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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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人的一生是不值得过的，可以随时死去。唯一值得过的，最美好的事情，你要想做一件事情，彻底忘掉你的处境，来肯定它。要满怀激情做一件事情，生活才有意义，这绝对是生活最重要的真谛。这不是我讲的，是韦伯说的。（1）所以我并不照着这个做。韦伯这么做了，他穷困潦倒，最后因为没有钱吃饭而饿死在冰原上。这对我来说实在过于可怕，所以我不这么做。人们常说，真理可以战胜恐惧，可对我来说却恰恰相反，恐惧战胜了真理。我爱真理，却怕痛，怕冷，怕吃不饱，于是我便投降了。在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片刻忘掉过自己的处境，所以我不敢……不敢……不敢……日子就在这样小心谨慎反复算计中不知不觉地消耗掉了，直到我突然明白：这样的一生是不值得过的，我可以随时死去。

问题在于我应该怎么死去。

有人在招募志愿者，从事一项据说很光荣很伟大的事业：实验埃博三号病毒疫苗。这个事业没什么钱途，没有薪水，连工作都算不上——不需要技术，只要是个活人就行。如果不幸死掉，还不能保留全尸，因为尸体要拿来解剖研究。

然而我却报名了。我想，人的一生不能老这么猥琐，而告别猥琐，最快最直接——不能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一种轰轰烈烈的办法死掉。在报名的那一刹那，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身上。现在我就是人类的代表，将与那种比头发丝还要细上万倍的恶魔进行殊死搏斗。我报名充当了志愿者，随时准备死掉。神圣的使命感让我浑身发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意义。

埃博病毒的来源谁也说不清楚。据说它来自一种猴子，当时这不幸的猴子被做成一道菜放在餐桌上，孰料这猴子没有死透，竟猛然睁开了眼睛，然后被它的眼睛瞪过的食客就染上埃博病毒，在三天后死翘翘了，而瘟疫就此传播开来……这种说法据说来自一个神秘的动物保护宗教组织——自然派。在他们的圣书里边，《启示录》第一章第一页第一句写着：“毁灭，然后才有创造。”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我不是自然派教徒，于是另一种说法对我而言显得更有吸引力：某种变异的流感病毒在某国的实验室里被培养成烈性传染体，打算制成一种秘密生化武器，然而，病毒不小心被带出了实验室，于是就有了大灾难。

大灾难是恐怖的回忆。那时候城里边到处都是死人。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人收尸，后来连收尸的人都死光了，于是尸体堆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再也没有人理会。城市开始腐烂发臭，令人作呕。人们试图逃离城市以躲避灾难，他们冲出大厦，冲出地下室，使用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只要能找到的交通工具全都用上了，力图跑出城市，争取一线生机。

可是城市之外也在死人，人们死在田野里，倒毙在公路旁。那些被看做避难所的地方，原始森林，荒漠，草场，也到处是尸体。动物们也和人类一样死掉，家养的和野生的，都在死亡线上挣扎。野兽死在巢穴里，而飞鸟则从天上掉下来。

我是幸存者。病毒无孔不入，却不能对抗低温。在那些终年覆盖着冰雪的地方，病毒无法生存。南极洲和北冰洋，地球的两极是仅存的避难所，夹在两者之间的广袤土地都成了生命禁区。据说北冰洋的冰盖和岛屿上曾经有人幸存，后来他们也都死了，因为没有电力和食物。我们比他们幸运，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南极洲拥有四座核电站、三十六个地下基地，甚至还有专门为研究太空旅行而设置的两个合成食物研究院及附属工厂。联合国世代飞船计划也在这里设置了训练基地，把一个大飞船的骨架放在极地严酷的环境中接受考验。这个大飞船的周围和地下，就是我所在的基地，南极洲最大的基地城市——联合号城。南极洲有三十四万人口，这就是目前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所知道的全部的人。

如果对于痛苦和绝望没有感受，这样的死亡也不算什么。亿万年前，那些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后的三叶虫，六千五百万年前，那些统治了大地和天空的恐龙，都经历了大规模的死亡，然后灭绝。而生物圈却永远不死，总会在每一次毁灭性打击之后恢复生机。生命总能够为自己找到出路。人类祖先也曾面临灭绝，十万年前黄石公园的火山爆发触发了冰川期，严寒和饥饿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整个地球只剩下上千人口……然而人类还是挺了过来，发展了文明，繁衍出八十亿人口，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和冰川世界中苦苦挣扎的蒙昧祖先相比，我们现在的处境无疑要好太多了，至少我们还有文明和三十四万人口。

