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五部（第1页）

一

那年晚春，大约我大学一年级结束二年级即将开始的时候，我与老爸在时报广场看完一部法国电影，正从地铁闸机验票口出来，对面来了查德·斯通，还有一帮哥伦比亚大学的橄榄球队队员。顺便提一下，查德命中注定要成为哥伦比亚校队的队长，后来当了医生，三十八岁就死了，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他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莱明斯特，身材高大，模样英俊，他对我说：“啊，杰克，你已经当选二年级学生会副主席。”

“什么？我？”

“只多一票，你这家伙，只比我多一票。”这是真的。父亲立刻带我去时报广场邋遢的摄影亭拍了照片，但他几乎连做梦也没想到，我那狂风骤雨般的大学二年级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此时正值一九四一年五月，世界即将发生许多重大事件。但是这二年级学生会副主席的唬人鬼话对我的化学教授，某某博士，不起任何作用，他抽着烟斗告诉我：我化学课程不及格，暑期必须在洛厄尔家中补习，否则将失去我的奖学金。

化学课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九四年秋，我第一天走进教室，或者说实验室，看见所有那些讨厌的管子和味道难闻的管道，看见那些穿着工作裙的疯子摆弄着硫黄和糖蜜，我对自己说：“哎呀，我再也不来上这种课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法忍受。不过也挺有趣，因为后来我或多或少成了个“药品[1]”专家，我的确得以了解不少有关化学和化学配重方面的知识，为了使大脑达到某种兴奋程度，我有必要掌握这些知识。可是，糟了，化学得了个F，我人生中第一次有课程不及格，而且教授非常当真。我不打算跟他求情。他告诉我去哪里寻找必要的书籍、管子以及浮士德式稀奇古怪的玩意，把它们带回家去过暑假。

这年暑假在家中过得很懊恼，因为，我完全不愿意复习化学。我想念我的黑人朋友乔伊·詹姆斯，正如我说过的，一年来他一直尽力帮我温习应付考试。

那年夏天回家，我没有复习化学，而是四处玩耍，游泳，喝啤酒，为自己和洛西做特大的汉堡三明治（他称之为“你特制的扎格汉堡”，因为它们只不过是在许多货真价实的黄油里炸过的汉堡，外加新鲜面包和番茄酱）。当八月下旬来临之时，我依然没有特别补习过任何功课。不过，此时，按照陆·利贝尔还有其他一些朋友的计划，他们已经准备让我重修这门课程，因为这时我们要与一个球队赛球，不管怎么说，凭我聪明的脑袋，我也许能重修通过这门课程。但是很奇怪，我不想这么做。

那年夏天，沙巴斯加入了我青少年时代的那帮朋友：G。J。、洛西、斯科奇奥等，我们甚至发疯似的开了一辆破汽车去佛蒙特州旅游，在树林中一个花岗岩采石场的游泳洞穴里，第一次喝威士忌，喝得酩酊大醉。在游泳洞穴里，我醉醺醺地深深吸了口气，然后潜入二十英尺深处，待在水下，在一片漆黑中睁眼傻笑。可怜的沙巴斯以为我淹死了，一下子脱掉所有的衣服，潜入水中寻找我。我突然从水中冒了出来，哈哈大笑。而他却在岸上大声哭泣呢！（圣沙巴斯是一个六世纪希腊正教寺院的创始人，现葬于耶路撒冷圣墓[2]教堂，一九六五年本尼迪克托斯主教主持了安葬仪式。）我又喝了一口威士忌，抓了一棵约五英尺高的小树，将它绕在我赤裸的后背上，试图将它连根从地里拔起来。G。J。说他将永远不会忘记：他说我试图将整个佛蒙特州连根拔起。从那以后，他称我“疯狂大力士”。我们继续喝威士忌，我看见格林山[3]在移动，这是在释义海明威在睡袋中看到的景象。我们醉醺醺病怏怏地驾车回洛厄尔，一路上，我躺在沙比的大腿上，他哭哭睡睡，整整一个晚上。

后来，我和沙比好几次免费搭车去波士顿看电影，在波士顿公园懒洋洋地躺着，看着人们从面前走过；有时，沙比会突然站起来，在临时演讲区发表列宁主义的演说，许多鸽子在四周不愿离去，观看这些令人讨厌的争辩。沙比穿着白得令人炫目的衬衣，黑色鬈发乱蓬蓬的，他慷慨激昂，对每个路过的人大谈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这太好了！在那些岁月里，我们都赞成列宁主义，或者说，亲近不管什么样的共产主义者，直到我们发觉电影《封锁》中的亨利·方达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反法西斯理想主义者，而是法西斯主义的对立面，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分子希特勒和反法西斯的斯大林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或者说，如今，法西斯分子林肯·罗克韦尔[4]和反法西斯主义者埃内斯托·格瓦拉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或者你列举自己的例子？此外，我是否可以心平气和地在这里说，我在哥伦比亚学院学习他们称之为“现代文明”课的过程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罗素以及其他各色各样蓝印著作（印在蓝色纸上显得很美观）之外，该校教授了我些什么知识呢？整个学习期间，课程设计师就是那个称作“活人”的隐形怪兽。

