是美国犹太人。我记得她们非常友好，令我感到惊讶，我原以为她们会不理我。

不管怎么说，那时我已知道了事实真相，但我仍然不知道比较具体的事情。直到我十七岁那年，我去看望东德的亲戚，因为有什么事情我们去了萨克森豪森。东德的导游总是想告诉我们这些从西德来的游客，应该负责的是我们。我们西德人是罪人，他们什么也没做，他们是最好的德国人。

他们带我们到那些地下室，让我们看美国人解放集中营的图片。看过之后，我自己坐在外面的草坪上，简直不明白阳光怎么还在普照大地。

我回家后告诉了母亲我所看到的一切，她只说了一句话；“你自己要去看这种事。”

大概就是那时，我父母开始了他们的那些演说，也可能是我的记忆总是停留在那时。我在学校或在家讲过去的事情越多，我父亲就越暴躁：“该死的学校，往外扬家丑。事情没有那么糟。那六百万犹太人的事，那也是夸张。”

我父母读过欧根·科贡的《党卫军之国》，书中提到一名集中营的医生。我的父母似乎认识这位医生。据他们说，科贡在书中说这位医生在集中营的那天，其实他根本不在，而是在我们家为我的一个哥哥接生。这就是他们证明不仅科贡，而且所有人都在说谎所需的全部证据。

他们总是想将一切淡化。那些事情只不过是偶然发生的。他们没有罪恶感。对我最大的触动是他们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给我起名叫西比勒，首字母是“S”，加上我的教名的首字母，结果成了“SS”（与“党卫军”相同）。这是我父亲开的一个小小玩笑，冷冰冰的，毫无感情，却使我终生背着包袱。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好玩儿的，每当我提起时，他们都说我缺乏幽默感。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之间的争执越来越激烈。他们到底知道多少？他们为什么对此袖手旁观？这些问题一遍遍出现在眼前。

有时，尽管次数很少，通过一些迹象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什么都知道。有一次，父亲对我说起他们在艾斯莱本火车站待命的事。当时一列火车驶进，装牲口的车厢里塞满了人，他们大声嚷着：“让我们出去，他们要把我们拉到塞拉斯恩斯塔特去。”这时他明白了等待这些人的是什么命运。但是当我问他对此做了什么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大声嚷道：“你指望我做什么？当时家里有三个小孩，你说起来倒容易。”

从那以后，我让步了。我心想，这毫无意义。每次我们争论第三帝国的问题，总要扯上别的有关偏见的事，而这些偏见最终分析起来都与战争无关。犹太人和黑人是低人一等的民族，还有一长串他不能容忍的其他民族，如印第安人、希腊人、西班牙人。他总是理直气壮，从不退缩，无论在哪里，在附近的小酒店，还是当着陌生人，都一样。他还看不起所有与他不同的人。他蔑视所有胆小、不敢说心里话的人，即使他们听他诉说，而且表示同意。

他从不吝啬对人的蔑视。1967年，我与他一起游览地中海。那是我最后一次与父亲一起度假，最后一次试图与他一起分享欢乐。四百名旅客中有一半是聋哑人，这又引得他大发议论。我仍旧愚蠢地想和他讲道理。他打断我的话说，他宁肯要二百个聋哑人，而不要二百个黑人。对我认真说的话，他总是采取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总是断然拒绝接受。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我的想法不符合逻辑。一天晚上，我与一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跳舞，还开玩笑说可以想象嫁给这样一个人，这导致父亲大发雷霆。但两天后我们在以色列靠岸，他对码头上一些穿军装的青年男女又十分热情。

一年以后的1968年，我们最后决裂了。我一夜之间变“红”了。在波恩，我爱上一个共产党人，他借给我一本恩斯特·菲舍尔的书。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开始明白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很快便开始感到不安。当然，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几周后，我收到父亲的一封信。我拒绝回家与父母共度圣诞节，他发火了。他在信上说，他不能理解我的极端自私，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为黑人和越南人操心，这些下等人迟早会从地球上消失得不留丝毫痕迹。他说，我对男人一无所知，他们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创造的东西从他们手中抢走。男人是有自尊的，而我恰恰不知道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什么样子。

母亲也在信上签了名，她完全同意。想想看，这一切是在战争结束将近二十五年后发生的，用的仍然是同样的语言，仍然是毫无变化的精神状态。

自那封信后，一切都结束了。我脱离了家庭，孤身一人，我的哥哥们也在背后伤害我。他们从不认为父亲的历史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就那场战争而言，很难就什么具体的事情指控他。完全出于偶然，似乎当时发生的所有可怕事件，他都不在场。这样他在否认自己的纳粹身份方面没有遇到问题。然而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当他好像有可能被征召入伍时，他给他的大儿子写了一封信，像是在立遗嘱，用的都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血与火的语言。我一想到自己与写信人的关系，就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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