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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质 第三十一节（第1页）

那一年夏天，杨迟又来到划水县。

从一九九六年的冬天直至此时，杨迟算过，在划水县一共待了二十二天，前后五趟。除了路小路陪他那次要到了五万块现金，其余均空手而还。然而这一次，即使是召唤神兽路小路也休想帮得了他。

那时候他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贩农药的，最起码，他见识过喝农药死掉的妇女。戴城的龙阳牌农药饮之必死，从无活口，他还知道死去的人会因为剧烈的肌肉抽搐而变得面目凶狞，看过一眼，你就永远会做噩梦。他背着自己的黑色帆布包，游走于中国。县城都是差不多的，县城和县城之间是各种火车、中巴车和拖拉机，各个县城都讲他们的土话，大部分听不懂，因此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倘若走出划水县的那座古城门，再往乡下去，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广袤的农村固然可爱，但年轻的农药销售员只想待在客栈喘口气，有如一个落第的诗人。

去划水县的那天，雨水时有时无，有些田野已变成巨大的水塘，有些似乎还能保住。所经过的江河，滔滔浊流像冤魂般呐喊着奔向远方。到划水县境内，有人搭车，司机停车放人上来。听说西边的大河已经有险情了，邻县泄洪，疏散了无数群众。

“不会有事的，这一带江面很宽，洪峰过得去。”在长途汽车上，司机这么说。

有个老头告诉杨迟：“没那么容易，我是党员，每年这个季节，小干部都要上堤坝的。”

“护堤啊。”杨迟说，“小干部还得干这个？”

“小干部不去，难道让大领导去？”老头说，“昼夜守在堤上，看有没有管涌、漏水。有时候忽然塌了，卷走一个。”

“要是不去呢？”

“处分，也别想升官了。”老头说，“有险情，党员上，是我们这儿的规矩。凡是能混出点样子的，都在堤坝上滚过。说起来，老子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来的，群众懂什么？出了事就知道逃。”

有个群众插嘴说：“你别这么说，我也是划水县的，这么多年堤上死了没几个干部，还都评了烈士，家里都安顿好了。群众各种各样的死法，你不知道。群众的脑袋，也在你的裤腰带上。捶你娘。”

这两个人争了起来。杨迟觉得吵，坐到汽车最后一排，推开车窗，让风灌进来，雨水一起扑入。他对着车窗想了很多事，都没什么名堂。黄昏时到达县城，觉得比以前萧条，人都不怎么看得到了。

他住到旅馆，朱康已经在等他。朱康快乐地说：“马上就要发大水啦。”

杨迟不想理他，只说：“发大水没什么好高兴的。”

两个人去那家公司讨债，沿着小路走过去，到公司门口发现就寡妇会计一个人在。杨迟说：“我们又来了。”

寡妇会计说：“老板不在，就算在，也没钱给你们了。今年农药做亏了，庄稼都没了。”

朱康虚张声势说：“要是给不出钱，杨迟还得睡在你们公司的地上。”

寡妇会计一点没觉得朱康幽默，冷笑说：“睡吧，但是这次只能睡在门口了，因为明天我也得走了。这儿就要发大水了。”然后冲着杨迟说：“我劝你也早点走吧。”

寡妇会计一直都蛮客气的，有时还装可怜，这次变得严厉了。杨迟和朱康没办法，回到旅馆。朱康说：“别信她的，就算发大水也最多淹掉几个乡，县城离江堤还远着呢。明天你造个汽油弹去吓唬吓唬她。”杨迟没理他，觉得有点困，吃了点东西，卷了被子蒙头就睡。

这一晚杨迟梦见了很多人，戴黛啊，绍兴师姐啊，包部长和朱康啊，在梦里各自对他说话，搞得他很累。醒过来一看，才夜里十点，同一屋子里的朱康不知道去哪儿了。外面的动静很大，似乎是大卡车从街上开过。杨迟洗了把脸，只觉得心神不宁，走出去看了看，昏暗的街道被一辆辆卡车的远光灯照得雪亮，空中的雨水像是在厮打搏斗，气氛紧张起来。一些黑色的人影奔跑着出现在亮处，旋即进入黑暗中，汽车喇叭和人们搬运重物时喊着号子的调门交织在一起。

