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俄国公使交往尚欠圆滑,须注意自己的缺点!”袁世凯接到了李鸿章的警告,因为驻俄公使洪钧给李鸿章的报告中提到:“俄国外交部对袁世凯怨言颇多。”
对此,袁世凯辩解说:“我同俄国公使为陆路通商条约打了几次交道,表面上还算过得去。俄国公使举行宴会时,故意不悬挂我国国旗,实属非礼。而我国大婚(光绪帝结婚)招待宴时,仍悬挂了俄国国旗,以示我国之宽宏大量。”
清朝的国旗是黄龙图案,三角形,1889年改为长方形。黄龙三角旗用于商船,一直延续下来。
警告并非谴责,李鸿章是希望袁世凯再多一点儿柔软性。
袁世凯被“赏加二品衔”,就是说,享受二品官的待遇了。由此可见,袁世凯屡受主子警告,只不过是爱护之余的插曲罢了,实际上李鸿章认为他的政治行动是正确的。
这年(1890年),中国驻日公使换成李经方。
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但不是亲生。起初,李鸿章无嗣,过继了胞弟之子,就是李经方。收了养子之后,却接连不断地生了许多男孩。另有一说:李鸿章的儿子夭折,为了顶数,从胞弟那里过继了一个。
李经方在欧洲驻节四年,很有外交官经验。虽然如此,他晋升之快,却不能说没沾老子的光。
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黎庶昌从日本回国后,曾对他说:“日本虽修兵政,广商务,但新立议会不和,大臣屡屡告休,愿与中国和洽,深忌俄之垂涎东海。”
黎庶昌曾经密奏:“宜固中日之交,而冲绳可置勿议。”
也是在这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北京死去,年仅五十二岁。他在英、俄、法三国前后驻了七个年头,归国后任户部右侍郎(财政部次官)之要职。
曾纪泽的叔父曾国荃也在这年死去,享年六十七岁。
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也在这年阴历十一月逝世。
这年四月朝鲜赵太妃死去,享年八十岁。太妃不是国王之母。李氏朝鲜二十四代宪宗、二十五代哲宗无子,李熙是从旁系继承王位的,赵太妃乃宪宗之母。
赵太妃侍奉四代国王,亲清倾向较突出。
清朝时,属国的国王和王妃死去,都要向北京派出告讣使,然后由清廷相应派出敕使“赐奠”,同时赐给谥号。
但这次赵太妃之死,朝鲜宫廷却不打算派出告讣使。理由是血缘甚远,丧事不宜大办,但实质是惧怕这种赐奠仪式会清楚地表示朝鲜是清之属邦。
袁世凯强烈要求朝鲜宫廷向北京派遣告讣使,说:“国王不做行孝示范,无以教化国民!”
袁世凯本心是想在各国外交官面前,把赐奠仪式搞得隆重些,用以显示清与朝鲜的宗主、属邦关系。
迟延了很久,朝鲜才派出洪钟永为告讣使,前往北京。他同时肩负着请求清廷免予赐奠的任务。
清廷按照惯例决定给予赐奠,没有接受洪钟永的恳求。于是,续昌和崇礼二人为正、副使,领着百余名随员,来到朝鲜。按照从前的惯例,朝鲜国王要亲自出郊迎接,称为“郊迎礼”。朝鲜方面恳求免除郊迎礼,但袁世凯不准许。朝鲜政府又恳请“改道”,因为郊迎礼应由国王的使节迎到汉城郊外的仁川,而那里外国人甚多,冀求独立自主的朝鲜不愿让外国人看见使者迎接时的跪拜场面,若从马山浦登陆,那里的外国人少些。但是,也被袁世凯拒绝了。
袁世凯乘朝鲜宫廷丧事之机,强调了宗主权。朝鲜国王亲赴西大门的慕华馆,迎接清朝敕使。
转年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养母牛氏病危,袁世凯急忙返回河南项城。他从心底敬佩母亲,总算在她死前见了面,送了终。接着是守制,朝廷准他服丧百日。
袁世凯离开朝鲜期间,由龙山理事官唐绍仪代行他的职务。
朝鲜政府认为这是个好时机,将朴定阳提升为吏曹判书。这是重要官职,相当于政府的内务大臣。
对于朴定阳的处分问题,袁世凯和李鸿章之间有些分歧。李鸿章考虑到朝鲜国民的感情。朴定阳在朝鲜国民眼里是位英雄,处罚他们的英雄,恐怕会激起反清情绪。
朝鲜政府似乎也看清了这一点。乘袁世凯服丧之机提升朴定阳,相信李鸿章会予以谅解。
袁世凯再回到朝鲜任上时,已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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