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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第1页)

一个人最难使人理解的地方,并不是他对两性或赞扬所做出的反应,而是他怎样设法把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打发过去。正是这个原因,码头工人不了解店员,伦敦人不了解布须曼人223

正是这个原因,卡萝尔也不了解婚后的维达。至于卡萝尔自己,已经有了孩子,一幢大房子也需要她照料。肯尼科特在外出诊的时候,只要来了电话,她还要替他代接一下。此外,卡萝尔见了什么书都要拿来读读,而维达只要看看报纸的大标题就得了。

可是维达脱离了多年来沉闷的寄宿生活以后,非常喜欢操持家务,哪怕是令人腻味的琐事也绝不肯放过。她没有雇用人,说实话也不想雇用。她做饭炒菜,烤点心,打扫房间,洗刷晚餐桌布,那种高兴劲儿就像一位化学家来到了新的实验室一样。炉灶在她看来真的就像是一座神圣的祭坛似的。她一上街买东西,往往胸口抱着一大堆肉汁罐头回来。她还会买一把洗碗刷或是一大块熏肉,看样子就像准备大宴宾客似的。她两膝跪在一棵豆苗旁边,喃喃自语道,“这是我亲手培植出来的——我给大自然创造了一个新生命。”

“看到她是那么幸福,我很高兴,”卡萝尔暗自寻思道,“我也应该以她为榜样。我疼爱自己的孩子,不过,谈到家务方面——哦,我想我还算是走运,跟新开垦的林地上的那些农妇或是贫民窟里的人相比,真不知道要好多少呢。”

可是话又说回来,凡是自以为生活比别人优裕的人,也不见得就会感到非常满足,或者永远满足。

那么,卡萝尔自己的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又是怎样打发过去的呢?她一起床,就给孩子穿衣服;吃过早餐,就吩咐奥斯卡里娜当天要买哪些东西,领着孩子上门廊那儿去玩,再到肉铺子去买牛排和猪排,接着给孩子洗澡,用钉子把架子钉牢;吃过了午饭,安排孩子午睡,给了送冰块的工友小费后,看一个钟头书,然后带孩子出去散步,顺便去拜访一下维达;吃过晚饭,让孩子上床睡觉,马上补袜子,耳边听到肯尼科特一面打呵欠,一面在指责麦加农大夫不该用他那套蹩脚的X光仪器来治疗上皮癌;补好了长袍以后,已经昏昏欲睡,只听到肯尼科特在给炉子添煤,临睡前还硬着头皮看了一页索尔斯坦·维布伦224的书——整整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只有在休非常淘气,或者呜呜呜地叫,或者哈哈哈地笑,或者用令人吃惊的成年人的口吻说“我爱我的小椅子”的时候,卡萝尔心里才会感到很高兴,在别的时候,她总觉得孤单冷清。一想到这里,她再也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幸运了。她真恨不能像维达那样安于戈镇的现状,高高兴兴地拖地板——那才好呢。

卡萝尔看过的书,真是数量惊人,这些书不是从公共图书馆借来的,就是从圣保罗各书店买来的。起初,肯尼科特对她买书的癖好感到十分不安。书——终归是书吗,这儿的图书馆里有好几千册书,可以免费借阅,那你又何必一定要自己掏钱去买呢?为了这件事,他担心了两三年,后来认为她之所以染上“怪癖”,也许就是因为她当过图书馆馆员,恐怕一辈子也都改不掉了吧。

她读过的这些书的作者,十之八九都是维达·舍温深恶痛绝的。他们中间,有年轻的美国社会学家、年轻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俄国的恐怖分子、安纳托尔·法朗士225、罗曼·罗兰226、尼克索227、威尔斯228、萧伯纳、凯伊、埃德加·李·马斯特尔斯229、西奥多·德莱塞230、舍伍德·安德森231、亨利·门肯232以及所有具有颠覆性的哲学家和艺术家,无论是在纽约挂着蜡防印花布帷幔的画室里,在堪萨斯的农场里,在旧金山的客厅里,还是在阿拉巴马的黑人学校里,许多妇女正在孜孜以求地向他们请教。卡萝尔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种模糊不清的、如同好几百万妇女都感觉到的愿望,同时,她也得到了一种必须具有阶级意识的决心,但她就是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属于哪一个阶级。

她读的这些书当然对她观察大街、戈镇以及跟肯尼科特一起驱车时所看到的附近乡镇很有帮助。在她飘忽不定的思想里,逐渐形成了某些信念,甚至就在她上床睡觉前,或是在修剪指甲时,或是在等待肯尼科特回家的时候,也还会出现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断印象。

后来,她就把自己的这些信念告诉维达·舍温——维达·伍瑟斯庞。她们两人坐在热水汀旁边,那里还有一大碗刚从惠蒂尔舅舅的杂货食品店买来的质量不太好的胡桃和美洲山核桃。那天晚上,肯尼科特和雷米埃跟斯巴达协会的其他几位干事一起到瓦卡明去主持该地分会的成立仪式。所以,维达就跑到卡萝尔家里来过夜了。她先是帮着卡萝尔让休上床睡觉,而且还满嘴唾沫星子乱溅,啧啧称赞孩子的皮肤很柔嫩。随后,她们两人就开始闲聊天,一直聊到深更半夜。

