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二部 人名堂 16（第1页）

艾琳·艾隆见证录：1957年3月19日

我无法讲出我所看到的全部。我不能。那是对死者的亏欠。在那些所谓优等种族手里，我们受了什么样残酷的虐待，为了多活一天，我们当中有些人又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些我也不会全都讲出来的。除了亲身经历过的人，没人能真的体会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我是不会再一次让那些死者蒙羞的。我只能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情，还有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比克瑙分营度过了两年，整整两年，一天不差，可以说是一个小时也不差。我的名字叫艾琳·艾隆。曾经用过的名字是艾琳·弗兰克尔。以下是我1945年1月所看到的，关于比克瑙死亡之旅的情况。

要想明白死亡之旅的悲惨，你必须理解此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你也听到过别人讲的故事，我要讲的没太大不同。同其他人一样，我们坐的是火车。我们那趟车夜半时分从柏林出发。据他们说，我们是去东边，去做工。我们相信了他们。我的父亲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位画家，他在行李中带了一本素描簿，一些铅笔。在此之前，他被解除了教师的职务，并被纳粹宣布为“堕落分子”。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被没收焚毁了。他还盼着到了东边，纳粹能恢复他的教师工作。

当然，车厢里不会有座位，连水和食物也没有。我记不清旅程延续了多久。我也忘记了那期间太阳升起落下了几次，记不得多少次驶入又驶出黑暗。没有厕所，只有便桶——一个便桶，六十个人用。你可以想象，我们忍受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你也可以想象得出，那是一种怎样无法忍受的气味。想象一下，我们有些人经历了把人逼疯的待遇之后，会采取一些什么手段。在旅程第二天，一位站在我身边的老妇人死去了。我替她合上眼，为她祈祷。我守着我的母亲汉娜·弗兰克尔，以为她也会就这么死去。火车尖叫着停在一座车站的时候，我们已经死了近一半的人。有人在祈祷，还有些人感谢上帝，因为他们以为总算结束了。

此前，我们在希特勒的魔爪下已经生活了十年。我们经历了纽伦堡法案的迫害，经历了水晶之夜[1]的噩梦，我们眼看着一座座犹太教堂被焚毁。尽管如此，门闩落下，车门拉开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做好迎接眼前那一幕的准备：我看到一根高高的、尖尖的砖红色烟囱，浓浓的黑烟从里面喷出来。烟囱下面有一座建筑，里面闪出愤怒的、跳动的火光。空气里弥散着一种可怕的气味，我们分辨不出那是什么，到今天它还在我鼻孔里回荡。在月台上有一块标牌——奥斯威辛。当时我就知道了，我来到了地狱。

“犹太人，出来，出来！”一个党卫军一鞭子抽在我大腿上，“从车里滚出来，犹太人。”我跳上了冰雪覆盖的月台。我站了多日，全无气力，双腿一弯就跌了下去。那个党卫军又挥起了鞭子，这一次抽在我的肩上。那种痛楚是我以前从没遭遇过的。不过，我还是忍住了没哭出来。我想帮着我母亲下车，那个党卫军把我推开了。我的父亲跳下月台，随即瘫倒。我母亲也是一样。和我一样，他们被鞭子抽打着站了起来。

一些穿条纹睡衣的人挤上了火车，开始动手枪我们的行李，将东西往车下扔。我当时想，这些疯子是些什么人，我们就带了这点可怜的东西，还要来抢？他们就像是疯人院里出来的，剃光了头，皮包骨的脸，满嘴的牙齿都烂了。我父亲转身对党卫军说：“看哪，这些人在拿我们的东西。制止他们！”那个党卫军漠然地回答说，这不是要偷我们的东西，只是为了送去整理。一旦我们的宿舍分配好了，行李会跟着送来。我父亲还向那党卫军道了谢。

他们用棍棒和鞭子把我们分隔开，男归男，女归女，又要求我们五人一队排列整齐。我当时还不知道，在今后的两年里，我都必须这样，走在五人一列的队伍里。我想法子让自己排在了母亲身边，我想要拉住她的手。一名党卫军挥棒打在我胳膊上，把我们隔开了。我听见了音乐，某个室内乐队正在演奏舒伯特。

队列的尽头是一张桌子和几名党卫军军官。其中一人尤为显眼。他有一头黑发，皮肤是雪花石膏的颜色。他的面孔生得英俊，还带着悦人的微笑。他的制服熨烫得很平整，马靴在月台的灯光下闪闪发光。他戴着手套，洁白无瑕。他用口哨吹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至今，我还不由自主地听见这声音。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叫门格勒，是奥斯威辛的首席医生。谁能够做工，谁应该立即进毒气室，都是由门格勒决定的。右边的生，左边的死。

我父亲走了过去。门格勒吹着口哨，瞥了他一眼，随即和气地说道：“请到左边去。”

“他们保证我可以去全家人在一起的营区，”我父亲说，“我妻子可以和我在一起么？”

“这是你的愿望吗？”

“是啊，当然是。”

“哪一位是你妻子？”

