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学家抗汉,自马里首都巴马科乘飞机归国,在北京呆了一天。或许因为时差,他尚未从某种恍馆状态中恢复过来。
杭汉是在六十年代初马里独立后的第三年去那里的——黑人兄弟想喝在自己土地上生长的茶,他们的愿望得到了茶之故乡中国人民的支持。茶,到底是种出来了,被命名为49-60号,显然与两个国家的国庆节有关。49——60号长势特别好,插穗一年就可抽长一米,每个月都有乳白色的茶花悬挂枝头。作为主攻茶叶栽培学的中国学者杭汉,在那个懒散而又好客的热带国家里,便分外地享受着荣誉和承受着别情了。
在国外事茶,回头看东方,遥远得像梦,中国就带上了马可·波罗般的传奇色彩。西非内陆的茶园又大又静描,叫你无法想像“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现实含义。杭汉亦不是一个耽于玄想者,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家做朋友,对稻粱寂麦黍稷下功夫。那是茶学教授庄晚芳先生在他出国前赠送的,说是他早年立志学农务茶时的座右铭呢,杭汉也就把这种务实精神拿来做了自己的座右铭。
故而,人到中年的杭汉,通过各种途径听说的国内局势,不过是一个令人既感不安又生猜测的问题。杭汉模模糊糊地想到这十几年来的历次“运动”,在国外,这两个字的尖锐感,被距离磨钝了。
恢复感觉是需要氛围的。此刻,杭汉站在根本进不去的天安门前。盛夏八月,红旗翻飞,人山人海声浪如啸。所有的人都在叫喊,用的那一套词语,是以往运动中都没有用过的。杭汉除了听清楚了“万岁”和“打倒”,其他都还不甚了了。他不由想起了杭州的一双儿女,他无法判断他们会不会也在其中——他已经在西非呆了好几年,最后的那几个月,他想家想得很厉害。可是眼下他站在首都北京,站在红浪终于退去的天安门广场,夕阳西下,华灯初放,他看到一卡车一卡车从广场上捡起来的在欢呼中被挤掉的红卫兵们的鞋子,却一时找不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觉了。
这种找不到感觉的感觉,一直从北京延续到上海,又从上海延续到杭州,直到他挤掉了衬衣所有的扣子,从火车车厢的窗口狼狈地跌出,终于站到了月台上。
尽管他把国外带回的东西都暂寄在北京朋友处,但火车上依旧挤得一天一夜没地方坐。他累极了,而妻子黄蕉风果然没有来接他,关于这一点,他早有思想准备。他们虽生有一双儿女,但在杭汉的心目中,他始终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是把蕉风当作大女儿来看待的。她总是出错,没有他的照顾,这个胖乎乎的女人的生活,就像她的近视眼,终日增里增懂。杭汉激动地想念着家人们,步行从城站穿越半条解放街。虽然满街都是“万岁”和“打倒”,以及五花八门的游街队伍,但没有影响机汉思家心切的情绪,他折人中山路,在快到羊坝头的一家菜场里,竟然还发现了集市上的半木桶黄鳝。杭汉心头一热,中国人的感觉,杭州人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
称了三条本地大黄鳝,按老规矩,杭汉清营业员烫杀了再带回家。他记得菜场旁边有家老茶馆,老虎灶上有现成的开水。杭汉与伯父同住,知道伯父喜欢吃炒鳝丝,但全家人没一个会杀,以前杭汉买了黄鳝,都是在那里烫杀了拎回家的,多年来也就成了习惯。
杭汉不知,此一回破了祖宗多少规矩,连烫杀黄鳝也一并破了。女营业员是个少妇,刚才卖黄鳝时就很不耐烦。菜场里成分比她差的人都造反游行去了,单把她留在这里抓这些滑腻腻的黄鳝,心里不平衡。想迁怒,正恨着没有机会呢,机会就找上门来了。她定定地目击了杭汉片刻,用大拇指戳戳后墙,嗓音嘶哑地喝道:“你给老子看看灵清,什么年代了,还要我们革命群众杀黄鳝?啥个成分都没查就卖给你,已经便宜了。你听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是杀黄鳝!”
杭汉先是吃了一惊,手提着那几条黄鳝一时发愣,后来便有些生气。杭州,出苏小小的地方,女子都该如西施一般的,怎么可以手指戳戳,老子老子,一副青洪帮的吃相!杭汉自小在温良恭俭让中长大,在国外呆的时间长了,又是茶学权威,别人也是当他一个人物来对待的,这样听人说话,倒还不曾有过。援非的中国人,虽然也离不开政治学习,但也不曾发展到日日背诵语录,故而孤陋寡闻,竟不知刚才那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乃是今日造反天下的口头禅。一时语塞,愣了片刻,才轻轻地回敬了一句:“你这个女同志,这么说话,什么意思?”
谁知那女子就蹬竿上房,秤盘扔得震天响:“你你你,你这个现反,竟敢说毛主席的话什么意思!抓你到造反司令部去!”
