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18部分（第1页）

对《故事新编》文体的定位也是历来争论较多的话题之一。概括起来，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历史小说观。认为作品主要是用现代的一些观点去写“神话、传说和史实”，历史是小说的主体，主题是表现历史事件，塑造的是历史人物形象。在历史为主干的故事中“穿插”的现代语言与细节，是属于次要内容。二是讽刺作品观。认为作品是鲁迅杂文的一种变体，看似写的是古代的人物故事，其实是讽刺现代生活中的人物及其行为，是鲁迅出于“战斗的需要”采取的一种讽刺手法；讽刺是主题，历史是题材。

郑家健在《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一书中，对《故事新编》的文体问题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得出了独到的见解。他从横向上把《故事新编》与鲁迅的杂文、散文以及散文诗联系起来，从纵向上与《呐喊》《彷徨》以及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它在文体上是“反规范”的，实行的是“反文体”写作和文体创造，形成了现代“奇书”文体。

郑家健关于“文体越界”、“反文体”　写作的分析很给人启发，但如果将《故事新编》称为“现代奇书”，则同历史小说观的偏颇、新杂文说的谬误一样，是对《故事新编》文体特征的混淆。

沿着“文体越界”和“反文体写作”的分析思路，我认为，《故事新编》是一种跨文体的写作，它将小说的故事、散文的从容、杂文的讽刺、历史的确凿融铸一体，形成了文体的杂烩特征。第一，它的每篇作品都有一个完整的事故情节，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具备小说的美学特征；第二，它的行文并没有完全照着小说的节奏进行，在小说的很多情节处，穿插了大量的闲笔，使之从容不迫，舒张有致，有散文之美；第三，它犀利泼辣，话中带刺，用漫画的手法展开了大量的反讽，有着杂文的批判精神；第四，它的题材来自中国古代典籍，主要情节或故事框架基本上于史有征，有着历史的确凿。

这种跨文体写作与作品“解构”的创作原则是内在一致的。一方面，它将各种文体特征糅合为一体，是“解构”在文体上形成的痕迹；另一方面，解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而跨文体写作则是对“文体”的颠覆。

《故事新编》就这样从里到外都浸透着反传统、反规范、反权威的思维方式。

第二节　　鲁迅式失败：退却还是前行

第二节　　退却还是前行

鲁迅式失败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鲁迅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我很想就这样一个问题进行回答，但回答之前需要很多前提对这个问题进行框定。比如怎样才算是成功？对中国传统文化施加了多大的影响才算成功？是否要彻底改变才算成功？是不是实现了鲁迅预想的目标，建立了“人国”才算成功？这些问题的提出，又使得“鲁迅是失败还是成功”的问题显得十分粗鄙。

放远一点说，其实每个人都是最终的失败者，在时间面前，无论谁，最终都是要被后来者抛弃或者超越，他一生遇到的困惑、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最终都是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消解。

于是，我们不如退回来，剥落不必要的条件限制，就鲁迅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来讨论成败；或者更小一点地说，从《故事新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来讨论鲁迅的成败。于是，我们说，鲁迅是失败者。

“建设—批判—解构”之路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起始于青年时期，且毕其一生。早期写作文言论言四篇，是他对中国文化进行建设的尝试（此后虽然也有系统的文化建设，如《中国小说史略》等，但主要还是以批判为主）；之后经历杂文、小说的写作时期，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猛烈的抨击时期，体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直到晚年写作《故事新编》，使他进入了解构中国传统文化时期。

从表面看，从建设到批判再到解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深入的干预与否定。批判是为了更好的建设，而解构则是更有力的批判。但从创作主体鲁迅的角度看，则这是一连串失败的表征。

