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世界——西伯利亚总督——阴险毒辣的警察局长——好商量的法官——葬身火窟的县长——传播东正教的鞑靼人——女性的男孩——马铃薯恐怖及其他
彼得大帝的改革的最不幸后果之一,就是官僚阶层的形成。这个阶层弄虚作假,不学无术,贪得无厌,除了当官做老爷什么也不会干,除了公文格式什么也不懂。这是一批世俗的僧侣,法庭和衙门中的神父,他们贪婪,卑鄙,张开了千百张大嘴吮吸人民的血。
果戈理揭开了一角帷幕,让我们看到了俄国官僚的丑恶面目;但是果戈理不得不对一切付之一笑,他的伟大喜剧天才压倒了他的愤懑。何况俄国书报审查制度的枷锁束缚了他的手脚,他几乎很难接触到这个肮脏地窖的悲惨底层,然而俄国的贫苦百姓正是在这里度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在乌烟瘴气的办公厅,我们匆匆穿过的办公厅里,磨破了衣袖的官吏们不断伏案书写——在灰色纸上拟稿,在印花纸上誊正,要把个人、家庭、整个村子送进痛苦、恐怖和毁灭的深渊。于是父亲被长期流放,母亲关进了监牢,儿子给送去当兵——这一切灾难都像晴天霹雳,突然降临,可是大部分人是无辜的。原因何在呢?在于钱。快把分摊的款子收齐交清……否则就要对尸体进行侦查啦——其实死者只是喝醉了酒在冰雪中冻毙的。这样,村长收钱,乡长收钱,农夫拿出了最后一文钱。警察所长要生活,县长也要生活,而且要养活老婆;省长更要生活,而且还要栽培子女——省长是模范父亲呢……
官僚制度统治着俄罗斯东北各省和西伯利亚,它在那里通行无阻,毫无顾忌……天高皇帝远,大家参与分赃,掠夺成了共同的事业。皇帝的权力像霰弹,打不进这冰雪覆盖的污泥坑,这遍布沼泽的沟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无济于事,一切要求都遭到歪曲;它被欺骗,被愚弄,被蒙蔽,被出卖,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忠心耿耿、奉公守法的外表下进行的。
斯佩兰斯基1曾试图改善西伯利亚人民的命运。他在各地实施委员制原则,仿佛问题在于哪种盗窃好——是个人盗窃还是集体盗窃。他撤换了几百名老骗子,又起用了几百名新骗子。起先他把地方官弄得惶惶不安,以致官员纷纷向农民行贿,怕他们检举揭发。但过了两三年,官员们发现,对他们的升官发财,新制度不比旧制度坏。
还有一个怪物韦利亚米诺夫将军2,他在托博尔斯克雷厉风行,干了两年,想消灭贪污舞弊,但看到毫无成效,只得草草收场,从此什么也不管。
另一些人比他明白事理,根本不想尝试,他们发了财,也让别人发了财。
一个白发苍苍的农民,为了一件显然不公平的事去告状,莫斯科省长谢尼亚温3对他说:“我要根除贿赂。”老头儿听后不觉笑了。
“你笑什么?”谢尼亚温问他。
“老爷,请原谅,”农民回答,“我只是想起了我们一个小伙子,他夸口说,他能举起大炮,他还真的试了试,可惜没有把大炮举起!”
这个故事是谢尼亚温亲口讲的,他属于俄国官员中那种不切实际的人,他们以为讲几句正义之类耸人听闻的空话,严厉惩办几个落网的骗子,就可以消灭在俄国监察制度树荫下自由繁殖的贪赃枉法的毒菌。
要消灭它只有两个办法:把一切公之于众;彻底改组整个机构,重新实行仲裁法庭、口头诉讼、地方官员民选制度等等彼得堡政府所敌视的一切具有人民因素的措施。4
西西伯利亚总督佩斯捷利,被尼古拉处决的著名的佩斯捷利之父,是真正的古罗马地方总督,而且是最野蛮的一个。他一贯在全边区实行公开的掠夺,他的暗探封锁了它与俄罗斯的联系。没有一封出省的信不受到检查,任何人敢于对他的统治提出申诉,都要倒霉。他把一等行会5的商人关了一年,锁上镣铐,亲自审问。有的官员被他派往东西伯利亚边境,两三年不得回来。
人民长期忍耐着,最后,一个托博尔斯克小市民决定上告,向皇帝呈报真相。他不敢走一般人走的路,先绕到恰克图,又从那儿随着茶叶商队穿越西伯利亚边境。他找到一个机会,在沙皇村向亚历山大呈上了状子,恳求他看一下。状子上那些可怕的事件使亚历山大愣住了,他感到吃惊,把小市民叫来,与他谈了好久,深信他的告发件件属实,伤心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现在回家吧,老弟,这案件会查清楚的。”
“陛下,”小市民回答,“我现在不能回家。请陛下最好把我关在牢里。陛下与我的谈话不可能保持秘密,我会给杀死的。”
亚历山大震动了,转身对当时任彼得堡总督的米洛拉多维奇说:
“你给我负责他的安全。”
“那么,请准许我把他带回家中。”米洛拉多维奇提出。
小市民真的在那儿待到了案件结束。
