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悠悠的西敏古寺里,众鬼寂寂,所有的石像什么也没说。游客自纽约来,游客自欧陆来,左顾右盼,恐后争先,一批批的游客,也吓得什么都不敢妄说。岑寂中,只听得那该死的向导,无礼加上无知,在空厅堂上指东点西,制造合法的噪音。十个向导,有九个进不了天国。但最后,那卑微断续的噪音,亦如历史上大小事件的骚响一样,终于寂灭,在西敏古寺深沉的肃穆之中。游客散后,他兀自坐在大理石精之间,低回久不能去。那些石精铜怪,百魄千魂的噤嘿之中,自有一种冥冥的雄辩,再响的噪音也辩它不赢,一层深似一层的阴影里,有一种音乐,灰朴朴地安抚他敏感的神经。当晚回到旅舍,他告诉自己的日记:“那是一座特大号的鬼屋。徘徊在幽光中,被那样的鬼所祟,却是无比的安慰。大过瘾。大感动。那样的被祟等于被祝福。很久,没有流那样的泪了。”
说它是一座特大号的鬼屋,一点也没错。在那座嵯峨的中世纪古寺里,幢幢作祟的鬼魂,可分三类。掘墓埋骨的,是实鬼。立碑留名的,是虚鬼。勒石供像的一类,有虚有实,无以名之,只好叫它作石精了。而无论是据墓为鬼也好,附石成精也好,这座古寺里的鬼籍是十分杂乱的。帝王与布衣,俗众与僧侣,同一拱巍巍的屋顶下,鼾息相闻。高高低低,那些嶙峋的雕像,或立或坐,或倚或卧,或镀金,或敷彩,异代的血肉都化为同穴的冷魂,一矿的顽块。李白所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在此地并不适用。在西敏寺中,诗人一隅独拥,固然受百代的推崇,而帝王的墓穴,将相的遗容,也遍受四方的游客瞻仰。一九六六年,西敏寺庆祝立寺九百年,宣扬的精神正是“万民一体”。
西敏寺的位置,居伦敦的中心而稍稍偏南,诗人斯宾塞笔下的“风流的泰晤士河”在其东缓缓流过,华兹华斯驻足流留的西敏寺大桥凌乎波上,在寺之东北。早在公元七世纪初年,这块地面已建过教堂。一〇六五年,敕建西敏寺的英王,号称“忏悔的爱德华”。次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北渡海峡,征服了大不列颠,那年的圣诞节就在西敏寺举行加冕大典,成为法裔的第一任英王。从此,在西敏寺加冕,成了英国宫廷的传统,而历代的帝王卿相高僧名将皇后王子等等,也纷纷葬在寺中,不葬在此地的,也往往立碑勒铭,以志不忘。西敏寺,是一座大理石砌的教堂,七色的玻璃窗开向天国,至今仍是英国人每日祈祷的圣殿。但同时是一座石气阴森阳光罕见的博物巨馆,石椁铜棺,拱门回廊,无一不通向死亡,无一不通向幽暗的过去。
对于他,西敏古寺不止是这些。坐在南翼大壁画前的古木排椅上,两侧是历代诗人的雕像,凌空是百英尺拱柱高举的屋顶,远眺北翼,历代将相成排的白石立像尽处是所罗门的走廊,其上是直径二十英尺的蔷薇圆窗,七彩斑斓的蔷瓣上,十一使徒的绘像,染花了上界的无光——这么坐着,仰望着,恍恍惚惚,神游于天人之际,西敏寺就是一部立体的英国历史,就是一部,尤其是对于他,石砌的英国文学史。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诗人之隅(Poets’Corner),他是屏息敛气,放轻了脚步走进来的。忽然他已经立在诗魂蠢动的中间,四周,一尊尊的石像,顶上,一方方的浮雕,脚下,一块接一块的纪念碑平嵌于地板,令人落脚都为难。天使步踌躇,妄人踹莫顾,他低吟起蒲柏的名句来。似曾相识的那许多石像,逼近去端详,退后来打量,或正面瞻仰,或旁行侧望,或碑文喃喃以沉吟,或警句津津而冥想,诗人虽一角,竟低回了两个小时。终于在褐色的老木椅上坐下来,背着哥尔德斯密斯的侧面浮雕,仰望着崇高的空间怔怔出神。六世纪的英诗,巡礼两小时。那么多的形象,联想,感想,疲了,眼睛,酸了,肩颈,让心灵慢慢去调整。
最老的诗魂,是六百多岁的乔叟。诗人晚年贫苦,曾因负债被告,乃戏笔写了一首谐诗,向自己的阮囊诉穷。亨利四世读诗会意,加赐乔叟年俸。不到几个月,乔叟却病死在寺侧一小屋中,时为一四〇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寺方葬他在寺之南翼,尸体则由东向的侧门抬入。但身后之事并未了结。原来乔叟埋骨圣殿,不是因为他是英诗开卷的大师,或什么“英诗之父”之类的名义——那都是后来的事——而是因为他做过朝官,当过宫中的工务总监,死前的寓所又恰是寺方所赁。七十多年后,凯克斯敦在南翼墙外装置了英国第一架印刷机,才向寺方请准在乔叟墓上刻石致敬,说明墓中人是一位诗人。又过了八十年的光景,英国人对自己的这位诗翁认识渐深,乃于一五五六年,把乔叟从德莱顿此时立像的地点,迁葬于今日游客所瞻仰的新墓。当时的诗人名布礼根者,更为他嵌立一方巨碑,横于硕大典丽的石棺之上,赫赫的诗名由是而彰,其后又过百年,大诗人德莱顿提出“英诗之父,或竟亦英诗之王”之说,乔叟的地位更见崇高。所谓寂寞身后事,看来也真不简单。盖棺之论论难定,一个民族,有时要看上几十年几百年,才看得清自己的诗魂。