埃博病毒项目组的负责人巴罗西迪尼阿博士，是个印度人。印度是一个炎热的北半球国家，带着几分神秘，然而这个国家却派遣了一个科学考察团长年驻扎南极洲。巴罗西迪尼阿到这儿来是研究史前细菌的。南极洲曾经是温暖湿润的大陆，有繁盛的植被和各种各样的动物，还有无数的细菌。动植物早已经不复存在，细菌却很可能仍旧活着，冰冻在亿万年的坚冰之下，生命进程停滞，却仍旧活着，只要把它们带到地面就能苏醒。两种相隔了亿万年的生命亲密接触，即便不算神奇，至少也激动人心。巴罗西迪尼阿却退出了这激动人心的事业，转而研究埃博病毒。他别无选择，作为人类唯一幸存的微生物学家，他要撑起三十四万人的希望。我喜欢他，因为他居然是一个会说中文的印度人。而且，据说自从他的妻子死于大灾难后，他一直独身，不近女色。我喜欢这样痴情而执拗的人。

我在一个白色的实验室里见到了他。他让我躺在一张床上，做准备工作。一切都准备就绪，他拿出一张有密密麻麻文字的纸来让我签字。

签字！我已经签了无数张纸了，无论其中的内容有多么不同，核心只有一个：我自愿放弃生命，没有人对我的死亡负责。死亡是一件大事，特别是自愿死亡，哪怕声明过一千遍也有人会要求声明第一千零一遍。我拿起笔，准备写下名字。然而一行字让我停顿下来——“身体被啃噬过程中，会出现高热和极端灼痛……”等等，我是来做病毒实验的，并不是来让某种东西吃掉的。我把这段声明指给博士看，请他给出一个解释。

博士看着我，目光犀利，“他们没有给你解释过吗？”

我坚定地摇头。

博士拉过椅子，坐在我身旁，“好吧，可能你对生死并不在乎，但你一定在乎你是怎么死的。人都不喜欢死得不明不白。首先，埃博病毒并不是病毒，而是细菌。那些传播消息的人觉得病毒比细菌听起来更可怕，于是他们就说那是病毒，到最后，我们也不得不用病毒来称呼它。它的学名，叫做埃博肉球菌。”

肉球菌这个名词听起来有些可笑，它让我想起一道叫做红烧狮子头的菜。八岁那年，父亲给我做过这道菜，后来我再也没有尝到过，记忆中，那是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和这残酷的吃人的小东西相去万里。我扑哧笑出声来，巴罗西迪尼阿显然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他向我投来询问的眼光。我摇摇手，“没什么，你继续说。”

白色实验室里的两个人，一个躺着，一个坐着。实验室外边，围着许多人，大多声名卓著，或者是记者——他们表情严肃，听着巴罗西迪尼阿博士关于埃博病毒和星球命运的演讲；而躺在床上的我，却神游物外，除了开始的几句话，满脑子都是红烧狮子头。红烧狮子头可以是人生的某种意义。我突然不想死了。

巴罗西迪尼阿停止说话，这把我的注意力拉了回来。他盯着我，“你退缩了？害怕了？”

也许他看出了什么，或者他见过许多因为害怕痛苦而临阵退却的人，然而我有自己的缘由，我想吃一口红烧狮子头，这强烈的渴望压过了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崇高感。我同样盯着他，认真地点点头。围观的人一阵哗然。我们俩对视着，沉默着。他眨了眨眼睛，“没关系，你有时间考虑。今天只是给你做一些机能测试，如果三天之后你仍旧选择放弃，这就算是一次免费的体检。”他把那张有着密密麻麻文字的纸丢给我，让我带回去仔细看。

一个不够勇敢的人听完巴罗西迪尼阿的描述，绝对不会再有挑战埃博病毒的念头。这种细菌是如此恶毒，它一点一点地啃噬人的内脏，却让人维持着神经活动。极端的痛苦胜过癌症发作！所有的患者无一例外都会陷入意识模糊和癫狂状态。不可能有人挺得住，正常的神经绝对会崩溃、瓦解，身体于是成了一堆无意识的肉。一堆无意识的肉，或者一个疯子，这两个选项似乎都偏离我的想象很远。在我最初的印象中，病毒夺去人的生命，就像钢刀抹断人的脖子，只需要一刹那。

然而我无所谓。我退却并不是因为害怕这样的情形，而是我想吃一口红烧狮子头。这个要求在所有的三十四万人中间散播开来，有上千人挺身而出要为我做这道菜，好让我安心地躺到手术台上去。我拒绝了，因为他们并不是我父亲。但这道菜最后还是不由分说地突破重重困难来到了我面前，它来自南极洲治理委员会，这个星球上残存的最高统治机构。

四个黄乎乎的肉球泡在热气腾腾的芡汁里，散发着味精的气息。南极洲有足够的合成食物，还有不少鱼和海豹，只是猪肉早已经没有了。为了这道菜，委员会在全洲范围内征集生猪肉，一个慷慨的捐赠者捐出了六百克——他在多年以前亲眼看见父亲把这块肉埋藏在冰原里，那可能是他们最后的一点美味。我盯着眼前的四个丸子，丝毫没有食欲。我相信，如果没有猪肉，他们会用人肉做成丸子送到我面前。我当着无数的摄像机和记者的面把丸子吃了下去，味同嚼蜡。然后我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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