我也几次与迪基一起免费搭车去波士顿，闲逛码头区，看看我们能否搭乘一艘轮船去香港，成为维多·麦克劳伦式的大冒险家。七月四日[5]那天，我们都去波士顿，在斯科雷广场溜达，寻找不见了踪影的女人。大多数星期五的夜晚，我都在洛厄尔的森特维尔一棵苹果树下，与莫·科尔一起，颂咏书中每一句流行曲调：天哪，我们真能唱！后来，她在本尼·古德曼[6]乐队的伴奏下演唱过一段时间。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下午，她曾来探望过我，身着红色消防紧身衣，脚蹬高跟鞋，哇，真酷！（在这本书中，我不会提及太多的恋情，因为尽管我很虚荣，但我想我最不会默许姑娘们在恋情方面的种种怪异冲动。）

不过，夏天还在沉闷地继续，我还是没把化学弄懂。我父亲一直在外地当排字员，他有时在马萨诸塞州的安多佛，有时在波士顿，有时在康涅狄格州的梅里登，此时，他在紧靠北边的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决定迁居到那里。我姐姐此时已经结婚。我们在打包装箱的时候，我独自四处游逛，星空底下夜游波塔基特维尔的树林，写了一些忧伤的歌曲，比如《拣起我的标桩，浪迹天涯》。但是，这不是我想说的要点。

一天晚上，我表妹布兰奇来访，坐在堆满搬家箱子的厨房里跟我妈闲聊。我坐在外面门廊里，两腿搁在栅栏上，身体向后大幅度倾斜，眼睛凝视着满天星星，银河，整个天空清澈无比。我瞧啊瞧，直至星星也回看我。天哪，我在哪里？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

我走进客厅，坐进我父亲深深的旧安乐椅中，进入了我一生中最胡乱的白日梦之中。这很重要，这是故事的关键，亲爱的老婆：

当老妈和表妹在厨房里聊天时，我浮想联翩，我幻想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上二年级，我家就在纽黑文，也许靠近耶鲁大学校园；我的房间里灯光柔和，雨水拍打着窗台，窗玻璃片上雾气腾腾，想啊想，一直想到橄榄球和学习。我将成为风靡一时的带球进攻队员，每场球赛我们都大获全胜，先后与达特茅斯、耶鲁、普林斯顿、哈佛、佐治亚、密歇根、康奈尔等名校比赛，血战赛场，最后闯进了玫瑰杯争夺战。在那场比赛中，我比克利夫·蒙哥马利还要疯狂地在场上奔跑进攻。陆·利贝尔大叔一生中第一次伸出双臂拥抱我，并流下了眼泪。甚至他的妻子也拥抱了我。在举办玫瑰杯赛的帕萨迪纳体育场内，球队的男生们把我高高抬起，唱着歌一路行进到淋浴房。一月回到哥伦比亚校园，我通过了化学考试，成绩是A；随后，我悠闲地将注意力转向冬季室内径赛，并且决定参加一英里赛跑，用不到四分钟的时间跑完全程（在那时这种速度是很快的）。因为确实快，所以我将参加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几场大赛，最后用惊人的全速冲刺，击败了当今几位著名一英里赛跑运动员，将我的纪录提高到三分五十秒整。此时，全世界的人都在高呼：“杜洛兹！杜洛兹！”但是，我并不满足，春天里，我悠闲地外出支援哥伦比亚棒球队，在哈莱姆河上击球造成本垒打，每次球赛总能本垒打一两次，包括使球从垒包突然转向，从一垒偷偷跑往二垒，再从二垒跑往三垒，最后是球赛关键一跑，从三垒跑回本垒，加速，滑行，灰尘仆仆，“砰”触垒有声！此时，纽约扬基队四处寻觅我。他们要我成为他们的下一个乔·迪马乔[7]。我毫不在乎地拒绝了，因为我希望哥伦比亚橄榄球队一九四三年再次进军玫瑰杯。（哈哈！）不过，随后在半夜里对着浮士德骷髅的疯狂冥想中，我在地上画了几个圈之后，在河滨教堂哥特式高高的尖顶塔楼里与上帝对话，在布鲁克林大桥上与耶稣会面，让沙比在百老汇扮演哈姆雷特（我自己在街对面演李尔王），我成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写了一本大受欢迎充满魅力的书，每个人都在麦迪逊大街耸起他的眉毛。甚至克莱尔教授也在哥伦比亚校园里拄着拐杖追随我。迈克·亨尼西，与他父亲手拉着手，尖叫着冲上宿舍楼梯来找我。霍勒斯·曼所有学生都在田野里歌唱。“好啊，好啊，作家”，他们在戏院里高声呼唤我，戏院里正上演我最新的闲散剧作，一部可与尤金·奥尼尔和马克斯韦尔·安德森[8]媲美的戏剧，它使斯特林堡[9]目瞪口呆。最后，一帮嚼着雪茄烟的家伙来找我，想知道我是否愿意接受训练，与乔·路易斯[10]决战，成为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好啊，我就开始在卡茨基尔[11]悠闲地训练，六月的一个夜晚出山，与人高马大的乔当面对决，裁判向我们发出指令，随后比赛钟声响起，我神速出拳，很快把他揍了一顿，我的拳真是太狠了，他猛地倒退，从拳台拦绳上跌入第三排观众席，躺在那里昏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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