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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er 6 满怀希望的苏珊娜（第1页）

我在这里，坐在你面前。注意我的脸、我的眼睛、我的嘴和鼻子。我长的什么样？告诉我，你看出了什么？比如我们在超级市场的收款台前排队，碰巧遇上了，我转过身来，你看到了我。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对吗？现在，我们在这里，谈论我是不是杀人凶手的孩子——天晓得！你说实话，凶手的孩子长什么样？你脑子里有没有什么印象，或预先设定的概念，像我这样一类人，应当是怎样一副面孔？

我是在1944年被怀上的，也许就在那时，你的祖母死在一所集中营里。或者没准儿是那一天的晚些时候，下班之后。父亲回到家里，上了母亲的身，也许先吃过了晚餐。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所有人中要和你谈论这件事。但我总得从什么人开始吧。

实际上，你是第一个希望谈论这一切的人。或许这结果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痛苦。

我们学校曾有几个老师愿意谈论此事，其中一个曾经是流亡者。他1938年随父母去往伦敦，1945年返回。据他所说，这是为了帮助德国重建。他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描述纳粹时代的恐怖。但最后，悲惨的却是他自己，而不是我们。他讲述这一切时，禁不住全身颤抖，不时转过身去抹眼泪。我们强忍着坐在那里，像礼拜日听弥撒。他给我们看的照片和影片、他讲的故事，都不过是学校里该学的东西。铃声一响，他走进教室，打开公文包，架好放映机，装上影片，影像就出现在屏幕上了。他拿书来读，给我们看照片。当时，我十四岁。时间一到，下课铃响了，我们涌出教室，吃三明治，准备上下一节课。几分钟后，我们又开始听数学教师大谈直线和曲线。

让我们伤脑筋的是数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那没有一点儿意义。

1948年，父亲被判刑十年。两年后，1950年，他获释了。他入狱时，我才三岁，对他的失踪根本没有感觉。他回来时，我五岁了。我记得那时的情景，就像是在今天。突然地，他又出现了。我们在家里，从没谈论过这一切。我父亲还活着，他将近九十岁了，高大、傲慢、白发苍苍。他的左手齐腕断掉，装了一只假手，带着黑手套。假手很不灵便，手指微屈。他的左臂常常略微前伸，好像要和谁握手。奇怪的是，我一想到他，眼前就出现了这只手。我不认为他是坏人。恰恰相反，他从来不打我，也不骂我。他很温和，体谅别人，也许过于温和了。

他经常对我说：“我会告诉你所有你想知道的事，你只管问我。”每次还不忘告诫我：“还要告诉你的孩子。这些再不应当发生了。”他让我来对未来负责，让我来保护孩子，不要重复他的错误。问题在于：什么错误？所有这些历史的启示，这些故事，永远是那样的扑朔迷离。

斯特恩先生，我们那位从伦敦返回的教师，有一次请我父亲去学校，父亲答应了。那天早晨，他紧张极了。结果呢，从那以后，在我父亲的建议下，他们俩经常会面。父亲很愿意看到斯特恩先生，和他谈话。他在寻求谅解。至今我还是搞不清，他怎么会如此频繁、如此长时间地同斯特恩先生谈话。这位斯特恩先生毕竟是他的一个受害者啊。我长大些之后，他经常对我说：“我们至少希望赢得这一场战争。1943年，我们已经知道，对同盟国的战争必输无疑。但犹太人，他们必须去死。”

他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向我解释，非常镇静，从不大惊小怪，只想说服我。他颠来倒去地叙说那个故事，它听起来如此简单，顺理成章，甚至最残酷的细节也不例外，像是在讲述一次郊游。大多数时候，我坐下来听，一言不发，我自顾自地胡思乱想，或者瞧着他身后窗外的景色，想别的事情。他的语调舒缓单一，始终看着我，我常常觉得，我会这样听他说下去，直到永远。

我十六岁时，他带我去奥斯维辛。他了解这所集中营，他曾在那里驻扎过。我们跟上了一个讲德语的旅游团。导游以前坐过德国人的监狱。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旅游团里有许多我这个年龄的青年人，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是受害者的子女。

父亲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后来，在回家的汽车上，他开始告诉我，他认为导游在何处讲错了，导游的解释有哪些破绽。他讲了在犯人卸下来后的挑选，并说有60%～70％的犯人直接送往毒气室，其他人派去做工。而导游似乎说，除了少数几个人，其他人都立即处死了。父亲在讲述过程中，始终非常平静。最后他问道：“你能想象这有多糟糕吗？”

现在回想起来，可怕的倒是他那种客观态度，他的说法和描述，他对事件的认真概括。我从没见他掉过一滴眼泪，从未听他讲话时有过间断、停顿，以至再也说不下去。只有这些连篇絮语，好像是在照本宣科。

我是父亲带大的。我从来没见过母亲。我还是婴儿时，她死于一次空袭。后来，我们雇了一个女佣，照料我和做家务。父亲对她很好。前面我说过，他是个平静、和善的人。他相信事事有其道理，而且照着他自己的逻辑行事。人们一旦找到了事情的起因，一切误解和偏执都会消失。在我父亲看来，当时发生的一切，都有其因果关系。