文言论文的写作，是鲁迅将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直接移植到自己的思想中来的努力。留学日本，使他直接感受到了西方具有科学与理性精神的文化，这成为他思考中国文化改造的起点。他的《摩罗诗力学》、《文化偏至论》等，大量使用西方思想家的理论进行思考，是他将西方思想充实到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尝试。可这种尝试能改变中国文化现状吗？在四篇文言论文写作之后，鲁迅搁下了笔，反思着自己这样的文化建设，陷入了十年沉默之中。他的沉默是深深的失望，他终于知道自己并非振臂高呼而应者云集的英雄。认为鲁迅一次办刊失败就造成如此深的挫折感，是不确切的。办刊失败只是表面的引子，而更深的内在原因是他内心的困惑与焦虑：如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路在哪里？

于是鲁迅开始了批判。从《狂人日记》开始一发而不可收。一旦找到了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切入点，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了所谓“战斗”之中。他批判的节奏越来越快。一方面他写的东西篇幅越来越短小精悍，作文周期越来越短，数量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他从小说创作开始而放弃小说专写更能直接干预现实的杂文，使他的批判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快的批判节奏，除了容易丧失批判的深度之外，另一个负面的作用是使批判陷于具体的现象与问题而不可自拔，而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弊病却无暇顾及，反而显得“只察秋毫，不见舆薪”。看鲁迅后期的杂文常常陷于论争之中，常常让人觉得大材小用，浪费了一代文豪的精力。

我相信鲁迅本人是应该有所觉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不变，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庞大存在不变，再强烈的文化批判与社会批评，都难以回天。

于是，必须再次退回去，退回到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不是它在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去直接面对它、批判它——这才是《故事新编》的产生在创作主体内的动因。

从文化建设退回到文化批判，再从文化批判退回到解构中国传统文化源头，它是一条不断向后退却的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存在不屑一顾，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份低估。即使百年过去后的今天回过头再看，历经多次政治与文化变革，很多当年提出的问题还是没能很好地解决。鲁迅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鏖战中虽然不得不一路退却，但却又始终坚守阵线，进行着“韧性”的战斗。

“文化现象—国民性—文化源头”之路

鲁迅的所谓失败，还可以作另一种角度的观察。

在文化批判生涯中，鲁迅首先是从文化本身的表现形态入手的。他的视野专注于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的控制、对民众的专制，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腐朽的一面如何失去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能力，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掩盖真相愚化民众。鲁迅对这些现象的态度，是企图用批判来改变它们，建设新的文化。

但很快，鲁迅发现改变这样的“铁屋子”是如何的万难。其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属性已经固化在人的身上，这些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系，形成顽固的“国民性”。国民性本质是传统文化所形成的，而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状况，则无不是国民性的反映。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就结成牢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文化现象”三位一体。

对这样一个文化结构的批评，最好的办法还是退回到起点去重新开始。

从文化现象批判，退回到“国民性”批判之中。《阿Q正传》等作品对国民性的集中批判，即是改造国民性的努力。显然，这样的努力仍然是要失败的，因为，国民性本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在人身上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属性不改，改造国民性无异于缘木求鱼。

必须再次退回去。

从国民性批判退回到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中国传统文化本身非常庞杂，鲁迅又如何下手、最准确地拿捏住它呢？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内部的层级，鲁迅瞄准了规制中国整个文化形态的“神话、传说和史实”。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抓住它们进行解构，将使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岌岌可危、风雨飘摇——这才是《故事新编》的产生在创作主体内的成因。

从文化现象批判到国民性批判，从国民性批判到文化基石的批判，这既是一条上升之路，也是一条退却与失败之路，既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战斗”的节节败退，却又是他人格精神上的步步坚守。

《故事新编》是并不彻底的。对于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这个如此重大的命题来说，它八个短篇的份量太小了，还有很多奠定庞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内容需要去廓清。

鲁迅只是开了个可贵的头。可叹的是，在这样的开头之后并无后人的接续，有的只是出于各种实用目的的有意误读和长期被蒙蔽后的无意误读。

而鲁迅当年所思考与面对的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依然在生活中要常常面对。

2010年1…6月初稿于新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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