现反!杭汉狠狠地眨了一下眼睛,才想起来现反就是现行反革命。这下子,杭汉可是真正地碰了个顶头呆——怎么买了几条黄鳝的工夫,他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正不知如何是好,一旁有人来拉劝他,边推边说:“好了好了,这位革命群众看样子是跟不上飞跃发展的革命形势了,赶快回去斗私批修,再不狠斗私心杂念,就要戴高帽子跟牛鬼蛇神一起游街了。”
杭汉认出来了,拉他的正是开茶馆的周师傅,从前在汪庄当伙计的,抗战前夕他还请他们抗家人在三潭印月喝过茶的,杭家和他向来就熟。他不解地边走边说:“这位女同志是怎么啦,为什么这么恨我?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嘛,六四年我出国前全国人民都在学习雷锋,大家见面都是笑嘻嘻的嘛。”
周师傅边拉他到拐角处的老虎灶旁,边说:“杭老师你就再不要多说一句话了,今日要不是小撮着伯让我拉了你出来,说不定一顶高帽子已经戴在你头上,铜锣敲敲游街去了。”
正说到此,小撮着就在老虎灶旁的旧八仙桌后立了起来,用脚踢开了长凳,说:“我眼睛不好,也没看出是汉儿。不过听声音看做派,必是我们抗家人。”
杭汉见是小撮着伯,虽是老了一些,精神却是好的,便着急地说:“撮着怕你也进城来了,亏了你拉我过来。我出国几年,家里的事情都接不上头了。”
小撮着伯用手指了一下周围,说:“莫提你出国几年,连我这日日在家门口拄着的人,也接不上头了呢。”
周师傅连忙为他们二人冲了茶,摆着手压低声音说:“撮着你也是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小心被红卫兵听见,抓去游街!”
“老子1927年的老党员,老子革命的时候,这群毛孩子的爷爷还不知在哪里穿开裆裤呢,老子怕他们这些小猢狲属毛灰!”
“你小撮着是1927年的老革命,我周二可没有你的光荣历史可以拿来吹。不要到时候你掸掸屁股就走,连累我这老虎灶也开不下去。”
杭汉见周师傅一边在老虎灶前为他烫杀黄鳝一边那么说,心里过意不去,就说:“不会的,不会的,公私合营那会儿,我们忘忧茶庄都合营掉了。记得当时你也想合的,没地方合,这才留下的嘛。”
“杭老师,你真是不知今日天下如何走势!我已经看出来了,这根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多少年,这一回算是真正保不住了。”
周二这么说了,杭汉倒是有些上心,这才抬头仔细看那老虎灶。老虎灶的炉面是平的,下埋大锅,靠里砌两口小锅,远远看去,小锅似虎眼,大锅似虎口,那通向屋顶的一根烟囱,倒是像煞了一根老虎尾巴。旁边又置着几张八仙桌,配着数条长凳,这就便算得上是茶馆了。杭汉还能记起那老虎灶旁贴的一副对联:灶形原类虎,水势宛喷龙。如今这副对联已经换得一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虽然这资本主义的尾巴说割就割,但此刻既未割,那尾巴上便依旧坐满了看热闹的人。从前茶客相坐,谈的话题,天一句地一句,什么都有,杭州人称之为说大头天话。这个大头天话里也是包括革命的。但从前在茶馆里阔谈革命,毕竟多为风雅,不像今日,除了革命,茶馆里也没别的主题可以阐发了。杭汉边喝茶,边等着周二和摄着帮他收拾黄鳝,边听人们评点眼下局势,听一个茶客搭腔:“我们街道有个女人,一个人守着个儿子过,人也漂亮,脾气也好。昨日红卫兵去她家抄了,说是台湾特务呢。我去看了,嘿,那才叫挖地三尺!把地板都撬完了,说是要查那发报机呢。”
“查出来了吗?”众人就心急地问。
“要那么好查,还叫台湾特务吗?”说话的不屑,“那女人也是硬,红卫兵拿皮带抽,也没把发报机抽出来,我看就差上老虎凳了。可惜不是白公馆渣滓洞,那女人也不是江姐。最后几个小将也急了,说她是花岗岩脑袋死不开窍,浇了一头的沸水……”
听到此,众人不由轻叫起来,说:“亏这些小将想得出!”
茶客站了起来,抖抖手里的小彩旗说:“你们哪,都记着,这碗茶也不能够再喝上几天了。保不定一会儿来群红卫兵,也往茶桌上泼那沸水。你当我们这样二郎腿跷跷,茶杯托托,是什么人?统统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要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一万年不得翻身呢。”
他这么说着,就扬长而去。杭汉心里忐忑,想问问那人是哪个街道的,张了张嘴,也没有开口。眼前发生的一切,令他摸不着头脑,也让人恐惧。他有一种万丈高楼就要一脚踏空的不幸的预兆。现在他已经彻底忘记了非洲——真不可思议,他离开那里才两天,就已经无法判断,那个黑非洲中的绿色的茶园,究竟是现实还是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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