他的父亲是一位军人，所以他也成了军人，他的父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所以他也成了纳粹分子。他的全家从一开始就卷了进去。我对他的父亲一无所知，他死于战争，他甚至认识希特勒。父亲告诉我。早年时，也就是1930年到1933年，他经常与希特勒本人见面。“人们无法抗拒他的个人魅力。”父亲常常这样说。

据他看来，战争年代展现的恐怖源于当时的种种条件和局势。然而，说实话，父亲从未掩饰任何事情。他使用“杀人犯”和“罪犯”一类字眼儿，他从不辩解，也从没说过我们从书报上读到的东西不真实，但就罪责而言，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一次也没提到过他犯了错误，或他是一场罪恶中的共犯。他不过是环境的牺牲品，而我呢，我始终相信他讲的每一件事。我相信他的种种断言，相信他说的过去的一切乃是一场灾难，从没有怀疑他可能也是罪人之一。但我的儿子摧毁了我的世界观。此后一切都改变了，而且还不止于此。

1962年，高中毕业后，我决定学习心理学，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改学教育。我丈夫和我是在大学里认识的。赫斯特，我的丈夫，讲授德语和历史。我们1965年结婚，1966年有了儿子迪特尔。

三四年前的一天，迪特尔回家来，告诉我们他参加了一个学习小组，探讨我们城市犹太人的历史和最终命运。我说，好极了，我为他感到骄傲。赫斯特也说，他将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例如建议、书，等等。赫斯特和我都想的很简单，而且真地感到自豪，因为儿子参与了如此重要的事情。

迪特尔和他的朋友定期轮流在他们各自父母家中包括我家聚会。他们查阅市政府的档案，写信给犹太人社团，努力寻找我们城市劫后幸存的老居民。

后来，几个星期之后吧，情况忽然起了变化。我开始感到不安。家里几乎再也看不见迪特尔的影子。一有空闲，他就同朋友泡在一起。我不禁觉得，他对他的项目越着迷，就与我们越疏远。他几乎从不和我们讨论他的事情。他不再信任我们，避讳越来越多。

一天吃晚饭时，赫斯特和我想法儿和他搭讪，问他们小组近来情况如何。他忽然抬起头来，盯着我，气势汹汹地问道：“你告诉我，外公在战争时期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心里想，我真高兴他表明了他的兴趣，他有权利知道外祖父那时的所作所为。他要我告诉他我知道的事情。当时，我父亲住在一家养老院里，距这里大约五十英里。我们每一两个月探视一次，通常不带迪特尔去。于是，我向迪特尔讲述了那个年月的事情，而我知道的过去，完全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我试图解释、描绘、转述、说明一个旧的世界，而我现在知道，它与现实完全无关。儿子埋头听我说了一会儿，突然，他跳起身来，扔掉了听我讲话时一直用来敲打桌面的刀叉，愤怒地望着我，喊道：“你撒谎，他是个杀人犯！你撒谎，你撒谎！外公是个杀人犯，他是个杀人犯！”他不住声地喊，直到赫斯特给了他一记耳光。这时，我开始冲他两人尖叫。太可怕了。迪特尔跑回他的房间，摔上门，再没露面。

这孩子心中有什么东西破灭了。我一次又一次，想同他谈谈，解释一下“那时”——该死的“那时”发生的事情，可每一次都白费力气。他坐在我对面，两眼望着我的膝盖，绞着双手，一声不吭。没有用，我和他父亲，谁说也不管用。

事情过后几星期，有一天他回家来，从书包里掏出一叠纸扔在桌上，看去像是一些旧文件。

“你知道一家叫科莱格的人吗？”他问道。“不知道，从没听说过。”我回答。他指着我面前的文件说：“瞧这儿，他们住过这房子。”“你是说，在咱们这房子里住过？”我问他，一边拿起其中一页文件读。他说：“对，就在这儿，我们现在住的这所房子。”我弄不清他要做什么，问他：“好吧，那你想告诉我什么？”“也没什么。”他回答我，然后非常平静地说下去：“1941年，科莱格一家被从这里带走，1944年，他们死于奥斯维辛。他们被带走后的第二天，你亲爱的父亲就同你亲爱的母亲乔迁此处。”

他一把夺去我手中的文件，对我大喊：“还要我读一读文件吗？要不要？这里，听听这一段，‘此处曾居住有玛塔·科莱格，2岁；安娜·科莱格，6岁；弗莱迪·科莱格，12岁；哈里·科莱格，42岁和苏珊娜·科莱格，38岁。1941年11月10日遭逮捕，1941年11月12日驱逐出境。孩子和母亲正式死亡时间，1944年1月14日。父亲被正式宣布失踪，死亡地点，奥斯维辛；死亡原因——’你还想听更多的细节吗？你还要告诉我，你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吗？而且你父亲从没向你讲过这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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