那天晚上,卡萝尔嘴里所讲的和她心里反复琢磨的,表达了成千上万个草原乡镇的广大妇女的心声。她所提出的方案,并不能使许多现实问题迎刃而解,只不过展示出一些可怜巴巴的、徒劳无益的幻景罢了。她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简明扼要地用言语表达出来,只是略微提到了这么几句,说,“哦,你知道,”“你要是领会我的意思的话,”以及“我可不知道这会儿我自己是不是讲清楚了”。其实,她的这些意见已经够明确,足以使人义愤填膺了。

卡萝尔说,她在读通俗小说和看戏的时候,发现美国的小镇只有两种传统。第一种传统,往往可以从每月出版的几十种杂志里看到,那就是说,美国的许多小镇,至今仍然保持着古老的淳朴和睦的风气,在那里可以娶到心地纯洁的、可爱的姑娘。因此,凡是在巴黎一举成名的画家,或是在纽约发家致富的金融家,早晚要对那些漂亮的城市女人感到厌倦,都会说大城市邪恶透顶。于是,他们就衣锦荣归,娶上他们孩童时代青梅竹马的情侣,欢欢喜喜地定居在这些小镇上,安度晚年。

另一种传统,就是说,所有的美国小镇都有以下这些重要特征:男人脸上都留着络腮胡子,草坪上都有铁狗雕像,门前都有金碧辉煌的砖饰,都拥有西洋跳棋和涂上金色香蒲花纹的水壶,此外还有一些精明而又滑稽的老头儿,他们往往被人叫作“土佬儿”,有时他们突然会大喊一声:“哼,俺老子赌咒发誓就得了”。这种令人心驰神往的传统,至今仍然是杂耍歌舞剧团、滑稽插图的画家以及报上幽默小品的绝妙题材,但在实际生活里,远在四十年以前就已消失殆尽了。就卡萝尔所在的那个小镇来说,那里的人们心里想的,早已不是像过去那样的贩卖骡马的生意经,而是什么便宜的汽车、电话、成衣、谷仓、紫苜蓿、柯达照相机、留声机、莫里斯式皮圈椅、桥牌奖、石油股票、电影、地产、从来没有读过的《马克·吐温全集》以及文字写得非常简洁的政治书籍。

对于这样的小镇生活,尽管像肯尼科特或是钱普·佩里这种人都觉得很满意,但也还是有千千万万的人——特别是女人和年轻小伙子——并不完全感到满意。脑子灵活一点的年轻人以及那些走运的寡妇,都一溜烟地逃到大城市去了。他们不管小说里所写的那种传统,而是决心在那里住下来,哪怕在假日也很少回到老家来。在这些小镇上,就是最最慷慨激昂的爱国志士,到了晚年,只要有路子,也会离开那里,举家迁往加利福尼亚或者其他各大城市。

卡萝尔历来认为,问题并不在于乡巴佬的愚昧无知,而是因为乡镇上缺少生活乐趣!

小镇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是呆板划一、缺乏灵感的,人们的举止言谈无不呆滞迟钝。而且,为了得到别人的尊敬,精神上就得受到严格的节制。这是一种满足的情绪……就是弥留之际的死者蔑视自强不息的生者那种满足的情绪。他们却把这种消极态度推崇为唯一美德。这里禁止人们享乐,要人们心甘情愿受奴役,就像笃信上帝一般崇拜这种死气沉沉的生活。

这些呆板乏味的人们,吃的东西简直味同嚼蜡,饭后就坐在扎屁股的摇椅里,身上连外套都没有穿,脑子里则是空空如也,耳朵里听着机械刻板的音乐,嘴巴里赞美“福特”牌汽车机械性能好,竟然还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的一员。

卡萝尔曾经了解过这种普遍沉闷的生活对来自外国的移民所产生的影响。她记得,在头一代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中间,还可以看到一些异国情调。有一次,碧雅领她去逛路德教会礼拜堂前设摊叫卖的挪威人市集,她看到在一个地地道道的挪威乡村小饭馆里,有一些肤色苍白的女人,穿着镶嵌金丝、有彩色珠子滚边的大红坎肩,蓝边的黑裙子上束着绿条子围裙,高高耸起的小圆帽使她们的脸蛋儿显得格外俊秀——她们正在给顾客们端上“rommegrodoglefse”——甜酥饼和肉桂酸牛奶布丁。卡萝尔在戈镇破题儿头一遭发现了这种新奇的事物。她几乎醉心于这种淡淡的外国风情之中。

可是她也看到,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女人,却乐于把她们带有肉桂风味的布丁和大红坎肩,各自换成炸猪排和浆得绷硬的白褂子,把挪威峡湾古色古香的圣诞赞歌换成了《她是我的爵士乐美人儿》。她们的生活方式渐渐地跟美国生活方式趋于一致。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她们那些本来愉快的、新颖别致的习俗,如今早已蒙上了灰暗的色调。这一变化过程,虽说也许会给小镇生活增添异彩,殊不知却在她们的子女身上集大成。他们穿的是成衣,说的是中学里流行的俚语,竭力遵守当地礼俗,这么一来,健全的美国生活习俗,就毫无保留地把入境的外国风俗习惯完全同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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