“像打仗啊。”杨迟回到旅馆，忧心忡忡地对账台服务员说。

“年年都这样，几天就没事了。”服务员打了个哈欠，头发被电风扇吹得一团糟。

杨迟回到房间，等了一会儿，朱康还是没回来。杨迟心想，朱康这个王八蛋，这种天气跑出去干什么，他找死吗？他确实是个经常主动找死的人。

在杨迟的销售员生涯中，有一次经历是难以忘记的。

那一次，他们六个人坐着厂里的面包车去外省做一笔大生意，车子在路上出了点问题，耽误了几个小时，在到达那座县城之前，天就黑了下来。车在公路上走，周围皆是树木与杂草，杨迟坐在副驾位置昏昏欲睡，偶尔有一只黑色的小动物在车灯照亮的地方横穿道路，让他稍微醒神。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司机忽然踩刹车，一车人全都蹦了起来。杨迟觉得自己被一种柔软而确定的力量推向挡风玻璃，整个脸都贴在了上面。等到大家都落回座位，司机用颤抖的声音说：“前面有一根木头。”

那根本就是一根树干，它无声地横在道路中央，在黑夜里，汽车要是磕上就直接飞出去了。这种树干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路上，它通常意味着，附近有劫匪。身后的同事大声说：“把车窗摇上去，快。”

车子就停在黑暗的公路上，摇紧车窗，打开所有的灯。外面一片寂静，看样子不会有其他车子经过了。车上的人商量了一下，到底是下去抬走这根树干呢，还是待在车里等天亮。那个年代，他们都没有手机，没法报警。有一个销售员坚决地说：“不能下车，谁下车谁就死！”另一个人说：“调头，回去。”

那会儿就是朱康这个傻逼，满不在乎地说：“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县城了，调头回去得开一夜。再说了，调头回去你怎么知道没有一根木桩堵在后面呢？”其他人说：“那就在车里等着吧。”朱康说：“我们连司机一共有七个男人，不用怕。两三个歹徒干不过我们。”

杨迟说：“万一外面很多人呢？”

“你觉得外面有很多人吗？”朱康指了指寂静无声的公路，拉开车门跳了下去，抬了抬树干，“我一个人都能搬动，你们不用下来了。”

杨迟听见身后一个销售员用惋惜而绝望的口气说：“这个老傻逼。”忽然之间，朱康被按倒在地上，密密麻麻的人影从路基下面钻出来，包围了面包车。杨迟看见挡风玻璃前面有一个女人，她是那种贫苦农村妇女的形象，头发蓬乱，脖子上胡乱裹着一块粗糙的红围巾，手里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女人把孩子举了起来，仿佛那是一张年画，要贴在车窗上。孩子头大如斗，翻着白眼并且歪着嘴，向杨迟伸出可怖的舌头以表敬意。这是一个智障，脑瘫儿，在当年医学院的黑暗走廊里，路小娟曾经带着他瞻仰过的瓶子里的人类。杨迟悚然站起来，脑袋差点撞在车顶上。女人知道他害怕了，露出愁苦的、谄媚的、威胁的一笑。整个村庄的人，男女老幼，壮的不壮的，傻的不傻的，悉数出现在公路上。

那一次，他们被拿光了口袋里所有的钱，好在大家都是懂事的人，带的现钞不算多，更没有金银细软，损失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事后也没有人能说清，这是乞讨还是抢劫。汽车继续开，他们全都沉默着，听到朱康牙齿打磕的声音。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朱康，现在知道厉害了吧？以后学聪明点。”朱康颤抖着点头。但杨迟觉得，在路上看到的那张智障脸已经安在了朱康的头上。朱康就是个脑瘫加霉星，愁苦而谄媚，自以为幽默，随时会害死人的那种浑蛋。

第二天一大清早，有人打电话到旅馆找杨迟。杨迟懵懵懂懂地跑到账台接电话，那边是个女人的声音，说：“你的同事在我们手里，他欠了我们一点钱，拿钱来换人。”

杨迟一点没觉得意外，醒了醒神说：“你让我听朱康的声音。”那边立刻传来朱康嘶哑的嗓音：“小杨，千万不要报警。你一报警我就死定了，也不要告诉厂里。他们要的不多，五万就够了。”

杨迟说：“你以为自己值几个五万？我没带什么钱，只能回厂里去要钱。”朱康急喊：“不行，你往厂里打个来回我已经死了。还有，厂里不会给我出这个钱的，厂里肯定报警。你去欠债的公司要回五万，先给我垫上，我回戴城就填回去。”杨迟幸灾乐祸地说：“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绑票的，他们为什么不要一千万赎金？反正你都拿不出来。”朱康说：“事情很复杂——啊！”显然是挨打了，接着电话就挂了。

杨迟拿不出五万块，他只带了一千块钱，银行卡里还有一万多块钱，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根据朱康的建议，他只能去寡妇会计那儿碰碰运气，挂了电话走过去一看，公司大门紧闭，果然是全都走了。杨迟站在路上想了想，就去银行提了一万块钱整，出门时怕被人劫，抱着包狂奔到了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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