佩斯捷利几乎经常住在彼得堡。大家知道,古罗马的地方总督通常也是住在罗马的。他靠他的在场和社会关系,尤其是靠瓜分赃款,可以防止一切不愉快的谣言和纠纷6。国务会议利用亚历山大去维罗纳或亚琛7的机会,聪明而公正地决定,由于密告涉及西伯利亚,应把案件移交佩斯捷利查明处理,好在他在这儿。米洛拉多维奇、莫尔德维诺夫8和另外一两个人,反对这意见。案件送到了参政院。
参政院对高级官员的案子包庇纵容,从不秉公办理,它保护了佩斯捷利,却把托博尔斯克省民政长官特列斯金削职流放,剥夺了贵族称号。佩斯捷利只是罢官了事。
佩斯捷利之后,托博尔斯克来了个卡普采维奇9,他出自阿拉克切耶夫门下,生得瘦瘦的,脾气急躁,天生是个暴君,又在军队中干了一辈子,是一个办事卖力,不知疲倦的人。他把一切纳入军事体制,宣布这是他的最高职责,其余日常事务则交给手下一班强盗处理。1824年,皇上想访问托博尔斯克。彼尔姆省有一条出色的大路,一向是车马来往的交通要道,大概土质本来就很结实。卡普采维奇在几个月内照样赶造了一条,通往托博尔斯克。当时春寒料峭,道路泥泞不堪,他却驱使数千民工修路;村庄不论远近,都得派工。结果疾病流行,民工死了一半,但是“忠贞之心胜过一切”,路还是修通了。
东西伯利亚当局更是荒谬绝伦,什么也不管。这地方实在太远,与彼得堡简直音信不通。在伊尔库茨克,布罗涅夫斯基总督每逢出外“散步”,总要鸣放礼炮,以壮观瞻。另一位总督穿了全套法衣,与大主教一起在家举行祈祷,却喝得酩酊大醉。然而,前者的胡闹和后者的虔信,都不如佩斯捷利的封锁消息和卡普采维奇的励精图治那么有害。
西伯利亚治理得如此糟糕,确实可惜。总督的人选特别令人遗憾。我不知道穆拉维约夫10怎样,他的聪明才干是有名的;其他人完全不称职。西伯利亚的前途不可限量,可是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地窖,那里藏着不少黄金、皮毛和其他财富,然而它寒冷,遍地冰雪,缺乏生活资料,没有沟通各地的道路,没有居民。这不是真的。
死气沉沉的俄国政府做一切都靠暴力,靠棍棒,不可能赋予西伯利亚以生命力,使它以美国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我们会看到,当阿穆尔河口开辟了航道,美国与西伯利亚在中国附近相会时,情况会变得多么不同。
我早已说过,太平洋是未来的地中海。11在这个未来中,西伯利亚这块处在太平洋、南亚和俄罗斯之间的土地,它的作用是异常重要的。当然,西伯利亚必须面向中国边境。有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米努辛斯克等地,在别廖佐夫和雅库茨克就不会真的感到寒风凛冽,冷得发抖了。
西伯利亚俄国居民本身的特点,就具备了另一种发展的基础。一般说来,西伯利亚种族是体魄健康、身材魁梧、聪明而非常正直的。移民流放犯的子弟也成了西伯利亚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地主的权力。在西伯利亚没有封建贵族,在城市里也没有特权阶级。代表政权的文武官员,与其说像贵族,不如说像征服者派驻这儿的敌军警备部队。辽阔的区域拯救了农民,使他们不必经常与官吏接触;金钱拯救了商人,使他们可以藐视西伯利亚的官吏,表面上对他们百依百顺,实际上看透了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管理民政事务的掌柜。
尚武精神对西伯利亚人是必要的,也是普遍的;习惯于危险,习惯于机动灵活,使西伯利亚农民比大俄罗斯人更具有英雄气概,更能随机应变,更多反抗精神。由于教堂遥远,他们的头脑比在俄国更容易摆脱迷信的影响,他们对宗教是冷淡的,大多数是分裂派教徒12。有些偏僻的村庄,神父一年只去两三次,在那里成批地施洗礼,主持葬仪和婚礼,听取忏悔。
乌拉尔山脉这边,一切还比较平静,尽管这样,几年来我奔走在省长的办公厅和餐厅中,仍听到了不少贪官污吏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的故事,如果要写,这是罄竹难书的。
一天,维亚特卡市警察局长与我谈天,谈到高兴处便说道:“哦,我的前任局长才了不起呢,真是一位教授。当然,人人可以这么过活,但是你得天生有这能耐呵。这个人可算得出类拔萃,是我们中间的谢斯拉温和菲格纳13。”这个瘸腿少校是因负伤升任警察局长的,他想起光荣的前任,连眼睛都发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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