我父亲指出了我母亲。门格勒说：“你，出列，和你丈夫一道去左边。请快一些，今晚我们时间紧迫。”

我眼看着父母跟着其他人一道去了左边。去左边的，都是些老人和孩子。年轻的和健康的都被分到了右边。我往前走，面对面看着这位英俊的男人，和他纤尘不染的制服。他上下打量我，似乎很愉快的样子，一语不发指了指右边。“可是我父母都去了左边。”

那个魔鬼露出微笑。他的两排牙齿之间露出一道缝隙：“你不多久就会和他们在一起了，不过相信我，眼下，你去右边会比较好。”

他看起来非常善良，非常和蔼。我就去了右边。我回头望去，想找到我的父母，然而他们被肮脏、疲惫的人群所呑没，随着五人一列的队伍，安静地走向了毒气室。

接下两年发生的事情，我根本没法全盘说出来。有些事我已经忘了，还有些我是故意忘记的。比克瑙的生活遵循着无情的规律。纳粹的行动紧张而高效，单调而冷酷。死亡时刻都会降临，然而连死亡也变得麻木呆板了。

我们被剃了毛，不仅是头发，而是所有的地方，腋下、胳膊、腿、阴毛，都剃了。他们完全不介意剪子有没有割到我们的皮肉。我们疼得发出尖叫，他们似乎根本没听见。我们每个人都被编了号，左臂黥了字，就在手肘的下面。我再也不是艾琳·弗兰克尔了。如今我成了第三帝国的一件工具，编号为29395。他们在我们身上喷洒消毒液，他们给我们发了用粗毛线做的囚衣。我的那件闻起来有血和汗的气味，于是我竭力不做太深的呼吸。我们的“鞋”是木头块做的，配上根鞋带。我们穿着它根本没法走路——谁能呢？他们发给我们一只金属的碗，还要求我们时刻拿着它。他们说如果我们把碗放错了地方，就会立即枪毙我们。我们相信了这话。

我们被带到了一座连猪圈都不如的营房。在那里比我们先到的妇女早已没了人的样子。她们的目光空空洞洞，动作迟缓，没精打采。我不知需要多长时间自己也会变成她们的样子。这些“活死人”当中的一位向我指出了一张空床位。五个女孩子挤在这张上下铺的木架床上，褥子只不过是一点点爬满虫子的烂稻草。我们互相作了介绍。—对姐妹，罗莎和罗吉娜。其余的分别叫丽恩和蕾切尔。我们都从德国来，在生死筛选的坡道上，我们都失去了自己的父母。那天晚上，我们组成了一个新家庭。大家手拉手一起祈祷，没有人睡得着觉。

第二天凌晨四点我们就被叫起来了。今后的两年里，我每天都必须四点钟醒过来，除非有时候他们半夜命令我们出来突击点名，那样的话我们就会站在冰冷的空地上一直到天亮。我们被编成了一个个“突击队”，送到外面做工。大多数的日子里，我们会去周围的农村，铲沙子，筛沙子，为集中营的建筑工地准备材料，还有时候我们得修路、运石头。我每天都在挨打：棒打，鞭子抽，脚踢肋骨：挨打的由头可能是我掉了一块石头，或是扶着铲子柄休息太长时间了。这两个冬季寒冷彻骨，他们没有发给我们额外的冬衣，即使在户外工作也没有。夏天是酷暑，我们都得了疟疾。那些蚊子对日耳曼“主子”和犹大奴隶一视同仁。连门格勒也得了疟疾。

他们给的食物根本不够我们活着，这样一来我们长期处在饥饿状态，同时还能为第三帝国奉献仅有的体力。我绝经了，乳房也瘪了。来到比克瑙没多久，我看起来也和那些“活死人”没什么两样了。早餐，我们领到的是一种灰颜色的水，他们管它叫“茶”。午饭是腐臭的汤，我们得在工作的地方就地解决。有时候，也许会有一小块肉。有些女孩子不肯吃，因为那看起来不合犹太教的洁净教条。在奥斯威辛的比克瑙分营，我自己是不顾什么宗教教规了。死亡集中营里没有上帝，而且我也恼恨上帝抛弃了我们，让我们沉沦在命运里。如果我碗里有肉，我就吃了它。晚饭，他们给我们发面包。与其说是面包，不如说是木屑。我们学会了晚上吃一半，剩下的一半留到第二天早上。这样我们在跋涉着去工地之前胃里可以有点东西。如果你干活的时候瘫倒了，他们就会揍你。如果你爬不起来，他们会把你扔到板车上，送你去毒气室。

这就是我们在比克瑙女子营的生活。我们醒过来，将死去的人从床铺上搬开，幸运的人会在睡梦中死去。我们喝着灰色的“茶”。我们列队点名。我们排着整齐的五人一队去上工。我们吃中饭。我们挨揍。我们回营。我们点名。我们吃面包。我们睡觉，等着一切重演一遍。他们让我们在安息日那天做工。礼拜天是他们神圣的日子，于是不上工。每隔两周的星期天，他们剃光我们的毛发。—切都有日程。一切，除了选择杀人是随时随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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