乔叟死后二百年,另一位诗人葬到西敏寺来。一五九八年的圣诞前夕,斯宾塞从兵燹余烬的爱尔兰逃来伦敦,贫病交加,不到一月便死了。亲友遵他遗愿,葬他于乔叟的墓旁,他的棺木入寺,也是经由当年的同一道侧门。据说写诗吊他的诗友,当场即将所写的诗和所用的笔一齐投入墓中陪葬。直到一六二〇年,杜赛特伯爵夫人才在他墓上立碑纪念,可见斯宾塞死时,诗名也不很隆。
其实盛名即如莎士比亚,盖棺之时,也不是立刻就被西敏寺接纳的。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死于一六一六年,却要等到一七四〇年,在寺中才有石可托。一六七四年弥尔顿死时,清教徒的革命早已失败,在政治上,弥尔顿是一个失势的叛徒。时人报道他的死讯,十分冷淡,只说他是“一个失明的老人,书写拉丁文件维生”。六十三年之后,他长发垂肩的半身像才高高俯临于诗人之隅。
西敏寺南翼这一角,成为名诗人埋骨之地,既始于乔叟与斯宾塞,到了十八世纪,已经相沿成习。一七一一年,散文家艾迪生在《阅世小品》里已经称此地为“诗人之苑”,他说:“我发现苑中或葬诗人而未立其碑,或有其碑而未葬其人。”至于首先使用“诗人之隅”这名字的,据说是后来自己也立碑其间的哥尔德斯密斯。
诗人之隅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传统而且不规则。说它是石砌的一部诗史吧,它实在建得不够严整。时间那盲匠运斤成风,鬼斧过处固然留下了骇目的神工,失手的地方也着实不少。例如石像罗列,重镇的诗魁文豪之间就缭绕着一缕缕虚魅游魂,有名无实,不,有石无名,百年后,犹飘飘浮浮没有个安顿。雪莱与济慈,有碑无像。柯尔律治有半身像而无碑。相形之下,普赖尔(MatthewPrior)不但供像立碑,而且天使环侍,独据一龛,未免大而无当了。至于沙德韦尔(ThomasShadwell)不但浮雕半身,甚且桂冠加顶,帷饰俨然,乍睹之下,他不禁哑然失笑,想起的,当然是德莱顿那些断金削玉冷锋凛人的千古名句。德莱顿的讽刺诗犹如一块坚冰,沙德韦尔冥顽的形象急冻冷藏在里面,透明而凝定。沙德韦尔亦自有一种不朽,但这种不朽不是他自己光荣挣来的,是德莱顿给骂出来的,算是一种反面的永恒,否定的纪念吧。跟天才吵架,是没有多大好处的。
诗人之隅,不但是历代时尚的记录,更是英国官方态度的留影。拜伦生前名闻全欧,时誉之隆,当然有资格在西敏寺中立石分土,但是他那叛徒的形象,法律、名教、朝廷,皆不能容,注定他是要埋骨异乡。浪漫派三位前辈都安葬本土,三位晚辈都魂游海外,叶飘飘而归不了根。拜伦死时,他的朋友霍普浩司出面呼吁,要葬他在西敏寺里而不得。其后一个半世纪,西敏寺之门始终不肯为拜伦而开。十九世纪末年,又有人提议为他立碑,为住持布瑞德礼所峻拒,引起一场论战。直到一九六九年五月,诗人之隅的地上才算为这位浪子奠了一方大理石碑,上面刻着:“拜伦勋爵,一八二四年逝于希腊之米索朗吉,享年三十六岁。”英国和她的叛徒争吵了一百多年,到此才告和解。激怒英国上流社会的,是一个魔鬼附身的血肉之躯,被原谅的,却是一堆白骨了。
本土的诗人,魂飘海外,一放便是百年,外国的诗客却高供在像座上,任人膜拜,是诗人之隅的另一种倒置。莎士比亚、弥尔顿、布莱克、拜伦,都要等几十年甚至百年才能进寺,新大陆的朗费罗,死后两年便进来了。丁尼生身后的柱石上,却是澳洲的二流诗人高登(A。L。Gordon)。蒲柏不在,他是天主教徒。洛里爵士也不在,他已成为西敏宫中的冤鬼。可是大诗人叶芝呢,他又在哪里?
甚至诗人之隅的名字,也发生了问题。南翼的这一带,鬼籍有多么零乱。有的鬼实葬在此地,墓上供着巍然的雕像,像座刻着堂皇的碑铭,例如德莱顿、约翰逊、琼森。至于葬在他处的诗魂,有的在此只有雕像和碑铭,例如华兹华斯和莎翁;有的有像无碑,例如柯尔律治和司各特;有的有碑无像,例如拜伦和奥登。生前的遭遇不同,死后的待遇也相异,这些幽灵之中,除诗魂之外,尚有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批评家、音乐家、学者、贵妇、僧侣和将军,诗人的一角也不尽归于诗人。大理石的殿堂,碑接着碑,雕像凝望着雕像,深刻拉丁文的记忆英文的玄想。圣乐绕梁,犹缭绕韩德尔的雕像。哈代的地碑毗邻狄更斯的地碑。麦考莱偏头侧耳,听远处,历史迂缓的回音?巧舌的名伶,贾礼克那样优雅的手势,掀开的绒幕里,是哪一出悲壮的莎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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